虛雲大師與太虛大師佛學思想比較

　　趙偉 鄧子美

　　求學貴在悟道，頓悟心傳也好，漸悟誦經也罷，路徑隨個人根器有異，歸元則無二——融通真俗二谛，自度度人。凡此，皆可成就大德。然而言說易，踐行難，釋伽牟尼以降，爲萬衆景仰之高僧大德寥如晨星。中國近代社會黑暗至極，虛雲大師與太虛大師正是那劃破夜空之寥寥晨星。與其說他們各自在世俗社會名喧一時而被後世瞻仰，不如說他們代表了中國佛教僧人的真精神，以自身堅忍精進之一生诠釋證悟成佛之菩薩道，傳承佛法慧命。兩位大師身處同一時代，于世間萬象之體察，必有英雄所見略同之處，但畢竟和而不同，才是大智慧常態。本文通過兩位大師佛學思想的比較，就其大略，梳理出其異同之處。疏而不周，敬請方家教正。

　　一、 兩位大師禅學思想比較

　　虛雲和尚誠爲禅僧本色的集中體現者。江味農居士在論及近代禅宗諸老宿時曾說：“山林中潛修密契，不求人知，人亦不易知之者，無論矣。其以宗匠自命者，往往墨守偏空，雜糅異見，雖廣修徒衆，名喧一時，亦不足重。就吾所知，能真參實悟，行解相應，不愧爲人天眼目者，惟虛雲禅師足以當之。”[[1]] 而太虛大師也深貫叁藏，內學赅極八宗，外學兼通中西，但大師佛學之本乃出于禅門。兩位大師的禅學思想代表了佛教契應與化導現代社會的不同方式，但殊途同歸。

　　虛雲大師的特色在于：第一，以定開慧，功力超邁。大師早年出家，苦節自勵。後幸得融鏡法師點撥，初悟大乘自度度人要旨。曆經磨練，至揚州高旻寺參加由法忍和尚主持的禅七法會。勇猛精進，至第八“七”時，一日開水濺水，茶杯落地，疑根頓斷，禅關盡破。因述偈曰：“杯子撲落地，響聲明瀝瀝，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息。燙著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語難開，春到花香處處秀，山河大地是如來。”[[2]]1901年，他又至終南山結茅潛修。曆時叁年，乃不爲“定”所縛，盡得南禅慧開真傳。然就戒定慧叁學相對而言，他在近代以禅修名世，其禅定功力無人可及。如1907年至泰國募善款，“一“定”九日，轟動暹京。”[[3]]

　　第二，參禅爲主，經教相輔。作爲禅師，當然參禅爲要，但虛雲大師早年便酷愛誦讀大藏。他認爲禅門不應僅限于參話頭，背公案，經教也可以宏宗，與參禅相輔相成。他尤其贊賞《楞嚴》等經，曾撰《楞嚴經玄要》、《法華經略疏》、《遺教經注釋》等。爲此他爲衆開示時不但講公案，也常常講經。此外，他注重經教還由于強調經典的權威，有利于佛教各宗派的團結與教義的相對統一，以此破除各宗的門戶之見。

　　第叁，主張“信”爲前提，但不必拘守坐禅，平常心皆道。他認爲：“善用心者，心田不長無明草，處處常開智慧花。”因此，不以爲一定要到禅堂打坐才是參禅，“平常日用，皆在道中行，那裏不是道場。在他看來禅常的設置，以及所謂參禅，“不過爲我等末世障深慧淺的衆生而設。”真正的禅者“行也禅，坐也禅，語默動靜體安然。”“運水搬柴，鋤田種地，乃至穿衣食飯，都是修行佛法。”[[4]]這深得南禅真髓。

　　第四，主張禅淨不二，恢宏南禅五宗。他認爲：“參禅念佛等法門，本來都是釋迦老子親口所說。道本無二，不過以衆生夙因和根器各各不同，爲應病與藥計，便方便說了許多法門來攝化群機。”他認爲中國佛教到後來諸宗派的出現，乃是諸位祖師“不過按當世所趨來對機說法而已，”盡管各宗派修持方式或有不同。但“那一門都是入道妙門，”而且法法本來可以互通，圓融無礙的。虛老指出從修行實踐看，念佛念到一心不亂，何嘗不是參禅；參禅參到能所雙忘，何嘗不是念實相伸縮。他一再強調禅乃淨中之禅，淨乃禅中之淨。禅與淨，可以相輔而行，並非水火不相容。他對那些懷有門戶之見，將禅淨妄分高下的人深感悲憫，並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佛門最堪悲歎的現象。”[[5]] 但他承繼與複興南禅門下五宗法脈，即傳承臨濟、曹洞而遙接雲門、沩仰、法眼。這分明洞見了唐宋時，五家七宗各自發揮特色，相互爭競激揚，爲佛教中國化與南禅的豐富發展所起的很大作用。所以，他一身承接了鼓山釋妙蓮所傳臨濟，釋耀成所傳曹洞兩脈，爲臨濟宗第四十叁世，曹洞宗第四十七世傳人；又應釋寶生之請上續沩仰，爲第八世傳人；應釋青持之請再續法眼，並中興雲門，遙承法嗣，分別爲第八世與第十二世傳人。他撰成《法系考證》、《禅宗五派源流》等著作，發揮各家參悟特色，物色後學，將各家法脈分傳之。發揚宗門特色與反對門戶之見，其實相反相成。前者正如大師所言“以衆生夙因和根器各各不同”，故法亦有異，以便入門。同時我們應看到，由于現代社會市民與其他階層對宗教的超越性追求不同，[[6]]這在當代佛教界表現爲各教團的宗旨有別，使得不同追求者都能覓得其所向往的精神歸屬。但這點差別絕不可誇大爲唯有自身最優越的門戶之見，使現代佛教宗派間各自發揚宗風的百舸爭流，劣化爲被虛雲痛斥的傳統子孫製寺院般的“內耗”。

　　虛雲大師的禅學思想最大限度地繼承發揚了中國化佛教典型——南禅的優良傳統，至今垂爲風範。

　　而太虛大師系近代佛教領袖，他雖然在提倡佛教革新的過程中堅持中國化，堅持繼承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但綜觀太虛之禅學思想，與虛雲又有明顯不同。

　　第一，以慧導定，定慧交融。太虛一向認爲，佛學就是慧學。他雖也受過敬安法師親授的坐禅訓練，但首次開悟卻在閱藏時。對他來說，正智正見的接受在開悟之前，這能保證禅修不出偏差。1916年，太虛在閱覽《唯識述記》中“假智诠不得自相”一章時，第叁次開悟，對于諸法離言自相，真覺無量情器，一一塵根識法，都洞悉了其中始終條理；對深蘊其中的精微嚴密，森然秩序，有了明徹的體認。這才是對佛法“空”慧的根本洞見。他曾自述他一生經曆的叁次禅定體驗，爲我們展示了他推行“人間佛教”的初始因心。他回想第一次禅定之後的情形說：“我現在想起來，當時如從這種定慧心繼續下去，叁乘的聖果是可以成就的。可惜當時就改了途徑……”原因在于遇到了一位華山法師，與之辯論十幾天，積數十萬言。後來覺他頗有道理，對于譚嗣同的《仁學》，尤極爲欽佩。由此轉變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國救民的悲願心。“因爲悲願心太重，未能向禅定去繼續深進。”[[7]]顯然這與虛雲不同。太虛反複指出佛教不能離開社會，佛教徒的供養來自社會，因而要報四恩，服務社會，淨化社會。當然，這也是南禅入世傾向的進一步發展，但太虛修定、慧的重心與虛雲有異。就當時而言，其融貫真俗中外的智慧亦無人能及。

　　第二，重視經教，以禅爲本，兼宏八宗。禅宗與其他佛教宗派比較而言，確實強調心悟，“不立文字”；但決不能誤爲廢經不觀。爲糾正明清狂禅的流弊，近代禅宗大師都強調以經教輔宗門。實際上，即使南禅也曆來尊奉《壇經》。自達摩祖師以來，禅宗更是一直把《楞伽經》、《金剛經》、《般若經》、《楞嚴經》等作爲本宗的基本典籍，以至早期禅宗被稱爲“楞伽宗”。“不立文字”僅爲針砭教條式地死啃經典者。太虛在弘揚禅學方面，與近代禅宗大師采取了同一步調。他除了出任杭州淨慈寺、南京毗盧寺、奉化雪窦資聖寺等多所著名禅寺住持，對請益者量器開示外，還撰寫了《楞伽阿跋多羅寶經義記》、《大乘入楞伽經釋題》、《楞伽大旨》等，極力弘揚《楞伽經》這部禅宗基本經典。他本人對《楞嚴經》深有體悟，曾結合自己參禅體會，作《首楞嚴經攝論》，廣泛開講。同時，太虛也不拘守一家一法，他對法相、天臺、華嚴、淨土諸學皆有深造，法相也一度是他宏揚的重點。但其佛學之本分明源于禅，因爲他師承敬安(八指頭陀)禅師，親受敬安棒喝的錘煉，而且自認“從此更無師我者。”他對禅宗的高度重視正如其所強調的“中華佛化之特質在乎禅宗”。[[8]]

　　第叁，倡導工禅結合。太虛針對當時社會對少數僧人坐受供養的非議，直接倡導發揚百丈禅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遺風，鼓勵僧衆參加生産勞動。從此以後，在太虛大師、虛雲大師等一致倡導下，僧衆紛紛建立農場，開設工廠、經營素餐業、旅遊業，從農禅合一走向工禅合一。這不僅是古代農禅遺風的簡單恢複，更使佛教能夠契應現代工商業社會，是對優良傳統的光大。

　　第四，太虛整理僧伽製度的設想也受到了禅“百丈清規”的啓發。雖然太虛在《整理僧伽製度論》中主要針對當時佛教界現狀提出了改革設想，但在多方面仍繼承了“百丈清規”的“舊議”，在精神上則與“百丈清規”對唐以前僧製的改革一脈相承。

　　總之，太虛大師對豐厚禅學養分的吸取，主要表現在其早年的修行，特別是唐宋南禅革新精神的繼承發揚方面。

　　二、兩位大師複興佛教的理念比較

　　綜觀太虛大師一生，其複興佛教的理念受到當時社會思潮的很大影響，他的主張隨時與現代社會的需要相結合：

　　首先，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他主張通過佛教革新來複興佛教。太虛針對當時佛教界存在的積弊，提出了“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産革命”的叁大革命。所謂“教理革命”，其中心是在于革除舊佛教中那些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以及厭棄世事的消極主義等，而積極倡導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以五戒十善爲人生的基本道德准則，去改善國家社會，增進人類的互助互愛，探究宇宙人生的真相，指導人類的向上發展而更加進步。所謂“教製革命”，也就是改革僧伽製度，即通過對僧衆生活、組織製度的改革，建立起適應時代的需要、真正能主持佛法的僧團。所謂“教産革命”，其主張是反對把寺廟佛教財産變爲少數住持的私産，廢除按法派繼承遺産的製度，而要使佛教財産成爲十方僧衆所公有，以爲供養有德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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