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藏傳佛教研究述

　　瑾桴·磬聲

　　 宗教幾乎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形成而誕生，而且與特定的時代背景相聯系。曆史上，政治和宗教的協調與補充，往往成爲社會安定繁榮的一種因素。佛教自東漢明帝永平八年時傳入中國後，逐步演變和發展，成爲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近兩千年的曆史演變中，佛教不斷地域化、民族化，從而形成衆多的流派體系。公元七世紀，佛教從印度和漢地南北兩路傳入西藏地方之後，在吐蕃王朝的倡導下，佛教與西藏當地的原始宗教苯教相接觸，進行了幾個世紀的鬥爭，其結果是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相互滲透，相互融合。佛教在其教義的基礎上，吸收了苯教的神祗和儀式，在教義上兼容大小二乘，而以大乘爲主；大乘中顯密兼備，尤重密宗，並以無上瑜珈密爲最高修行次第。到公元十世紀後半期，終于形成了具有濃厚西藏地方民族特色，有藏文叁藏經典和嚴密的寺院組織，學經製度等內容的新的佛教派別——藏傳佛教。

　　 在藏傳佛教的稱謂上，學術界存有不同的意見，一般俗稱“喇嘛教”；因源于中國西藏地區，有些學者主張稱爲“西藏佛教”；又因其傳播是通過藏語文，也有學者主張稱爲“藏語系佛教”。稱謂有異，其揆一也。

　　 藏傳佛教形成後，曾在我國的西藏、內蒙古、新疆的蒙古族地區、青海、甘肅南部、四川西部、雲南西北部，以及蒙古國、獨聯體境內的布裏亞特和圖瓦自治共和國、印度、不丹、尼泊爾，錫金等地區廣爲傳播和弘揚，近30年來，又在西方社會得到傳播和發展。藏傳佛教在國內傳播的地區占全國總面積的叁分之一強，信仰這一宗教的除藏族外，尚有蒙古族、土族、裕固族、錫伯族、門巴族、珞巴族、羌族、怒族、納西族、普米族等少數民族和漢族的少數信奉者，人數多達千萬之衆。

　　 藏傳佛教在形成初期，主要的教派有甯瑪、薩迦、噶舉等派。公元十叁至十七世紀，薩迦派、噶舉派在元、明兩朝的扶植下，先後執掌衛藏(西藏)地方政權。十五世紀初，青海藏僧宗喀巴進行宗教改革，創立格魯派(俗稱黃教)，在清朝政府的扶植下，勢力逐漸強大，取得壓倒其它教派的優勢，自十八世紀中葉起，執掌西藏政權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

　　 藏傳佛教研究是宗教學中的專門研究，研究者必須具備一定的藏語文水平和佛教知識，能夠閱讀藏文典籍，同時還要有吃苦耐勞的精神，深入藏族地區進行實地考察的知識和能力，這就給研究工作帶來一定的難度。所以藏傳佛教的研究在全國和甘肅都是起步較晚的一個學科。在不少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終于揭示了它的“廬山真面目”。本文僅就甘肅學界在藏傳佛教研究情況作一述評。爲了敘述方便，還得從解放前說起。

　　 在甘肅，藏傳佛教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紀叁十年代末。在此之前，國人對藏傳佛教的真實情況，很少全面的了解，能夠見到的材料，大抵都是些零星片斷，不成系統的記錄，更有的是些荒誕不經，給人以“神秘”、“恐怖”之感的無稽之談；至于宗教人士撰寫的有關著述，又往往偏執一端，語言晦澀，很難使人看懂。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一些從事社會學、宗教學的研究者們，從淪陷區來到大西北。其中李安宅就是從淪陷了的北平，輾轉到了大西北，隨後，曆盡艱難險阻，深入甘南藏區，對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蔔楞寺，作了長達叁年之久的實地考察，“取得了大量材料，寫成了《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這是國內、外公認爲通過實地考察和社會調查而撰寫的有關藏族宗教史的第一部傑作”(雷潔瓊1988年6月爲該書漢文版寫的序言中語)。該書在介紹藏族文化背景與曆史概況的基礎上，著重介紹藏族在信仰佛教以前的信仰和早期佛教；格魯派——革新或當權的佛教；格魯派寺院——拉卡楞寺。這部著作雖然是半個世紀以前的舊作，但它是我國對藏傳佛教進行實地考察的一個開端，標志著一個時代的學術水平。另外，在藏傳佛教教義方面，李安宅撰有《拉蔔楞寺概況》(載《邊政公論》1941年9月第1卷第2期)一文，在介紹拉蔔楞寺及喇嘛教的簡史的同時，研究了稱藏族地區流傳的佛教爲喇嘛教的原因；顯教與密教的區別，密教在漢族地區失傳而在藏族地區盛傳的原因，以及拉蔔楞寺六大劄倉(學院)的習經製度等。于式玉撰寫的《拉蔔楞紅教喇嘛的現狀、起源與各種象征》(《新西北》1942年6月西北史地專號第1輯)，作者對散居于拉蔔楞紅教僧人進行了調查研究。紅教(指藏傳教的甯瑪派)的僧人生活情況是：紅教僧人可娶妻生子，不像黃教徒那樣集中到寺院，而是散居在各處村莊裏。他們平日經營家事，有人來請，則到人家去念經。他們所念的經可分兩類：一類是祈求平定禳災除難的白經，一類是招至邪魔、埋藏鎮物、咒人死亡的黑經。在西北地區，紅教的大本營在青海境保安(即今青海同仁縣保安)。紅教屬于佛教密宗，其祖師爲公元747年入藏的蓮花生。紅教的首領叫“阿惹荷”(活佛)，可是這等活佛並不轉世，而是輪流充當的，即從紅教僧人中推出那經典好些的來充當，叁年一換，有義務而無權利。紅教僧人頭上蓄留大發辮是什麼意思？作者經過深入調查才弄清“在他們密宗的理論上，對于頭發有許多的解釋。那黑黑的頭發，象征著法身；上邊的各種神莊嚴，象征報身；頭發數多，象征化身；盤在頭上，一來爲得美觀，主要的意思是恭敬師尊，常想老師坐在頭上，以頭頂戴老師，因此盤起頭發，算是給老師預備座位”。

　　 紅教徒頭上的大辮子共分五十八股，象征五十八尊忿怒神；頭上周圍的蓬松細發，象征無數的空行母。念經的時候，有時把頭發披散有背後，爲的使人害怕；有時以頭發擊地，乃表示壓下了敵人。再則頭發的外表象征佛殿，其本身就是佛體。”頭發在紅教徒的眼目中有這許多意義，在一般情況下是很難知曉的，只有深入到他們中間，取得他們的信任後才能了解到，正如作者所述：“我居留藏民區叁年，能說他們的話，得到他們的信任，才發現出來的”。

　　 在宗教活動方面的著文有：李安宅的《拉蔔楞寺公開大會》(《新西北月刊》1941年10月第5卷1、2期合刊)、陰景元的《拉蔔楞寺夏季辯經大會》(《邊疆通訊》1947年6月第4卷第6期)、《拉蔔楞寺的七月會》(《邊疆通訊》1947年12月第4卷第12期)和《拉蔔楞寺的四月會》(《邊疆通訊》1948年7月第6、7期合刊)等。其中李文《拉蔔楞寺公開大會》較全面地介紹了除拉寺內僧侶們的法事活動繁多的大小會之外，每年要舉行七次公開大會：即夏曆正月的祈禱大會(藏語稱莫朗姆)、二月的祭會(叢確)、叁月的舞會(朵吉羌)、四月的齋會(尼雍乃，又稱“娘乃”)、七月的說法大會(日禾紮)、九月的禳災殺敵仇舞和十月的宗喀巴逝世紀念會。所謂公開大會，自然也是法事活動的一種形式，就是在大會期間，寺院全部開放(平時是不開放的)。就寺院本身來說，有宣教的作用；對一般群衆來說，可以有到寺院內進行瞻禮、觀光的機會，是將教義通俗化具體化而來一個盡情欣賞的機會，是老百姓破除一年艱苦生活節奏的機會，也是以毛皮、牛馬換取青裸、谷豆以及其他外來貨物而從事大規模的經濟機會。所以在公開大會期間，蒙藏民族和商賈是不遠數百裏麇集于寺院附近，進行貿易。相當漢地的廟會和物資交流會。七個大會中以正月和七月兩會規模爲最大，甘南藏區的主要貿易，在解放前也是在這兩個季節進行的。

　　 關于寺院僧侶和宗教人物方面的著文有：黃明信的《拉蔔楞寺的喇嘛生活》(《康導月刊》1945年3月第6卷第2、3、4期)、李安宅的《從拉蔔楞寺的護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義》(《邊政公論》1944年8月創刊號第1卷第1期)和黃子翼的《嘉木樣呼圖克圖》(《邊疆通訊》1944年4月第2卷第4期)。其中《拉蔔楞寺的喇嘛生活》主要介紹入寺爲僧的人，從擇拜師傅、學習經典、辯論經典、獲得“格西”(善知識)學位的全過程情況。一個僧人要完成這個全過程需要幾十年時間，而且要求極爲嚴格，所以絕大多數僧人終生也難取得“格西”學位。另外，要獲得“格西”，除了有學問之外，同時還要有一定的財力作後盾，文章說，要取得一個“多仁巴”(在西藏稱作“拉仁巴”)學位，需要四五百元白洋的用費。另外，該文對在拉蔔楞地區把“喇嘛”(實指僧人)呼爲“阿喀”原因，作了有趣的考證，認爲喇嘛自小出家，在寺中自然需要一個年長的人照管，這照管者普通多是他的伯叔之屬。藏語伯叔爲“阿喀”，于是阿喀就成了照管人的代名詞。同時他對于一切年長的喇嘛，也都叫“阿喀”。于是“阿喀”又成了一個普泛的對喇嘛的尊稱。這種考證分析是合乎當地的實際情況，是有道理的。《嘉木樣呼圖克圖》是介紹拉蔔楞寺主嘉木樣一世到五世的生平事迹的，略而不詳。

　　 另外，1947年第五世嘉木樣活佛圓寂，由治喪委員會將散見在各報刊上有關拉蔔楞寺的文章以及高僧撰寫的文章，整理彙編成《輔國闡化正覺禅師第五世嘉木樣呼圖克圖紀念集》。《紀念集》基本上概括了拉蔔楞寺曆史情況和組織轄區屬寺等方面的情況，可以說是一本比較詳細完整的資料。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是拉蔔楞寺簡史、概況的結合。美中不足之處，也是略而不詳。

　　 以上所述是從抗日戰爭爆發後至解放前(1938-1948)甘肅研究藏傳佛教的基本情況，也是甘肅藏傳佛教研究的第一個階段。這一階段研究工作的特點是：以個人研究爲主，沒有形成力量；研究者們都是自己深入藏區進行調查而出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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