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有自宗的功课，简要而不费多少时间，这还是唐、宋时代的佛教情况。我们中国近代的课诵，一、是丛林所用的；丛林住了几百人，集合一次，就须费好长时间，为适应这特殊环境，所以课诵较长。二、元、明以来佛教趋向混合；于是编集的课诵仪规，具备各种内容，适合不同宗派的修学。其实在家居士，不一定要如此。从前印度大乘行人，每天六次行五悔法。时间短些不要紧，次数不妨增多。总之学佛，不只是念诵仪规；在家学佛，决不可因功课繁长而影响家庭的工作。
四、烧纸：古代中国祭祖时有焚帛风俗，烧一点绸缎，给祖先享用。后来为了简省，就改用纸来代替；到后代做成钱、元宝、钞票，甚至扎成房子、汽车来 [P302] 焚化。这些都是古代传来的风俗习惯，演变而成，不是佛教里面所有的。
这些事情，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做儿女的对父母表示一点孝意。自己饮食，想到父母袓先；自己穿衣住屋，想到祖先，不忘记父祖的恩德，有慎终追远的意义。佛教传来中国，适应中国，方便的与念经礼佛合在一起。但是，在儒家「送死为大事」及「厚葬」的风气下，不免铺张浪费，烧得越多越好，这才引起近代人士的批评，而佛教也被认为迷信浪费了。佛教徒明白这个意义，最好不要烧纸箔等，佛法里并没有这些。如果为了要纪念先人，象征的少烧一点，不要拿到寺庙里去烧，免得佛教为我们受罪。
五、抽签问卜扶乩：有些佛寺中，有抽签，打笤，甚至有扶乩等举动，引起社会的讥嫌，指为迷信。其实，纯正的佛教，不容许此种行为(有没有效验，是另外一件事)。真正学佛的，只相信因果。如果过去及现生作有恶业，决不能用趋吉避凶的方法可以避免。修善得善果，作恶将来避不了恶报，要得到好果报，就得多做有功德的事情。佛弟子只知道多做善事；一切事情，如法合理的作去， [P303] 决不使用投机取巧的下劣作风。这几样都与佛教无关，佛弟子真的信仰佛教，应绝对的避免这些低级的宗教行为。
四 由于佛教现况而来的误解
一般中国人，不明了佛教，不明了佛教国际的情形，专以中国佛教的现况，随便批评佛教，下面便是常听到的两种。
一、信仰佛教国家就会衰亡：他们以为印度是因为信佛才亡国，他们要求中国富强，于是武断的认为不能信仰佛教。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研究过佛教历史的，都知道过去印度最强盛时代，便是佛教最兴盛时代。那时候，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一印度，把佛教传播到全世界。后来婆罗门教复兴，摧残佛教，印度也就日见纷乱。当印度为回教及大英帝国灭亡时，佛教已经衰败甚至没有了。中国历史上，也有这种实例。现在称华侨为唐人，中国为唐山，就可见到中国唐朝国势的强盛。那个时候，恰是佛教最兴盛的时代；唐武宗破坏佛教，也就是唐代衰落了 [P304] 。唐以后，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都崇信佛教，也就是宋朝兴盛的时期；明太祖本身是出过家的，太宗也非常信佛，不都是政治修明，国力隆盛的时代吗？日本现在虽然失败了，但在明治维新之后，跻入世界强国之列，他们大都是信奉佛教的，信佛谁说能使国家衰弱？所以从历史上看来，国势强盛的时代正是佛教兴盛的时代。为什么希望现代的中国富强，而反对提倡佛教呢！
二、佛教对社会没有益处：近代中国人士，看到天主教、基督教等办有学校医院等，而佛教少有举办，就以为佛教是消极、不做有利社会的事业，与社会无益，这是错误的论调！最多只能说：近代中国佛教徒不努力，不尽责，决不是佛教要我们不做。过去的中国佛教，也大抵办有慈善事业。现代的日本佛教徒，办大学、中学等很多，出家人也多有任大学与中学的校长与教授。慈善事业，也每由寺院僧众来主办。特别在锡兰、缅甸、暹罗的佛教徒，都能与教育保持密切的关系，兼办慈善事业。所以不能说佛教不能给与社会以实利，而只能说中国佛教徒应该自己觉得没有尽了佛弟子的责任，应该多从这方面努力，才会更合乎佛教 [P305] 救世的本意，使佛教发达起来。
中国一般人士，对于佛教的误解还多得很，今天所说的，是比较更普遍的。希望大家知道了这些意义，做一有纯正信仰的佛教徒，至少也能够清除一下对佛教的误会，使纯正佛教的本来意义发扬出来。否则，看来信仰佛教极其虔诚，而实包含了种种错误，信得似是而非，这也难怪社会的讥嫌了！(明道记) [P307]
二九、谁是胡涂虫
去年秋初，孙居士交来两篇妙文──『胡涂虫回头』，『人类之迷梦与中国之出路』。当时随手一放，竟一时找不到了。上月拉开抽屉，这两篇妙文，却重行现在眼前，再读一遍，觉得作者的目的，为了反对马克斯的经济制度，政治革命，从动机上说，我们只有同情他，赞成他。然而他却把佛教的悟证，拉在一起说，「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空想一个极乐世界，世界上最大的胡涂虫，第一个是释迦牟尼」；「六朝隋唐，又出了一批大菩萨，静坐参禅，空想冥索，全用智慧以求真理。立论虽深，竟无补于中国之文化」。作者既推重实验，试问对于佛教的理论，智慧的内容，有没有确实地了解过、审查过、试验过？老实说，对于佛教的悟证，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空想的、偏激的，基于邪恶的反宗教精神，加上流俗的误解，而作出不负责任，不着实际的毁谤！空想而胡涂的狂言，也不 [P308] 需要批评，让他知道一点就得了！
直线的观念，平面的观念，固定的观念，绝对时空的观念，作者依据相对论，一一的称之为错误胡涂。在他想来，释迦佛的自觉实证，是推理冥索而违反这些的。那里知道，释尊的自觉实验，是从根否定了「自性见」，就是人类意识中的普遍成见，从来不曾离开过，成为一切错误与胡涂的心理因素。佛是彻底的大觉大悟，离去这种颠倒妄见，这才从现证一切法性中，发见了：「诸行无常」，一切只是不断的生灭与延续过程，而没有不变的事物；「诸法无我」，一切只是种种关系所和合的现象，而没有独存的个体；「涅槃寂静」，一切的差别与动乱现象，当下为平等的、和谐的、宁静的。释迦佛本此自觉实证，为我们开示，一切是缘起的、相待(相对)的；一切事物，无非是缘起空而为无常、无我、无生的。这在大中观者，特别明彻的发扬它，观破固定的观念，绝对时空等谬论。所以依据实验与相对论，而盲目地牵涉佛教，只是说明了作者的推论与胡涂。
今日世界的错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是一种一元的邪见。什么人，都 [P309] 想依据一种自以为然的(其实最多是部分的)事理，而推论到一切。如以物理科学为依据，而解说生理、心理，到达唯物论的谬见。依据经济，而解说一切社会变动，到达经济史观的谬见。又如专凭物理科学的实验，而想拿来衡量一切，以为不如此便不是实验。不知物质世界的实验，与社会界的实验不能全同，而社会界政治经济的实验，又决与生命及自心的实验不同。这种夹杂着权力观念的一元谬论，无非从违反相待性(相对)而来的错误与胡涂。作者大谈相对论，高唱实验论，其实他自己，既缺乏实验，也忽略相对。如主张「有治人，无治法」便是一种偏激的反法治论。人与法是相对的；人而为贤明的，固然可以促进造成良好的法制；良好的法制下，也容易造成、发展良好的人才。反之，人而不贤不明，一切良法美制，都会无效；如法纪荡然，制度紊乱，不一定有好政绩，甚至好人不能存在在坏环境中。这在人法相待的关系下，互相影响，何等明白！为什么要偏说「有治人，无治法」？问题是他从来不知「相对」论。相对，相对，只在他的口里，并不在他的心里。 [P310]
释迦牟尼佛的自觉实证，首先从分别事相入手(法相善巧)；进一步，把握根(生理的)、境(物理的)、识(心理的)的内在关联，一切心境相关，自他相关，物我相关的，活动的一般程序(缘起善巧)；再深入到法法本性的内证，真实的体验。此与科学的从观察而实验，并无不合。此觉证的实验，何以知其真实？因为在这自觉的法性中，发见一切事物的缘起相待性，缘起与空性──二谛融通而并无矛盾。所以，推理无不合，佛的究竟大觉，可断定而无疑。佛在大觉心中，开示宇宙人生的缘起相对性；开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性，被进步的智识界，证明为永远扑颠不破的真理。作者自己空想，自己胡涂，而以己心推佛心，诬谤我佛为「不去实验」；为「缺乏经验的」！请冷静的反省吧！你是不空想的，实验的，生在二千五六百年后的今日，还只能剽袭一些别人的相对论，挂在口头而不在心里。佛如果是空想的、胡涂的，生在爱因斯坦二千五百年前，却能发见更完善的相对论(爱氏的相对论，还在四度时空里)！真正的胡涂虫，到底是谁？实际上，说实验，佛陀的自觉实证，便是实验。谁肯依着修习去 [P311] ，谁也能实验，有着必然性与普遍性，并非主观的产物。所以说：此法(体验到的)，「非佛作，亦非余人作，法性法尔」。不过这种实验，为根本而最深彻的实验，不重于自然界、社会界，而重于从生命自体去实验，为向外驰求者所不能通达而已。所以太虚大师曾着『科学的人生观』，说佛法是广义的科学，广义的实验。空想而偏激的狂论家，那里晓得！
对于中国文化，作者赞美战国秦(西)汉时代，说：「孔孟之书，绝(？)无迷信」；「中国之所以能有此前期文明，而至今无宗教者也」。很显然的，这是代表中国后期非宗教或反宗教者的口吻。中国文化史上，秦、汉便是富有宗教性的。在西汉的儒者看来，孔子不是神吗？五行、谶纬、休咎，不大都是儒者吗？至于隋、唐文明的隆盛，史实具在。外人称华侨为「唐人」，华侨称故乡为「唐山」，决不会比两汉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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