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融等)。当时成立了「新竹女众佛学院」，所以一面自己讲(曾讲『法华经』等要义，及『楞伽经』)；妙峰、印海等也在女众院授课，希望能教学相长。四十七年夏天，我又去了菲律宾。回来，就推续明住持精舍。对内的领导修学，也就由续明负责了。我那时有一想法──还是为了福严精 [P120] 舍，在台北成立慧日讲堂。希望精舍与讲堂，能分别的内修外弘，相助相成，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讲堂的建筑费，半数是从马尼拉筹来的，这都得力于妙钦，尤其是广范热心推动的功德。现在回忆起来，后人自有后人福，何必想得那么远呢！
对外弘，善导寺那段时间而外，慧日讲堂三年多，也着实讲了些经论，听的人还不算少。对内修，在台湾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三年春)，我没有能尽力，除了病缘、事缘，主要是：从前那样热心的与同学共同论究，是有几位于佛学有些基础，能理会我所说的有些什么特色。在这些上，引起了大家为佛法的热心。在台湾呢，有的年龄大了，有了自己的倾向；有的学力不足，听了也没有什么反应；有的因为我的障碍多，不敢来共住。这样；我虽也多少讲说，而缺乏了过去的热心。
圣严来看我，说：「老法师似乎很孤独」。「也许是的」。我以「东方净土发微」为例，他说：「新义如旧」。是的！说了等于不说。没有人注意，没有人 [P121] 喜悦，也没有人痛恨(痛恨的，保持在口头传说中)。他问我：「掩关遥寄诸方中说：时难感亲依，折翮叹罗什，是慨叹演培、仁俊的离去吗」？我说：「不是的，那是举真谛(亲依)、罗什，以慨伤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罢了」。我想，如现在而是大陆过去那样，有几所重视佛学的佛学院，多有几位具有为法真诚的青年，我对佛法也许还有点裨益。虽然现在也有称叹我的，但我与现代的中国佛教距离越来越远了。有的说我是三论宗，有的尊称我为论师，有的指我是学者，让人去称呼罢！
学佛法的(男众)青年，是那样难得！演培曾有去香港邀约的建议，这在别人是可以的，但经历了漫天风雨的我，是要不得的。旧有的几位，年龄渐渐大了，自然也有各人的因缘。妙峰去了美国，正宗去了菲律宾。续明在灵隐寺，有十几位年轻的台籍学生(还有几位是从军中退役下来的)；三年后，又在精舍成立福严学舍。但在续明的经验中，似乎福严学舍没有灵隐佛学院时代的理想。其实，这不是别的，只是年龄长大，不再是小沙弥那样单纯了！人越来越难得，精舍 [P122] 的少数人，常觉曾应仁俊同净兰若的要求，一再的推介过去，似乎也渐渐的少了。
我逐渐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不可思议的因缘，启发了我，我在内修与外弘的矛盾中警觉过来，也就从孤独感中超脱出来。所以说：「古今事本同，何用心于悒」！五十三年(五十九岁)的初夏，我移住嘉义的妙云兰若，恢复了内修的生活，但那是个人的自修。我偶然也写一些，又把它印出来。但没有想到有没有人读，读了有没有反应。我沈浸于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中，写一些，正如学生向老师背诵或覆讲一样。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
这样的内修，对佛教是没有什么大裨益的。内修要集体的共修，仁俊曾发表「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的理想。我惭愧自己的平凡，福缘不足，又缺少祖师精神，但 [P123] 热望有这么一位，「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为佛教开拓未来光明的前途！
二二 半天课
在台湾，为了不忍出家僧尼的失学，曾有过两次的「半天课」，但都因此而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扰。不能怪别人，应该是由于我的不善处事吧！
四十四年(五十岁)：智性长老在宝觉寺传戒，演培代表我去参加戒会。下年春，两位年青的新戒比丘──能学与传谛，来住福严精舍。精舍那时是典型的学团，我虽略有讲说，而主要是自己阅读研究。这两位新戒，没有佛学的基础知识，怎能自修呢！我与精舍同人商议，请法师们发心，于四十五年下学期起，为他们二人每日讲半天──两节课。这样，「半天课」就开始了。消息传出，新竹年青的尼(或准备出家的)众，有六、七人来旁听，威仪与程度也还不错。演培与一同寺玄深谈起，尼众无缘进修佛法，太可惜了！这样的激发、鼓励，「新竹女众佛学院」，就于四十六年秋，在一同寺成立了。我与演培负正副院长名义； [P124] 学院的教师，由精舍法师们负责；住处及经济生活，由一同寺负责。(后来感觉到：学生要有女众来领导，才邀香港的黄本真来台，负监学的责任)。学院成立，我要离开善导寺的因缘也成熟了。我向善导寺护法会辞职，不能说内心的真情，而说「因新竹福严精舍及女众佛学院，需经常指导修学，以致教(育)务(善导)寺务，两难兼顾」。就这样，引起「相当程度的困扰」。台北的信徒们，当然希望我长在台北，这才能多多听闻佛法。而玄深的作风，有几位女信徒，并不赞同他，所以我离台北而回新竹的辞职理由，有人竟说我「一心一意为尼姑」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但因此引起少数信徒与玄深间的磨擦，使我为难！
四十六年冬，学院中有一位孙姓的学生要出家，玄深劝我为他剃度，我以没有女众的道场来推辞。他说：「将来住在一同寺好了」。我就这样的为他落发，取名慧瑜。我在大陆出家来二十多年，都住在男众的道场。到了台湾，为了觅地建筑，才往来女众的一同寺，对台湾佛教广大的女众(出家的与斋姑)，没有什么了解。第二学期，为了服饰与威仪，学生以出家尼众为限；这样，学生有五、 [P125] 六人出家了，我也收了慧理出家。后来，本真也剃度了，名慧莹。其实，我没有尽到对弟子的义务。我住在福严精舍，四十七年(五十三岁)起，每年去菲律宾三、四月。从我出家的弟子，与一般学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夏季，新竹女众院已三年要毕业了。那时，我有一意见：尼众教育，最好由尼众来主持，可以更为理想。如办一高级班，培养几位能领导、教学的尼众，而比丘在必要时从旁协助，那不是可以实现这一理想吗？玄深也相当同意，只是一同寺要进行建筑，无法兼顾，所以热心的介绍到台北的平光寺，这是他师兄的道场。四十九年底，台北的慧日讲堂也落成了，精舍的法师，有几位去台北，所以玄深的建议，倒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这样，慧瑜等就去平光寺住；慧瑞、慧钰也剃度而住到平光寺去。在高级班的筹备进行中，觉得住持没有受过尼众教育，可能在见解上不易融洽，所以我不再主动推进而停止下来。
高级班不办了，那慧瑜他们也不宜这样长住下去了。当四十五年我的肺病沉 [P126] 重时，台北(主要是台湾)的少数信徒，买下临沂街的一所静室，供养我作休养的场所。现在长住慧日讲堂，身体也好多了，所以将临沂街的静室出售，转购离慧日讲堂不远，建国北路的一楼一底：慧瑜他们也就移到这里来住。早晚课诵，经济生活，都自立而与讲堂无关。那时的慧日讲堂，是名符其实的讲堂。一年的四季(晚上)讲经，短也在半月以上。一年三次法会，星期日共修，都有开示。住在建国北路的慧瑜他们，当然会按时来讲堂参加。他们白天，都住在建国北路。我忽然想起：他们的程度，还不能自己阅读进修，整天无事，可能烦恼会多些。不如在讲堂里，上午开两节课，让他们能多多充实佛法。这样，第二次的「半天课」又开始了。佛法，由讲堂的法师主讲，并请一位叶老师教授国文。开班以后，除慧瑜他们外，还有二、三位信女来旁听，这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我依佛法的立场，创建福严精舍与慧日讲堂，不是看作自己私有的。我有「内修外弘，两不着实」的感觉，决定三年后退位，另选讲堂住持。精舍与讲堂，我当然可以长住的，但建国北路，决不是慧瑜他们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为他们 [P127] 建一清净的小型精舍的构想。而且，我是出家于普陀山的福泉庵，为时局所限，不能回去探望，下如称之为福泉庵，以纪念师恩。这一决定，托曾慧泰居士等代为择地，终于在银河洞附近，费了十万余元，购得一处附有农田的山地，非常清净，这应该是很理想的。
地买定了，有慧观乐助伍千元。我提到建筑福泉庵，大陆来台的女信众，都没有表示；新竹精舍的法师，也有不同意的。我警觉而加以探究，大概年轻的女尼，不懂得处世应对，不能得到信徒的好感。特别是「半天课」以来，不论白天、晚上(讲经时间)，信众来讲堂，建国北路的几位女尼早已来了。讲堂的比丘法师不多，信徒们可能有男女众杂处的感觉。为了这，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二月初，召集了一次七、八人的集会，也有新竹法师来参加。在会谈中，竟引出一件意外的信息。四十八年秋天，为了慧日讲堂的建筑，我与演培在平光寺，聚集了十多位信众来商议。末了，演培起来说：「慧泰与慧教，年高而不能太辛苦了。筹款的事，台湾信徒，希望李珠玉；大陆来的信徒，希望周王慧芬，多多发心 [P128] 联络推动」！这原是我体谅年高者的意思，但引起了误会。慧泰提出了这番旧话说：「自己年高而没有用了」！我问：「那为什么这样热心的为我找觅建地呢」(不买地岂非就没有事)？他说：「师父交待我，我当然要去做呀」。我理会到多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尊重大家的意见，福泉庵不再建筑了。建国北路方面，过了二月十九的观音法会，决定解散」。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慧瑜他们知道了，当然心情苦恼，到那里去呢？大家集体同行，(杨白衣介绍)借住台南的菩提寺；约四个月后，又移住赤崁的净华寺，以后才渐渐分住了。我听了玄深的话，开始收女众为徒，自己不能多教导，让他们自立。回想起来，总有一番懊悔，也有一番歉意！
…
《平凡的一生》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