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融等)。當時成立了「新竹女衆佛學院」，所以一面自己講(曾講『法華經』等要義，及『楞伽經』)；妙峰、印海等也在女衆院授課，希望能教學相長。四十七年夏天，我又去了菲律賓。回來，就推續明住持精舍。對內的領導修學，也就由續明負責了。我那時有一想法──還是爲了福嚴精 [P120] 舍，在臺北成立慧日講堂。希望精舍與講堂，能分別的內修外弘，相助相成，可以長久的維持下去。講堂的建築費，半數是從馬尼拉籌來的，這都得力于妙欽，尤其是廣範熱心推動的功德。現在回憶起來，後人自有後人福，何必想得那麼遠呢！
對外弘，善導寺那段時間而外，慧日講堂叁年多，也著實講了些經論，聽的人還不算少。對內修，在臺灣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叁年春)，我沒有能盡力，除了病緣、事緣，主要是：從前那樣熱心的與同學共同論究，是有幾位于佛學有些基礎，能理會我所說的有些什麼特色。在這些上，引起了大家爲佛法的熱心。在臺灣呢，有的年齡大了，有了自己的傾向；有的學力不足，聽了也沒有什麼反應；有的因爲我的障礙多，不敢來共住。這樣；我雖也多少講說，而缺乏了過去的熱心。
聖嚴來看我，說：「老法師似乎很孤獨」。「也許是的」。我以「東方淨土發微」爲例，他說：「新義如舊」。是的！說了等于不說。沒有人注意，沒有人 [P121] 喜悅，也沒有人痛恨(痛恨的，保持在口頭傳說中)。他問我：「掩關遙寄諸方中說：時難感親依，折翮歎羅什，是慨歎演培、仁俊的離去嗎」？我說：「不是的，那是舉真谛(親依)、羅什，以慨傷爲時代與環境所局限罷了」。我想，如現在而是大陸過去那樣，有幾所重視佛學的佛學院，多有幾位具有爲法真誠的青年，我對佛法也許還有點裨益。雖然現在也有稱歎我的，但我與現代的中國佛教距離越來越遠了。有的說我是叁論宗，有的尊稱我爲論師，有的指我是學者，讓人去稱呼罷！
學佛法的(男衆)青年，是那樣難得！演培曾有去香港邀約的建議，這在別人是可以的，但經曆了漫天風雨的我，是要不得的。舊有的幾位，年齡漸漸大了，自然也有各人的因緣。妙峰去了美國，正宗去了菲律賓。續明在靈隱寺，有十幾位年輕的臺籍學生(還有幾位是從軍中退役下來的)；叁年後，又在精舍成立福嚴學舍。但在續明的經驗中，似乎福嚴學舍沒有靈隱佛學院時代的理想。其實，這不是別的，只是年齡長大，不再是小沙彌那樣單純了！人越來越難得，精舍 [P122] 的少數人，常覺曾應仁俊同淨蘭若的要求，一再的推介過去，似乎也漸漸的少了。
我逐漸的認識自己，認識自己所處的時代與環境。不可思議的因緣，啓發了我，我在內修與外弘的矛盾中警覺過來，也就從孤獨感中超脫出來。所以說：「古今事本同，何用心于悒」！五十叁年(五十九歲)的初夏，我移住嘉義的妙雲蘭若，恢複了內修的生活，但那是個人的自修。我偶然也寫一些，又把它印出來。但沒有想到有沒有人讀，讀了有沒有反應。我沈浸于佛菩薩的正法光明中，寫一些，正如學生向老師背誦或覆講一樣。在這樣的生活中，我沒有孤獨，充滿了法喜。
這樣的內修，對佛教是沒有什麼大裨益的。內修要集體的共修，仁俊曾發表「辦一個道場，樹百年規模」的理想。我慚愧自己的平凡，福緣不足，又缺少祖師精神，但 [P123] 熱望有這麼一位，「辦一個道場，樹百年規模」，爲佛教開拓未來光明的前途！
二二 半天課
在臺灣，爲了不忍出家僧尼的失學，曾有過兩次的「半天課」，但都因此而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擾。不能怪別人，應該是由于我的不善處事吧！
四十四年(五十歲)：智性長老在寶覺寺傳戒，演培代表我去參加戒會。下年春，兩位年青的新戒比丘──能學與傳谛，來住福嚴精舍。精舍那時是典型的學團，我雖略有講說，而主要是自己閱讀研究。這兩位新戒，沒有佛學的基礎知識，怎能自修呢！我與精舍同人商議，請法師們發心，于四十五年下學期起，爲他們二人每日講半天──兩節課。這樣，「半天課」就開始了。消息傳出，新竹年青的尼(或准備出家的)衆，有六、七人來旁聽，威儀與程度也還不錯。演培與一同寺玄深談起，尼衆無緣進修佛法，太可惜了！這樣的激發、鼓勵，「新竹女衆佛學院」，就于四十六年秋，在一同寺成立了。我與演培負正副院長名義； [P124] 學院的教師，由精舍法師們負責；住處及經濟生活，由一同寺負責。(後來感覺到：學生要有女衆來領導，才邀香港的黃本真來臺，負監學的責任)。學院成立，我要離開善導寺的因緣也成熟了。我向善導寺護法會辭職，不能說內心的真情，而說「因新竹福嚴精舍及女衆佛學院，需經常指導修學，以致教(育)務(善導)寺務，兩難兼顧」。就這樣，引起「相當程度的困擾」。臺北的信徒們，當然希望我長在臺北，這才能多多聽聞佛法。而玄深的作風，有幾位女信徒，並不贊同他，所以我離臺北而回新竹的辭職理由，有人竟說我「一心一意爲尼姑」了！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但因此引起少數信徒與玄深間的磨擦，使我爲難！
四十六年冬，學院中有一位孫姓的學生要出家，玄深勸我爲他剃度，我以沒有女衆的道場來推辭。他說：「將來住在一同寺好了」。我就這樣的爲他落發，取名慧瑜。我在大陸出家來二十多年，都住在男衆的道場。到了臺灣，爲了覓地建築，才往來女衆的一同寺，對臺灣佛教廣大的女衆(出家的與齋姑)，沒有什麼了解。第二學期，爲了服飾與威儀，學生以出家尼衆爲限；這樣，學生有五、 [P125] 六人出家了，我也收了慧理出家。後來，本真也剃度了，名慧瑩。其實，我沒有盡到對弟子的義務。我住在福嚴精舍，四十七年(五十叁歲)起，每年去菲律賓叁、四月。從我出家的弟子，與一般學生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四十九年(五十五歲)：夏季，新竹女衆院已叁年要畢業了。那時，我有一意見：尼衆教育，最好由尼衆來主持，可以更爲理想。如辦一高級班，培養幾位能領導、教學的尼衆，而比丘在必要時從旁協助，那不是可以實現這一理想嗎？玄深也相當同意，只是一同寺要進行建築，無法兼顧，所以熱心的介紹到臺北的平光寺，這是他師兄的道場。四十九年底，臺北的慧日講堂也落成了，精舍的法師，有幾位去臺北，所以玄深的建議，倒不失爲可行的辦法。這樣，慧瑜等就去平光寺住；慧瑞、慧钰也剃度而住到平光寺去。在高級班的籌備進行中，覺得住持沒有受過尼衆教育，可能在見解上不易融洽，所以我不再主動推進而停止下來。
高級班不辦了，那慧瑜他們也不宜這樣長住下去了。當四十五年我的肺病沈 [P126] 重時，臺北(主要是臺灣)的少數信徒，買下臨沂街的一所靜室，供養我作休養的場所。現在長住慧日講堂，身體也好多了，所以將臨沂街的靜室出售，轉購離慧日講堂不遠，建國北路的一樓一底：慧瑜他們也就移到這裏來住。早晚課誦，經濟生活，都自立而與講堂無關。那時的慧日講堂，是名符其實的講堂。一年的四季(晚上)講經，短也在半月以上。一年叁次法會，星期日共修，都有開示。住在建國北路的慧瑜他們，當然會按時來講堂參加。他們白天，都住在建國北路。我忽然想起：他們的程度，還不能自己閱讀進修，整天無事，可能煩惱會多些。不如在講堂裏，上午開兩節課，讓他們能多多充實佛法。這樣，第二次的「半天課」又開始了。佛法，由講堂的法師主講，並請一位葉老師教授國文。開班以後，除慧瑜他們外，還有二、叁位信女來旁聽，這應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吧！
我依佛法的立場，創建福嚴精舍與慧日講堂，不是看作自己私有的。我有「內修外弘，兩不著實」的感覺，決定叁年後退位，另選講堂住持。精舍與講堂，我當然可以長住的，但建國北路，決不是慧瑜他們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爲他們 [P127] 建一清淨的小型精舍的構想。而且，我是出家于普陀山的福泉庵，爲時局所限，不能回去探望，下如稱之爲福泉庵，以紀念師恩。這一決定，托曾慧泰居士等代爲擇地，終于在銀河洞附近，費了十萬余元，購得一處附有農田的山地，非常清淨，這應該是很理想的。
地買定了，有慧觀樂助伍千元。我提到建築福泉庵，大陸來臺的女信衆，都沒有表示；新竹精舍的法師，也有不同意的。我警覺而加以探究，大概年輕的女尼，不懂得處世應對，不能得到信徒的好感。特別是「半天課」以來，不論白天、晚上(講經時間)，信衆來講堂，建國北路的幾位女尼早已來了。講堂的比丘法師不多，信徒們可能有男女衆雜處的感覺。爲了這，五十二年(五十八歲)二月初，召集了一次七、八人的集會，也有新竹法師來參加。在會談中，竟引出一件意外的信息。四十八年秋天，爲了慧日講堂的建築，我與演培在平光寺，聚集了十多位信衆來商議。末了，演培起來說：「慧泰與慧教，年高而不能太辛苦了。籌款的事，臺灣信徒，希望李珠玉；大陸來的信徒，希望周王慧芬，多多發心 [P128] 聯絡推動」！這原是我體諒年高者的意思，但引起了誤會。慧泰提出了這番舊話說：「自己年高而沒有用了」！我問：「那爲什麼這樣熱心的爲我找覓建地呢」(不買地豈非就沒有事)？他說：「師父交待我，我當然要去做呀」。我理會到多方面的問題，所以說：「我尊重大家的意見，福泉庵不再建築了。建國北路方面，過了二月十九的觀音法會，決定解散」。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慧瑜他們知道了，當然心情苦惱，到那裏去呢？大家集體同行，(楊白衣介紹)借住臺南的菩提寺；約四個月後，又移住赤崁的淨華寺，以後才漸漸分住了。我聽了玄深的話，開始收女衆爲徒，自己不能多教導，讓他們自立。回想起來，總有一番懊悔，也有一番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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