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企图削弱藏传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巩固自己的王权。这些都造成矛盾不断激化。1630年春，安夺德返回印度果阿，随后古格王扎西扎巴德身患重病，古格的佛教僧侣们乘机发动了反对古格王的武装暴动，将古格王包围在扎布让的王宫城堡中。古格王的弟弟联合与古格王室同宗的拉达克，拉达克王僧格南杰(

　　－1646)乘机出兵古格攻打古格王，最终结果古格王扎西扎巴德及全家被拉达克人带回拉达克首邑列城，关进了监狱。

　　拉达克王统治古格以后，委派自己的儿子因陀罗菩提南杰(Indara-bhoti-rnam-rgyal)统治古格地 区，和第悉藏巴的管辖区直接接界，当时第悉藏巴主要是在前藏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无力西顾，双方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平静。在1644年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以及随后的蒙藏联军与不丹战争期间，拉达克王僧格南杰及其子德丹南杰(bde-ldan-rnam-rgyal，约1646－1675年在位)都声称自己信奉噶举派，应当支持不丹。在1678年不丹和西藏之间又发生了冲突，这时的拉达克王是德丹南杰之子德列南吉(bde-legs-rnam-rgyal，约1675－1705年在位)，他更是以支持不丹的名义加紧打击在古格的格鲁派僧人和寺院，宣称要把格鲁派驱除出阿里地区，并准备出兵东进，在军事上呼应不丹打击格鲁派，这就造成了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在得到拉达克军将从阿里地区东进的消息后，五世达赖喇嘛专门派人去召请一位名叫甘丹次旺(dgav-ldan-tshe-dbang，亦译噶尔丹策旺)的和硕特蒙古王族的成员。藏文文献记载，甘丹次旺笃信格鲁派，极有胆略，当时正在扎什伦布寺出家为僧。五世达赖喇嘛命他去阿里反击拉达克军的进攻，改变格鲁派在阿里地区受迫害的局面，并对他面授机宜，亲手授予他护身符、护法神幢，对他寄以莫大的期望。甘丹次旺亦表示愿意遵命而行，但是考虑到参与征战必定要杀害生灵，所以便提出要退戒还俗，才能够率兵出征，在得到达赖喇嘛同意后，向自己的堪布退还了戒律和袈裟。他从藏北的纳木错湖畔征集了2500名蒙古骑兵，向阿里进发。甘丹次旺进抵萨噶地方时，得到在此处任职的颇罗鼐的祖父阿松的配合支持，征调了一些当地的武装一同出征。

　　关于这次西藏军队和拉达克的战争的情况，成书于1733年的《颇罗鼐传》，由于传主颇罗鼐的祖父和父亲都与此有关，特别是颇罗鼐的父亲颇拉哇·白玛杰布是甘丹次旺的主要部下，因此对甘丹次旺和这场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恰白·次旦平措等先生编写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则主要依据《颇罗鼐传》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述。该书记述说，甘丹次旺带领的蒙藏近万人的军队，大获全胜，而且夺占了拉达克国都列城。从甘丹次旺作为一个刚刚还俗的僧人就能够指挥近万人的军队攻打拉达克的首府列城来看，他的和硕特蒙古王族的出身和五世达赖喇嘛对他的委任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同时，这次战争表明当时在西藏的蒙藏统治集团在遇到重大问题时能够通力合作，甘丹颇章政权还具有蓬勃向上的朝气，所以蒙藏联军能够在遥远的西部边境可以集中全力来争取胜利，这一点对甘丹颇章政权的巩固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拉达克王及其臣下不甘心失败，请求克什米尔的巴恰王(pa-chavi-rgyal-po)，出兵援助。克什米尔王来到比图(spi-thub)地方和蒙藏联军交战。蒙藏联军仍取得胜利。此后，主巴噶举派的活佛巴萨姆旺布(vbrug-pa-sprul-sku-dpag-bsam-dbang-po)前来斡旋，蒙藏联军后勤供应困难，也不想继续追击，于是交战双方罢兵。拉达克王德列南吉前来甘丹次旺将军处认错，叩头赔礼。甘丹次旺将列城、比图、赤斯(krig-se)等7处碉楼、土地、财产归还给拉达克王，并要求拉达克方面发誓保证今后不再危害而要敬奉格鲁派，并要善待众属民。甘丹次旺还把生活在阿里地区的吐蕃赞普后裔洛桑白玛(blo-bzang-pad-ma)委任为王，拨给他1000户百姓。此外，还令阿里地区的达布噶举派和宁玛派的各个寺院仍照以前的规矩奉行本派教法，不得对其扰害。对阿里地区的格鲁派的各个寺院，已破败者进行修葺，未破败者则加以扩展。双方还约定，拉达克王每年要向西藏进贡致谢，向达赖喇嘛的商上缴纳10钱黄金和10两藏红花，10匹霍索布料(hor-zhog)及1匹颇达布料(bab-sta)；西藏方面则为拉达克进贡的使团发放路费，派驮畜200头、马15匹等帮助运输。甘丹颇章政权还同意，从那时起，拉达克可与西藏阿里地区牧民进行商品交换，西藏地方政府商人每年赶200头驮畜运送茶叶，销往拉达克，拉达克方面则保证为其格鲁派寺院每年向拉萨正月祈愿大法会敬献供神灯火提供便利。

　　无论如何，自此时开始，阿里地区又重新归属西藏地方政府管辖。《颇罗鼐传》还记载说，甘丹次旺在战争胜利后留下数百名蒙古兵丁驻守阿里，带领其他的军队返回。甘丹次旺到达拉萨时，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但是当时第悉桑结嘉措正秘不发丧，宣称五世达赖喇嘛严格闭关修行，不会见任何人，因此他只能把大量的战利品奉献在五世达赖喇嘛的寝宫外面，把阿里地方及其百姓的名册奉献给甘丹颇章政权。当时掌政的达赖汗和第悉桑结嘉措特别在大昭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仪式，赐给他大量财物。后来，他又奉命返回阿里驻守。甘丹次旺可能就是甘丹颇章政权委任的第一任阿里总管。他应该是1682年到1688年在阿里地区任总管，按照甘丹颇章政权的制度，在阿里地区建立行政制度，设立驻军和委任宗本的制度，改变了阿里地区一直由土王统治的局面，对于加强阿里地区和前后藏的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从他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向阿里地区派驻总管、噶本，并委任各宗的宗本，形成了定制，直至1959年民主改革时为止。

　　这一时期的西藏地方的历史演变说明，格鲁派和噶举派作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教派，长期以来一直深深地卷入到西藏地方的政治事务之中，格鲁派通过与蒙古各部的关联，其命运又与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的联合统治的建立和巩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平稳地发展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战争和各种政治权谋，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和斗争成为这一时期西藏政治历史的主要的内容。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

《固始汗和格鲁派在西藏统治的建立和巩固(陈庆英)》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