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出版。
八十二年(八十八岁)：一月，『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日译本，由正观出版社出版。
四月，『华雨集』全部五册出版。有些是六十年大病以前的作品；有些是『妙云集』出版以后的写作，短篇或长篇，有的还没有发表的。这部书编好后，将原稿交给正闻出版社，确已好久了，但序文说：「民国七十八年一月，序于南投寄庐」(即今永光别苑)，时间未免过早。「一月」可能是十一月，脱落一「十」字的校讹，因为这篇序，不可能较『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契理 [P186] 契机之人间佛教』写出更早的。
一生的写作、记录而已出版的，就是这些。愿以这些书的出版，报答三宝法乳的深恩！
二八 传戒因缘
我没有精究律藏，没有通晓律意，适应现实的深一层认识，所以我没有特别主张。而对沿习下来的佛制祖规，我也没有什么反对。对于台湾近四十年来的传戒运动，我也参加过，那只是随喜而已。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冬天，我因性愿老法师的邀请，以祝贺者的心情，到了厦门。在戒期中，也讲了几次通泛的开示。授具足戒时，我与先师念公，都参加戒坛为尊证，这是我与傅戒因缘有关的第一次。
四十四年(五十岁)夏天，台中宝觉寺智性长老来福严精舍，邀我参与冬期传戒，担任教授。那时，我病势渐重，我说：「智老！这是我应该随喜。只是我 [P187] 病体不知怎样，怕临时误了戒会」。智老还是要请我，并且说：「如法体欠佳，可以推人代表」。这样，我就不好意思推了。到了戒期，我正终日躺着静养，由演培去代表。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白圣法师在临济寺传六十寿戒，邀我担任尊证。问起时间，恰好是预定应台南市佛教会的邀请，作七天弘法的时间，不凑巧。白圣法师说：「那末，推代表好了」。我当然接受了，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秋天，贤顿法师(白圣法师同来)来，说起临济寺传戒，邀我当尊证。那一天，我正在感冒发烧，这是就会好的，所以我答应了。想不到不久去拔牙，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都渗血四、五天，饮食不便，疲累不堪。不得已，又请印海去代表。两次都没有能亲自参与临济寺的戒会，只能说因缘不具足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台中慈明寺传戒，请我任得戒和尚。不过，我是看作慈明寺传戒，我不过随喜而已。好多年前(四十九或五十年)，演培陪圣 [P188] 印来，说起为了满足智性老的遗愿，要举行第三次戒会。传戒要向中国佛教会转呈申请，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那时，智性老已经去世，所以圣印要我出个名字去申请。演培也帮着说，好吧！就作个人情，用我的名字去申请吧！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真的要传戒了，那就只好当一次得戒和尚了。其实，圣印要我当得戒和尚，一开始就错了！
在五十四年的华僧大会上，有人提了一个革新传戒制度的提案。不合佛法，不切实际的提案，横竖是行不通的，我连反对的兴趣都没有。大家也都随便的通过了，由中佛会转呈政府备案。圣印用多年来的传戒制度，发出通知，筹备一切。大概离戒期不过(或不到)两个月了，政府核准了传戒的新办法。中佛会召集会议，要圣印去列(出)席。这一下，圣印可着急了。后来经中佛会会议通过，这次筹备不及，姑且通融采用旧制度。不过受戒者的资格，如神经失常，盲哑残废，绝对不得受戒(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不久白圣法师回国，离戒期不到一月了，认为应严格执行政府核准的规制。圣印来报恩小筑看我，我主张：中 [P189] 佛会是中国佛教的最高机构，遵从教会的意旨是不会错的，这又不是你出尔反尔。戒弟子多少，有什么关系！圣印当然有些事实困难，不可能像我那样的无所谓。后来由中佛会特派专员，去慈明寺审查受戒者的资格。那天晚上，我没有在慈明寺。听人说：有新戒起来说话，辞锋相当锐利，审查者是并不容易答复的。就这样的审查了一会，也就算了。世间事是不可思议的！慈明寺戒期还没有终了，中佛会会议决定：新规制窒碍难行，呈请政府，还是采用老规矩。这个新方案，与慈明寺传戒相始终，似乎有了慈明寺传戒，就有新规制的必要一样。圣印请我当得戒和尚，不知添了多少麻烦，费了多少口舌。但由于中佛会要推行新规制，那些想受而还没有受戒的，怕再没有受戒的机会，大家发心来受戒。慈明寺戒会，受出家戒的多达四百二十五人；中佛会的新规制，起了号召大家来受戒的副作用，世间事真不可思议！我是个无事人，一向信任因缘，由因缘去作决定好了！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我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任尊证。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三月初，应嘉义天龙寺心一和尚的礼请，传授在家 [P190] 的五戒与菩萨戒。戒会期间，并主持大殿 重修落成典礼。
六十四年(七十岁)：三月初四日起，黄陈宏德于报恩小筑，传授五戒及菩萨戒，礼请我为传戒和尚。受戒者人数不多(四十八人)，但戒会清净庄严，与一般的兼事经忏，广招供养的风格不同。
六十六年(七十二岁)：八月，应马来西亚本道戒兄的邀请，参加金马仑三宝寺三坛大戒的戒会，任说戒和尚；羯磨与教授，由竺摩，演培二位担任。十六日开堂，九月初四日圆满。
六十七年(七十三岁)：台北市松山寺，是道安长老所兴建的，蔚为台北名 [P191] 剎。道老定于六十七年，传授三坛大戒，但不幸于六十五年腊月初圆寂。继任住持灵根法师，为了满足道老生前的遗愿，仍按时举行戒会，礼请我为得戒和尚。戒会于九月二十九日开堂，十月二十六日圆满。
八十年(八十六岁)：新竹福严精舍大殿等，由住持真华重建，于国历十月中落成开光。海外学友演培、仁俊、妙峰、印海、唯慈等，都远来参加盛会。并在精舍举行在家菩萨戒会，由我与演培、真华任三师。
参与戒会，在我这一生中，都不过随喜而已。 [P192]
二九 我与居士的佛教事业
佛教的在家弟子，应以佛教的立场，从事文化、慈善、社会福利事业，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萨精神，也能取得社会大众的好感，有利于佛教的流行。所以在家居士而能从事佛教的文化与慈善事业，不论他对我怎样，我都表示由衷的赞叹！
一、台中李炳南老居士领导的莲社，对我有思想上的距离，所以在『佛法概论』事件的动荡中，有台中烧毁我著作的传说。在重信仰的宗教界，这可说是一般的现象。民国五十三年，我辞退了慧日讲堂的住持，要去嘉义掩关时，听说李炳老领导莲社同人，发起建立菩提医院。在那时，这是佛教界难得听到的好消息！我与演培、续明洽商，决定以台币五十万元，乐助菩提医院建院费用。本来，我们只希望，在某间病房中，纪念性称为「太虚室」。但炳老建议：在医院旁，建一座「太虚大师纪念馆」。上层供佛及虚大师的影像与略传，可引导病者及其 [P193] 关系人的信佛；下层供医院使用。炳老的好意， 我们当然接受了。五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落成，邀我去剪彩。我本着乐施──与人为善的观念，所以从不问医院的内务，与进行的程度。炳老有良好的风范，莲社有众多的社员，我抱着乐观其成的心情。但起初鼓吹推动的于凌波，似乎渐渐的退却了，多少引起我的疑问。菩提医院建成了，正式开业。由于佛教界缺少(西)医务人才，加上人事的不能和谐合作，阳光乍现的菩提医院，就陷于低沉；不久，等于从佛教界消失了！
二、纽约的美国佛教会，在福严精舍成立「驻台译经院」，这是极有意义而又下免失望的事 [P194] 。因缘是这样的：五十八年，新竹福严精舍与台北慧日讲堂，在常觉与印海的主持合作下，福严精舍增建了大讲堂与学生宿舍，开办女众的福严佛学院。到六十年夏，学生毕业，也就停办而恢复为男众道场。精舍房屋多而住众少，未能物尽其用，未免可惜！恰好美国佛教会沈家桢居士，读『大宝积经』而充满法喜；希望能译为英文，也就将『大宝积经』的妙法，介绍给英、美等西方人。这一理想与发心，是希有难得的！住在新竹的许巍文居士，与沈居士是德国同学，信函中提及、讨论，而有在台湾办理译经院的决定，进行寻觅土地，建筑设计等工作。我听到这一消息，觉得是大好事，征得福严印海住持的同意后，向许巍文等提议：觅地、建筑，至少还要等一二年时间，不如无条件的，先借用福严精舍的大部分房屋，进行译经工作。在顺利进行中，再觅地建筑，不更理想吗？这一提议，当然得到大家赞同，「美国佛教会驻台译经院」，就这样的在六十年秋季成立了！院长是在美的沉家桢；在台湾有两位副院长：顾世淦主持译务，戈本捷主持事务。当时参加翻译的，有四、五位，现在译介世界佛学著作的许洋主，就是其中 [P195] 的一人。译经院成立不久，我就进入大病、长病的阶段，所以不知成立后的情形如何。偶尔听说，二位副院长间，有些不太协调，那也只是听说而已。可能是六十六年初吧！主持译务的顾副院长辞退了，由张澄基居士继任。『大宝积经』是合编四十九部大乘经而成的，经张副院长的研阅，觉得其中二十八部，更能适合西方人士，因而选定二十八部，没有译出的要翻译，已经译出的再加校定，大家继续为此而努力。六十七年夏，福严精舍性梵住持来说：不知为了什么，译经院决定要迁往北投农禅寺。我以为：我们只是无条件的提贡房屋，欢迎来译经，只希望译业成功。迁移，应有他自身的需要，我们也应该欢喜的送他们。一切都迁移到农禅寺去了。不久，听说译经院宣告停办，这是我所想不到的！据说：精选译出的二十八部，送往美国出版。我不通英文，所以到底有没有出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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