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说法十分相似的辞句。

　　 (七)女性无论在密教的教义、神祗和信徒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八)密教对待各个种姓一视同仁。

　　 (九)密教也如道教一样，长期流行于民间，和劳动人民有密切联系，他们所注意的是现实世界，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理想的彼岸。

　　 他看到密教在许多地方都和印度传统各宗派有显著的差异，和道教却十分相似，而且相似之处又非常明显，认为不能轻率地认为这种现象仅仅是偶合。他总结说："不是密宗的框架形成之后，才接受道教思想那样的外来成分，而是道教输入印度之后，才促使密宗的形成。"

　　 中国台湾学者萧登福教授也作了比较。我将他的比较，大致归纳为六点：

　　 (一)曼荼罗依袭道教将神祗与五色、五方相配，分阶依次陈列。皆用多重圆坛或方坛，四门四向通达。其中密教金刚界大曼荼罗乃仿自道教之九宫神坛；而胎藏界大慢荼罗及金刚界九会之成身会，则仿自《太上洞神太元河图三元仰谢仪》所述之道坛，间接沿承自汉世帝王郊祀天地之坛(郊天为圆坛，祀地为方坛)。

　　 (二)密教坛场上所常用之香炉、如意、拂子、麈尾等物，出自中土；剑、镜、铃则为道教术仪中所不可缺者。再者，密教用酒、脯、纸钱以祭，更可看出系受道教之影响而来。道教的称名启请仪式也成为密宗信徒与佛、菩萨及诸神祗沟通心意的主要方式。密教虽然承继了印度外道的护摩句召术仪，但其中常可看到道教的影子。密教之五体投地即所谓"瞌长头"的叩拜姿势，直接仿效道教，间接沿承《周礼》拜法而来。密教之仪法中，有"以囊盛镜，常得将随身"，以镜照"魔鬼失心野狐恶病"使其现形，此佩镜用镜之法皆与道教无异。而有的密典说，咒师以绛巾裹头，执剑绕行，挥拟四方，以止息雨雹，其服饰，其仪法，与道士之禹步及头裹绛巾相似。仿袭之迹，自是可见。以剑镜来延生修仙的观念，显然是受道教影响而来。

　　 (三)密教使用符、印、ｌù箓，使用噀水、叩齿、咽津等术治病、驱鬼、修道，并经常与符、咒、存思及特定之坛场仪轨等配合进行，也有取神策求灵签之法，这些都袭自道教。在巫蛊厌胜方面，两者皆书名于人偶身上，称名诵念，以针刺人偶身，埋之地下，就其形式言，疑受道教影响而然。

　　 (四)密教沿用的道教神祗很多，天神类较常用者有青赤黄白黑五方天帝及北辰、南北斗、荧惑、太白、二十八宿等星神；地祗类较常用者有五岳四渎、城隍社庙、六甲禁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灶君、土公、飞尸、伏注、溷厕之神等；冥神类较常用者有太山府君、判官、善恶童子、司命、司禄等。

　　 (五)密教以观想法来驱鬼治病，修仙证道。以五佛五神配五方五色，并观想神祗吐气进入吾人身体各部位中；而其将人身分为顶、眉、心、脐、腰下等多处莲轮(气穴)，修行时冥想气行于诸莲轮上，且将神祗与身中百骸百脉相配应，这些观想方式都与道教相同，应可确定系受道教影响而来者。

　　 (六)密教无上瑜伽之男女双修法，藉由男女交合、观想，重视明王妃之搭配等等，配合道场科仪以进行，以求悟道成佛，系受道教影响而来。

　　 他总结说，从密宗受道教影响程度之深来看，不仅流行于中土之密宗如此，甚至可以确定印度本土之密宗已如此。

　　 黄心川教授根据印度学者的研究和中印保存的大量史料，追溯了印度的密教和中国的道教在古代和中世纪长期交往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归纳了两教在宇宙观、生命观和宗教修持方面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说：印度的密教和中国的道都都以积极入世为其主要特征，在哲学上都主张二元论，都崇拜女性和性力，印度密教的"即身说"和道教的"人道合一"思想极为相似。道、密在修行的实践方面有着更多的相似性：(一)房中术或性技术；(二)炼丹与制药技术；(三)服饵养生法；(四)吐纳调息法；(五)按摩或体操锻炼法。

　　 印度纯密究竟融合了多少道教内容？道教对于印度纯密的形成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这一课题还需要深入做下去。几位学者的共同意见是，印度纯密的确融入了道教内容。我想，至少这一点是可以成立的。

　　 公元8世纪，莲花生(藏文bad-ma-vbyang-gnas，梵文Padmasambhava)大师接受赞普赤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的邀请，翻越喜马拉雅山，将印度密教带入吐蕃。不言而喻，被包裹着的道教内容也就不请自来，随之而入，并逐渐融入了藏传佛教。

　　 四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srong-btsan sgam-po)开始兴佛之前，笃本(brdo-bon)和洽本(vkhyar-bon)时期，本教是西藏上层和群众主要的宗教信仰。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及社会心理等等，无不受本教左右。

　　 笃本、洽本二者和道教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宣扬天地人三界说，盛行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使用驱鬼巫术等。这些相同点在其他原始宗教中也可以找到。全面比较笃本、洽本二者和道教之间独特的相似点是比较困难的事。初步比较，至少有以下四点：

　　 第一，本教垒石为坛祭天的做法，令人想到中原地区自先秦开始的巫祭和封禅之坛。巫祭和封禅之坛被道教继承为斋醮之坛。

　　 第二，本教贵数字"九"，认为天和地皆有九层，创世之神有九位。本教经典《伏藏》中的主要体系之一是《九乘经论》，即将教义分为九乘。这令人想到中原文化自古贵"九"。按照中原文化的阴阳说，偶数为阴，奇数为阳，"九"为阳数，故《周易》八卦的阳爻称为"九"。"九"在个位阳娄种数值最大，故贵阳思想将"九"视为极阳之数，视为最尊与大吉之数。引申开来，"九"则表示顶端、终极、极限等意。如汉语中的"九天"一词，即形容天的最高处。本教的九层天、九层地，也是表示层数极多、天极高、地极深之意。而九神、九层经论则显示尊贵，并满足追求吉利的心理。

　　 第三，本教宣称人体内附有战神(dgralha，在人的右肩)、阳神(pho-lha，在人的右腋)，他们是人最重要的保护神。此外人体内还有阴神(mo-lha)、舅神、家神、生命神等，说法不一，也是负责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这令人想到道教存思人体内各部位、各器官众多的神灵并服气的方术。

　　 第四，"参"被本教说成是女神向大地吐下的药物唾液，具有万能的解毒的功能。本教用"参"为信徒去污治病，净化心灵。这令人想到道教修炼方术和祈禳法术中对叩齿、咽唾液和噀水的重视。

　　 东汉末年巴蜀地区的五斗米道，即吸收了当地氐羌族的原始崇拜和巫术，并为氐羌群众信奉，且传入云南和川西一带。目前还没有发现本教和道教直接交流的痕迹。但可以推断，存在着二者通过云南和川西相互产生间接影响的可能性。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几乎继承了中原古代文化的所有方面。笃本和洽本也吸收了中原文化不少内容。所以说，即使五斗米道没有对藏区产生任何影响，笃本、洽本二者与道教之间存在着大量相似之处也是很正常的。

　　 关于本教形成的时间，说法不一。时间最早的说法说笃本形成于聂赤赞普(gnya“-khi-btsan-po)时期，即大约公元前117年前，相当于西汉武帝执政时期(前140-前87年)。据说洽本是止贡赞普(gri-gum-bts-dn-po)时，即大约公元一世纪，相当于东汉初年，从ｊì罽宾、勃律、象雄三地传入的。

　　 郭沫若据史料考证说，炎帝后裔"有一部分曾下到了今山东地方。更多的是散布在今陕、甘、青、藏以及四川和宁夏的广大地区，称为氐羌或消羌戎"[8]。《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战国秦献公时(前384-前361年)羌人首领爰剑之孙叫作áｎｇ卬的，率自己的部落，迁居到赐支河曲(今青海东南部)西数千里的地方。其后子孙独自发展，有的成为ｍáｏ氂牛种，即越ｘī雟羌。《新唐书·吐蕃上》称之为"发羌"和"唐牦"，说是吐蕃之祖。《旧唐书·吐蕃传上》说：吐蕃本汉西羌之地。这些说明笃本兴起之时，已有羌族在西藏生活。

　　 罽宾为古西域国，汉魏六朝时在今咯布尔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勃律也是古西域国，在今克什米尔境内。象雄，西藏境内古国，即今阿里地区。据任乃强教授考证，这些国家皆为羌人所建[9]。这表明洽本也来自羌族。

　　 《旧唐书·吐蕃传上》又记载，原居南京(今甘肃西部和青海一部分)的樊尼(应为羌人，一说鲜卑人)，于北魏太延五年(439年)，率众逾积石(今青海南境)，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群羌归之如市。这说明在洽本发展时期，仍不断有羌人迁居西藏。

　　 西藏远在大约五万年前就是古人类生活的地方。1958年以来，西藏各地相继发现多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表明西藏地区也是古文明发祥地之一。áｎｇ卬、樊尼等部落带去了羌族原始宗教。这一民族迁徙时期，正是本教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正是藏民族形成的时期。日本学者羽田野伯猷说本教在本质上是以"ｙｕáｎ羱羝"式的宗教为基础的[10]，这一判断一方面说明笃本、洽本是牧民的原始宗教，一方面说明笃本、洽本与羌族的原始宗教密不可分。

　　 羌族与中原地区一直关系密切，áｎｇ卬、樊尼等部落带去的羌族原始宗教中，自然而然地融有中原古代宗教的许多内容[11]。这是笃本、洽本二者与道教之间先天地存在着大量相似之处的根本原因。

　　 印度密教自传入之日始，就十分注意吸收洽本的内容。在佛教前弘期，洽本曾顽强地抵抗佛教的传入。这种反应是很自然的，任何宗教都不欢迎其他宗教分享自己的领地。吐蕃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残酷的权力之争，将佛本斗争也卷了进来，佛本此消彼长，斗得难分难解。

　　 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叫作"不打不相识"。斗争使印度密教更加认识到融会本教的重要性。印度密教融会了本教，这就使它增加了与道教的相似之处。同时，洽本也吸收佛教的内容，逐步演变成觉本(bsgyur-bon)。

　　 公元11世纪阿底峡(Atisa)进入古格(今西藏阿里地区)，印度密教开始在西藏确立优势。西藏上层和群众，最终选择了印度密教。这种选择不是偶然的。首先，佛教在理论和仪轨的系统性和精致方面，大大超过原始的本教，更适合封建社会的需要。其次，印度密教走了一条本教化的道路，受到认同。除此之外，大概还有第三条重要原因，那就是信仰本教的藏族上层和群众，对融有道教内容的印度密教也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自松赞干布时起，汉地佛教开始向西藏传播。尽管藏族上层和群众选择了印度密教，但是藏传佛教仍然吸收了汉地佛教的内容。汉地佛教也融有不少道教内容。

　　 五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任命萨伽(sa-skya)派教主、国师八思巴(“phags-pa)担任总制院院事，常管全国佛教及西藏地区的事务，西藏地方政权开始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尽管八思巴没有真正掌权，但这种制度在名义上已是正式形成了。

　　 这一制度对于元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权都是新举措。当时世界上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有西亚和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国家，以及罗马主教在意大利中部建立的教皇国。但这些国家都不是在世俗中央政权管辖下的地方政权。这样的地方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那就是东汉末年张鲁自号"师君"，以五斗米道教主的身份，在巴蜀建立的割据政权。汉帝封他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承认他对地方的统治。该政权在战乱的年代，保持了近30年偏安局面，实在是难得。

　　 活佛转世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也需要宗教神学的巧妙解释。

　　 活佛转世的意思是化身再来，与日本神道教的天皇世袭和天主教的教皇选举不同。活佛转世制度的创始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嘎玛巴希(karma pakshi)圆寂前，指示弟子寻找他的转世。他把化身再来比喻为太阳今宵西坠明朝东升，比喻为飞鸟自天而降。他立下了继续调伏众魔、化度有情、发展佛教事业的誓愿。《贤者喜宴》绘声绘色地编述了噶mb希夺舍转生的灵异过程。《红史》、《青史》等编述了其他一些活佛乘愿再来，通过投胎或夺舍法转生的神话故事。总之，化身再来的神学依据是佛教的三身说、投胎转生说、夺舍转生说和菩萨说等。

　　 但是，在印度佛教中没有佛或菩萨一世接一世地显化再来的描述。佛本生故事讲述佛前生曾为太子、国王、婆罗门、商人、象王等。这些故事宣讲业报轮回说，劝人修善，与化身再来不是一回事，更不是世世显化。

　　 世世代代化身再来的神话在道教中却很多。如东汉末年的《老子变化经》、边韶《老子铭》、三国时吴葛玄所著《老子道德经序诀》、六朝时期的《老子变化无极经》等，均讲述老子化身历代降生的神话，即常说的老子81化，每一世皆有名号。唐代的《紫微大帝说玄武本传》又增加了一世，说老子82化为玄武。元代《梓潼帝君化书》说梓潼帝君97化故事。这些故事在中原地区家喻户晓。而《青史》讲述历代转世的神话，则与老子、玄武等神话类似[12]。

　　 另外，桑耶寺的建筑风格，底层为西藏式，中层为汉式，顶层为印度式，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耐人寻味。

　　 (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4期)

《藏传佛教和道教(朱越利)》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