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養了一批藏語文工作者。六十年代初又成立了甘肅省民族研究所，集中了一批研究人員。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央民委曾組織民族工作者深入民族地區，進行社會調查，甘肅省的民族工作者和研究人員也隨之參加，深入藏族地區進行調查研究，搜集到大量的資料。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關于藏傳佛教的研究工作進展不大，可能是我們囿于聞見，“文革”前的十七年，以及“文革”十年，共計二十七年，在這一較長的時間內，幾乎沒有見到這方面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問世。粉碎“四人幫”後，被撤消了的西北民族學院和甘肅省民族研究所先後恢複，遣散了的人員大部分重新歸隊。新的形勢鼓舞了教學與科研人員，他們爲了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再次深入藏區進行實地考察，研究藏傳佛教。西北民族學院的丁漢儒、溫華、唐景福、孫爾康四人，于1977年春開始到甘南、青海黃南、四川德格、甘孜和西藏自治區，曆時十個月，一邊實地考察，一邊收集資料，編著了《藏傳佛教源流及社會影響》一書，開始了甘肅藏傳佛教研究的第二階段。同年，上述四人又參加了由任繼愈主編的《宗教詞典》佛教部分中藏傳佛教教義、教派、寺院組織、宗教人物、經籍書文、菩薩諸天等詞目的撰稿工作。1981年12月，隨著《宗教詞典》由上海辭書出版社發行，“藏傳佛教”這一名稱，也隨之被國人所接受。黨的十一屆叁中全會以後，我國各項事業蓬勃發展，藏傳佛教研究在甘肅開展起來，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關于藏傳佛教源流及形成的特點研究：丁漢儒等四人編著的《藏傳佛教源流及社會影響》，是甘肅研究藏傳佛教的第一部專著。1978年12月，由西北民族學院和甘肅省宗教學會鉛印內部發行(1991年2月于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影響頗廣。該書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藏傳佛教的産生和發展(佛教在西藏的早期情況、佛教西藏地方化——藏傳佛教的形成、主要教派及其教義、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傳播)；“政教合一”製度和藏傳佛教寺廟的僧伽組織、活佛轉世製度、寺廟經濟、思想文化影響、經法教育製度和解放後的藏傳佛教等方面都作了概要和全面系統的敘述。國內學術界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出版這類宗教的專著，見到的較少。是書的不是之處，其深度顯得不夠。
唐景福、溫華的《喇嘛教》(《百科知識》1981年第8期)，對喇嘛教(即藏傳佛教)的形成及其主要派別創建的曆史和特點，作爲較全面的介紹，富有很強的知識性。丁漢儒、溫華、唐景福合著論文《喇嘛教形成的特點問題》(《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從四個方面對佛教傳入我國西藏後發展和形成喇嘛教的特點作了分析，論述了佛教與苯教互相鬥爭融合並逐漸演化爲喇嘛教的過程；密宗在藏區所以得到傳播崇信的社會原因；活佛轉世製度和政教合一製度的産生發展過程及其社會意義。對喇嘛教的名稱、宗教的傳播、活佛轉世和西藏原始信仰的關系、政教合一等問題也都作了一些新的探討。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一定階段的曆史現象，密宗是九世紀中期從印度傳入西藏的。當時，西藏的經濟、文化十分落後，人民生活極端貧困。崇信密教不必苦讀經典，不必累世修行，只要經過上師灌頂，多念咒語，供花敬佛，祭祀燒施，就可快速成佛。這是一種廉價而又省力的精神鴉片，容易被那些迫切希望擺脫極端困難、文化落後的群衆所接受。佛教本來是禁欲主義者，無論大乘小乘都有“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等四條戒律。至于女性是被歧視的，平時不能隨便入廟，即使出家也不能成佛。但密宗卻有些特別，講究所謂“雙修”，乃爲“助道”；說什麼男女雙修，“男是智慧，女是方便”，意即用巧取的方法速成佛。他們除了供奉“佛母”、“明妃”、“歡喜金剛”等偶像，還專門講述所謂“雙修儀軌”。按照這個所謂“雙修儀軌”修持，即能滿足現世享樂的欲望，又能進入來世享樂的佛國。物質的和精神的，現世的和來世的，都被占有了。什麼“方便”、“智慧”？密宗的“雙修”，猙獰的神像，神秘的咒語，說穿了它的奧秘，就是被統治者用來欺騙、恐嚇、鎮壓農奴，鞏固封建農奴製的一種“方便”和“智慧”罷了。《喇嘛教形成的特點問題》一文中這些論述被認爲雖然不是結論，但“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見王點著《雍和宮和奧秘》紫禁城出版社)。1984年6月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繼愈、李羨林、蔡尚思等著的《中國佛學論文集》和1985年3月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兩書都收錄了該文。1989年10月，該文曾獲國家民委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論文二等獎。
在藏傳佛教教派研究方面：唐景福、溫華撰的《試論西藏佛教薩迦派的曆史及其作用》(《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論述了藏傳佛教薩迦派形成的曆史背景，薩迦派得到元朝的支持以後，在內地與西藏地方關系所起的作用；薩迦派在宗教上的特點和衍變；薩迦派在發展藏族文化上的貢獻。其中主要論述了成吉思汗死後，其子窩闊臺(元太宗)即位，遂將西夏舊地和青甘藏區劃給他的次子闊端做爲份地，闊端駐涼州(今甘肅武威)後，于1244年派親信大將多達那波和加曼二人入藏，邀請富學五明的薩迦派第四代祖師薩班·貢噶堅贊到涼州，商談西藏歸順蒙古問題。薩班雖出身世襲貴族兼教主家庭，但思想較先進，趨向革新，以63歲高齡，東來內地。于1247年在涼州與闊端會晤，順利議妥了西藏歸順蒙古的條件。薩班致公開信于西藏各僧俗首領，陳述利害，勸導歸順，從此西藏正式歸入祖國版圖。唐景福撰的《喇嘛教噶舉派的曆史及其作用》(《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論述了噶舉派代替薩迦派統治西藏時，西藏的社會生産發展的情況，及其與明朝的關系。
才旦夏茸撰的《西藏佛教宗派名稱之研究》(《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該文對藏傳佛教各教派的名稱，從教義方面作了詳盡的闡釋，並對學術界流行的有關藏傳佛教教派名稱的錯誤稱謂進行了正名。
在藏傳佛教僧傳研究方面：才讓撰的《瑪爾巴傳略》(《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2期)，該文簡明扼要地敘述了藏傳佛教史上頗有影響的人物、噶舉派創始人瑪爾巴克服種種困難，叁次赴印度求法的艱難過程以及傳道布法和生活的情況。彭清深撰的《布敦·仁欽珠在藏文佛典目錄和分類上的貢獻》(《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該文考察了藏傳佛教夏魯派宗師布敦·仁欽珠一生的學術活動，其對藏傳佛教和藏族文化做出了二件巨大的貢獻：一是撰寫了西藏曆史上第一部成型的教法史《善逝教法源流》，漢譯本定名爲《佛教史大寶藏論》又稱《布敦佛教史》，這是一部有極高曆史價值的勳碩大著；二是編纂了藏文大藏經《丹珠爾目錄》，這部《丹珠爾》乃是藏文佛典完備的定本。公元十叁世紀雕版印刷術傳入西藏，整結教義教典清甄佛籍的重任曆史地落在布敦之肩，而布敦也正是應運而生出色完成這一大任的一代大德高僧。布敦大師以廣深的佛學思想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實踐活動相輝映，揭示了藏文佛典深湛博大的學術內容和沈積亘遠的藏族文化淵源。唐景福編撰的《中國藏傳佛教名僧錄》(1991年6月，甘肅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是首本漢文藏傳佛教的僧傳，乃爲中國僧傳史領域的研究發了先聲。收錄藏、蒙、土、漢等藏傳佛教名僧123位，總傳體裁，編排以時間爲序、經緯交織，時間爲經，事迹爲緯，分別述說，時限自公元八世紀西藏佛教前弘初期名僧巴桑囊起始，到十世班禅確吉堅贊圓寂爲止，時達千余年。雖然藏傳佛教與漢地佛教同出一根，但其曆史作用和表現形式與漢地並非完全相同，藏傳佛教的佛學思想淵源，經典翻譯，宗教傳承是接受了印度大乘教的直接影響，同時基于西藏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經濟文化的長期落後，爲了保護早期的封建所有製，人們的勞動幾乎全部用來進行社會生産，這一情況的在宗教上的反映，就是偏重實踐而不尚教理的學風，嚴守佛教經典，注意宗教實踐的推廣，重視教義和苦修，少作理論上的發揮，這是適合統治階級需要的。藏傳佛教既具有從大乘空宗移植的神秘思想體系，較爲完備的經典，和社會現實相等人爲宗教的共同性又吸收本教某些巫術崇拜儀式和神祗，並發展爲衆多教派，宗教與經濟、政治和文化結合形成了“政教合一”製度、活佛轉世製度和特有的寺廟僧伽組織及經法教育製度，這些都構成了藏傳佛教的重要特點。藏傳佛教不僅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而且也是一種社會力量，是一種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體現。故此爲藏傳佛教名僧立傳與漢地佛教傳統的各種“高僧傳”就有著相當距離的著眼點與出發點。藏傳佛教正是具有上述的特點，因此給其僧人立傳就必備有一定的標准，以何種角度，采用那種界限，取舍立傳的素材？編撰者緊緊結合藏區社會特點，以在藏傳佛教史和藏族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碩勳大德作爲立傳的僧選，收錄各宗派的創始人與主要傳承者以及曆代的達賴、班禅等各大轉世活佛，這些至尊名僧在各個曆史時期，都以勤勞智慧開拓疆土，維護祖國的統一大業中建立突出的功績，他們是信仰藏傳佛教各民族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書爲藏傳佛教名僧的立傳獨辟蹊徑，開啓新的路端，以嚴謹的學術性，准確的資料性，與編排結構的系統性構成的特點得到宗教學界的好評。1993年6月，該僧傳獲得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叁等獎。
關于藏傳佛教在甘肅兩大寺院——拉蔔楞寺和禅定寺的研究方面：對于拉蔔楞寺的建立問題，有曲又新撰的《拉蔔楞寺創建和發展情況述略》(《甘肅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和他的《拉蔔楞寺名稱的由來及其…
《甘肅藏傳佛教研究述》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