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养了一批藏语文工作者。六十年代初又成立了甘肃省民族研究所，集中了一批研究人员。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央民委曾组织民族工作者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甘肃省的民族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也随之参加，深入藏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搜集到大量的资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工作进展不大，可能是我们囿于闻见，“文革”前的十七年，以及“文革”十年，共计二十七年，在这一较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和著作问世。粉碎“四人帮”后，被撤消了的西北民族学院和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先后恢复，遣散了的人员大部分重新归队。新的形势鼓舞了教学与科研人员，他们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再次深入藏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藏传佛教。西北民族学院的丁汉儒、温华、唐景福、孙尔康四人，于1977年春开始到甘南、青海黄南、四川德格、甘孜和西藏自治区，历时十个月，一边实地考察，一边收集资料，编著了《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一书，开始了甘肃藏传佛教研究的第二阶段。同年，上述四人又参加了由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佛教部分中藏传佛教教义、教派、寺院组织、宗教人物、经籍书文、菩萨诸天等词目的撰稿工作。1981年12月，随着《宗教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藏传佛教”这一名称，也随之被国人所接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藏传佛教研究在甘肃开展起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藏传佛教源流及形成的特点研究：丁汉儒等四人编著的《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是甘肃研究藏传佛教的第一部专著。1978年12月，由西北民族学院和甘肃省宗教学会铅印内部发行(1991年2月于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影响颇广。该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藏传佛教的产生和发展(佛教在西藏的早期情况、佛教西藏地方化——藏传佛教的形成、主要教派及其教义、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政教合一”制度和藏传佛教寺庙的僧伽组织、活佛转世制度、寺庙经济、思想文化影响、经法教育制度和解放后的藏传佛教等方面都作了概要和全面系统的叙述。国内学术界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版这类宗教的专著，见到的较少。是书的不是之处，其深度显得不够。
唐景福、温华的《喇嘛教》(《百科知识》1981年第8期)，对喇嘛教(即藏传佛教)的形成及其主要派别创建的历史和特点，作为较全面的介绍，富有很强的知识性。丁汉儒、温华、唐景福合著论文《喇嘛教形成的特点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从四个方面对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后发展和形成喇嘛教的特点作了分析，论述了佛教与苯教互相斗争融合并逐渐演化为喇嘛教的过程；密宗在藏区所以得到传播崇信的社会原因；活佛转世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社会意义。对喇嘛教的名称、宗教的传播、活佛转世和西藏原始信仰的关系、政教合一等问题也都作了一些新的探讨。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密宗是九世纪中期从印度传入西藏的。当时，西藏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崇信密教不必苦读经典，不必累世修行，只要经过上师灌顶，多念咒语，供花敬佛，祭祀烧施，就可快速成佛。这是一种廉价而又省力的精神鸦片，容易被那些迫切希望摆脱极端困难、文化落后的群众所接受。佛教本来是禁欲主义者，无论大乘小乘都有“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等四条戒律。至于女性是被歧视的，平时不能随便入庙，即使出家也不能成佛。但密宗却有些特别，讲究所谓“双修”，乃为“助道”；说什么男女双修，“男是智慧，女是方便”，意即用巧取的方法速成佛。他们除了供奉“佛母”、“明妃”、“欢喜金刚”等偶像，还专门讲述所谓“双修仪轨”。按照这个所谓“双修仪轨”修持，即能满足现世享乐的欲望，又能进入来世享乐的佛国。物质的和精神的，现世的和来世的，都被占有了。什么“方便”、“智慧”？密宗的“双修”，狰狞的神像，神秘的咒语，说穿了它的奥秘，就是被统治者用来欺骗、恐吓、镇压农奴，巩固封建农奴制的一种“方便”和“智慧”罢了。《喇嘛教形成的特点问题》一文中这些论述被认为虽然不是结论，但“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见王点著《雍和宫和奥秘》紫禁城出版社)。1984年6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继愈、李羡林、蔡尚思等著的《中国佛学论文集》和1985年3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两书都收录了该文。1989年10月，该文曾获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
在藏传佛教教派研究方面：唐景福、温华撰的《试论西藏佛教萨迦派的历史及其作用》(《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论述了藏传佛教萨迦派形成的历史背景，萨迦派得到元朝的支持以后，在内地与西藏地方关系所起的作用；萨迦派在宗教上的特点和衍变；萨迦派在发展藏族文化上的贡献。其中主要论述了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元太宗)即位，遂将西夏旧地和青甘藏区划给他的次子阔端做为份地，阔端驻凉州(今甘肃武威)后，于1244年派亲信大将多达那波和加曼二人入藏，邀请富学五明的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贡噶坚赞到凉州，商谈西藏归顺蒙古问题。萨班虽出身世袭贵族兼教主家庭，但思想较先进，趋向革新，以63岁高龄，东来内地。于1247年在凉州与阔端会晤，顺利议妥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萨班致公开信于西藏各僧俗首领，陈述利害，劝导归顺，从此西藏正式归入祖国版图。唐景福撰的《喇嘛教噶举派的历史及其作用》(《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论述了噶举派代替萨迦派统治西藏时，西藏的社会生产发展的情况，及其与明朝的关系。
才旦夏茸撰的《西藏佛教宗派名称之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该文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名称，从教义方面作了详尽的阐释，并对学术界流行的有关藏传佛教教派名称的错误称谓进行了正名。
在藏传佛教僧传研究方面：才让撰的《玛尔巴传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该文简明扼要地叙述了藏传佛教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克服种种困难，三次赴印度求法的艰难过程以及传道布法和生活的情况。彭清深撰的《布敦·仁钦珠在藏文佛典目录和分类上的贡献》(《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该文考察了藏传佛教夏鲁派宗师布敦·仁钦珠一生的学术活动，其对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做出了二件巨大的贡献：一是撰写了西藏历史上第一部成型的教法史《善逝教法源流》，汉译本定名为《佛教史大宝藏论》又称《布敦佛教史》，这是一部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勋硕大著；二是编纂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目录》，这部《丹珠尔》乃是藏文佛典完备的定本。公元十三世纪雕版印刷术传入西藏，整结教义教典清甄佛籍的重任历史地落在布敦之肩，而布敦也正是应运而生出色完成这一大任的一代大德高僧。布敦大师以广深的佛学思想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实践活动相辉映，揭示了藏文佛典深湛博大的学术内容和沉积亘远的藏族文化渊源。唐景福编撰的《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1991年6月，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首本汉文藏传佛教的僧传，乃为中国僧传史领域的研究发了先声。收录藏、蒙、土、汉等藏传佛教名僧123位，总传体裁，编排以时间为序、经纬交织，时间为经，事迹为纬，分别述说，时限自公元八世纪西藏佛教前弘初期名僧巴桑囊起始，到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圆寂为止，时达千余年。虽然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同出一根，但其历史作用和表现形式与汉地并非完全相同，藏传佛教的佛学思想渊源，经典翻译，宗教传承是接受了印度大乘教的直接影响，同时基于西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的长期落后，为了保护早期的封建所有制，人们的劳动几乎全部用来进行社会生产，这一情况的在宗教上的反映，就是偏重实践而不尚教理的学风，严守佛教经典，注意宗教实践的推广，重视教义和苦修，少作理论上的发挥，这是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藏传佛教既具有从大乘空宗移植的神秘思想体系，较为完备的经典，和社会现实相等人为宗教的共同性又吸收本教某些巫术崇拜仪式和神祗，并发展为众多教派，宗教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制度、活佛转世制度和特有的寺庙僧伽组织及经法教育制度，这些都构成了藏传佛教的重要特点。藏传佛教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力量，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现。故此为藏传佛教名僧立传与汉地佛教传统的各种“高僧传”就有着相当距离的着眼点与出发点。藏传佛教正是具有上述的特点，因此给其僧人立传就必备有一定的标准，以何种角度，采用那种界限，取舍立传的素材？编撰者紧紧结合藏区社会特点，以在藏传佛教史和藏族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硕勋大德作为立传的僧选，收录各宗派的创始人与主要传承者以及历代的达赖、班禅等各大转世活佛，这些至尊名僧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以勤劳智慧开拓疆土，维护祖国的统一大业中建立突出的功绩，他们是信仰藏传佛教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书为藏传佛教名僧的立传独辟蹊径，开启新的路端，以严谨的学术性，准确的资料性，与编排结构的系统性构成的特点得到宗教学界的好评。1993年6月，该僧传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关于藏传佛教在甘肃两大寺院——拉卜楞寺和禅定寺的研究方面：对于拉卜楞寺的建立问题，有曲又新撰的《拉卜楞寺创建和发展情况述略》(《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第3期)和他的《拉卜楞寺名称的由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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