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藏传佛教研究述

　　瑾桴·磬声

　　 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诞生，而且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历史上，政治和宗教的协调与补充，往往成为社会安定繁荣的一种因素。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八年时传入中国后，逐步演变和发展，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两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佛教不断地域化、民族化，从而形成众多的流派体系。公元七世纪，佛教从印度和汉地南北两路传入西藏地方之后，在吐蕃王朝的倡导下，佛教与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苯教相接触，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斗争，其结果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佛教在其教义的基础上，吸收了苯教的神祗和仪式，在教义上兼容大小二乘，而以大乘为主；大乘中显密兼备，尤重密宗，并以无上瑜珈密为最高修行次第。到公元十世纪后半期，终于形成了具有浓厚西藏地方民族特色，有藏文三藏经典和严密的寺院组织，学经制度等内容的新的佛教派别——藏传佛教。

　　 在藏传佛教的称谓上，学术界存有不同的意见，一般俗称“喇嘛教”；因源于中国西藏地区，有些学者主张称为“西藏佛教”；又因其传播是通过藏语文，也有学者主张称为“藏语系佛教”。称谓有异，其揆一也。

　　 藏传佛教形成后，曾在我国的西藏、内蒙古、新疆的蒙古族地区、青海、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以及蒙古国、独联体境内的布里亚特和图瓦自治共和国、印度、不丹、尼泊尔，锡金等地区广为传播和弘扬，近30年来，又在西方社会得到传播和发展。藏传佛教在国内传播的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强，信仰这一宗教的除藏族外，尚有蒙古族、土族、裕固族、锡伯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怒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少数信奉者，人数多达千万之众。

　　 藏传佛教在形成初期，主要的教派有宁玛、萨迦、噶举等派。公元十三至十七世纪，萨迦派、噶举派在元、明两朝的扶植下，先后执掌卫藏(西藏)地方政权。十五世纪初，青海藏僧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创立格鲁派(俗称黄教)，在清朝政府的扶植下，势力逐渐强大，取得压倒其它教派的优势，自十八世纪中叶起，执掌西藏政权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藏传佛教研究是宗教学中的专门研究，研究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藏语文水平和佛教知识，能够阅读藏文典籍，同时还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深入藏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知识和能力，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所以藏传佛教的研究在全国和甘肃都是起步较晚的一个学科。在不少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终于揭示了它的“庐山真面目”。本文仅就甘肃学界在藏传佛教研究情况作一述评。为了叙述方便，还得从解放前说起。

　　 在甘肃，藏传佛教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在此之前，国人对藏传佛教的真实情况，很少全面的了解，能够见到的材料，大抵都是些零星片断，不成系统的记录，更有的是些荒诞不经，给人以“神秘”、“恐怖”之感的无稽之谈；至于宗教人士撰写的有关著述，又往往偏执一端，语言晦涩，很难使人看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些从事社会学、宗教学的研究者们，从沦陷区来到大西北。其中李安宅就是从沦陷了的北平，辗转到了大西北，随后，历尽艰难险阻，深入甘南藏区，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作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实地考察，“取得了大量材料，写成了《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这是国内、外公认为通过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而撰写的有关藏族宗教史的第一部杰作”(雷洁琼1988年6月为该书汉文版写的序言中语)。该书在介绍藏族文化背景与历史概况的基础上，着重介绍藏族在信仰佛教以前的信仰和早期佛教；格鲁派——革新或当权的佛教；格鲁派寺院——拉卡楞寺。这部著作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旧作，但它是我国对藏传佛教进行实地考察的一个开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另外，在藏传佛教教义方面，李安宅撰有《拉卜楞寺概况》(载《边政公论》1941年9月第1卷第2期)一文，在介绍拉卜楞寺及喇嘛教的简史的同时，研究了称藏族地区流传的佛教为喇嘛教的原因；显教与密教的区别，密教在汉族地区失传而在藏族地区盛传的原因，以及拉卜楞寺六大札仓(学院)的习经制度等。于式玉撰写的《拉卜楞红教喇嘛的现状、起源与各种象征》(《新西北》1942年6月西北史地专号第1辑)，作者对散居于拉卜楞红教僧人进行了调查研究。红教(指藏传教的宁玛派)的僧人生活情况是：红教僧人可娶妻生子，不像黄教徒那样集中到寺院，而是散居在各处村庄里。他们平日经营家事，有人来请，则到人家去念经。他们所念的经可分两类：一类是祈求平定禳灾除难的白经，一类是招至邪魔、埋藏镇物、咒人死亡的黑经。在西北地区，红教的大本营在青海境保安(即今青海同仁县保安)。红教属于佛教密宗，其祖师为公元747年入藏的莲花生。红教的首领叫“阿惹荷”(活佛)，可是这等活佛并不转世，而是轮流充当的，即从红教僧人中推出那经典好些的来充当，三年一换，有义务而无权利。红教僧人头上蓄留大发辫是什么意思？作者经过深入调查才弄清“在他们密宗的理论上，对于头发有许多的解释。那黑黑的头发，象征着法身；上边的各种神庄严，象征报身；头发数多，象征化身；盘在头上，一来为得美观，主要的意思是恭敬师尊，常想老师坐在头上，以头顶戴老师，因此盘起头发，算是给老师预备座位”。

　　 红教徒头上的大辫子共分五十八股，象征五十八尊忿怒神；头上周围的蓬松细发，象征无数的空行母。念经的时候，有时把头发披散有背后，为的使人害怕；有时以头发击地，乃表示压下了敌人。再则头发的外表象征佛殿，其本身就是佛体。”头发在红教徒的眼目中有这许多意义，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知晓的，只有深入到他们中间，取得他们的信任后才能了解到，正如作者所述：“我居留藏民区三年，能说他们的话，得到他们的信任，才发现出来的”。

　　 在宗教活动方面的著文有：李安宅的《拉卜楞寺公开大会》(《新西北月刊》1941年10月第5卷1、2期合刊)、阴景元的《拉卜楞寺夏季辩经大会》(《边疆通讯》1947年6月第4卷第6期)、《拉卜楞寺的七月会》(《边疆通讯》1947年12月第4卷第12期)和《拉卜楞寺的四月会》(《边疆通讯》1948年7月第6、7期合刊)等。其中李文《拉卜楞寺公开大会》较全面地介绍了除拉寺内僧侣们的法事活动繁多的大小会之外，每年要举行七次公开大会：即夏历正月的祈祷大会(藏语称莫朗姆)、二月的祭会(丛确)、三月的舞会(朵吉羌)、四月的斋会(尼雍乃，又称“娘乃”)、七月的说法大会(日禾扎)、九月的禳灾杀敌仇舞和十月的宗喀巴逝世纪念会。所谓公开大会，自然也是法事活动的一种形式，就是在大会期间，寺院全部开放(平时是不开放的)。就寺院本身来说，有宣教的作用；对一般群众来说，可以有到寺院内进行瞻礼、观光的机会，是将教义通俗化具体化而来一个尽情欣赏的机会，是老百姓破除一年艰苦生活节奏的机会，也是以毛皮、牛马换取青裸、谷豆以及其他外来货物而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机会。所以在公开大会期间，蒙藏民族和商贾是不远数百里麇集于寺院附近，进行贸易。相当汉地的庙会和物资交流会。七个大会中以正月和七月两会规模为最大，甘南藏区的主要贸易，在解放前也是在这两个季节进行的。

　　 关于寺院僧侣和宗教人物方面的著文有：黄明信的《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康导月刊》1945年3月第6卷第2、3、4期)、李安宅的《从拉卜楞寺的护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义》(《边政公论》1944年8月创刊号第1卷第1期)和黄子翼的《嘉木样呼图克图》(《边疆通讯》1944年4月第2卷第4期)。其中《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主要介绍入寺为僧的人，从择拜师傅、学习经典、辩论经典、获得“格西”(善知识)学位的全过程情况。一个僧人要完成这个全过程需要几十年时间，而且要求极为严格，所以绝大多数僧人终生也难取得“格西”学位。另外，要获得“格西”，除了有学问之外，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财力作后盾，文章说，要取得一个“多仁巴”(在西藏称作“拉仁巴”)学位，需要四五百元白洋的用费。另外，该文对在拉卜楞地区把“喇嘛”(实指僧人)呼为“阿喀”原因，作了有趣的考证，认为喇嘛自小出家，在寺中自然需要一个年长的人照管，这照管者普通多是他的伯叔之属。藏语伯叔为“阿喀”，于是阿喀就成了照管人的代名词。同时他对于一切年长的喇嘛，也都叫“阿喀”。于是“阿喀”又成了一个普泛的对喇嘛的尊称。这种考证分析是合乎当地的实际情况，是有道理的。《嘉木样呼图克图》是介绍拉卜楞寺主嘉木样一世到五世的生平事迹的，略而不详。

　　 另外，1947年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圆寂，由治丧委员会将散见在各报刊上有关拉卜楞寺的文章以及高僧撰写的文章，整理汇编成《辅国阐化正觉禅师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纪念集》。《纪念集》基本上概括了拉卜楞寺历史情况和组织辖区属寺等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本比较详细完整的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拉卜楞寺简史、概况的结合。美中不足之处，也是略而不详。

　　 以上所述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后至解放前(1938-1948)甘肃研究藏传佛教的基本情况，也是甘肃藏传佛教研究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研究工作的特点是：以个人研究为主，没有形成力量；研究者们都是自己深入藏区进行调查而出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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