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古代佛教医学教育略论
北京大学历史系：陈明
印度古代医学体系的主流是源起于吠陀(Vcda)文献的生命吠陀(Ayurveda)体系(1)。与此主流体系相联系的。还有印度佛教医学体系、南印度泰米尔人的“悉达”(Siddha)医学体系等(2)。《妙闻本集》(Susruta－Samhita)记载了具有神话色彩的印度古代医学的传承过程：印度医学的始祖是梵天(Brahma)，梵天将医术传给了生主(Prajapati)，生主再传给双马童(Two Asvins)双马童又传给大神因陀罗(Lndra)因陀罗再传给Dhanvantari，Dhanvantari最后给了人类。(3)而人类早期最著名的医生就有阿提耶(Atreya)，在他的门下分出了如火、贝拉(Bhala)两大派别。
印度的世俗教育要求学习“五明大论”，医方明(Cikitsa－vidya)就是五明之一。《大唐西域记》卷二在介绍印度教育时说，“而开蒙诱进，先导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谓因明，考定正邪，研覆真伪：五曰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4)。玄奘用八个字“禁咒闲邪，药石针艾”来概括“医方明”的内容，这种概括实际上隐含了他的中医学的知识背景，因为“针”与“艾”是相对典型的中医内容。
关于医方明的具体内容，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Ｓiddhasara)的第一章第一颂解释为：
1.1 tasya tv angani salakyam kaya－bhuta－cikitsite
salyagada－vayo－bala－raksa bija－vivardhanam
试译如下：
它(医术)的诸分支为：(1)针刺首疾(眼科)；(２)治身患；(3)鬼瘴；(4)治诸疮；(5)恶揭陀药；(6)长年法；(7)治童子病；(8)足身法。
angani)是anga的复数形式，有“节、肢、枝、分节、分支、部分”等意思。Angani)在医书中通常即astangani，asta指数字八，astangani是一种叫做“双牛释”的依主释复合词，意为“八支”，表示印度生命吠陀体系的八个部分。在汉译佛典中，这种分类法曾被译为八分医方、八种术、八术、八医等。
南北朝时陈朝天竺三藏真谛所译的数论派哲学经典《金七十论》卷上，“一者八分医方所说能除身苦。”(5)从现存梵本《数论颂》(Samkhya－karika)一译《僧佉颂》来看，与《金七十论》所对应的词为“ayurveda－sastra”，意即生命吠陀论。虽然《金七十论》早于《数论颂》，但八分医方即生命吠陀论是毫无疑义的。
北凉昙无谶所译的《大般涅槃经》卷9，“譬如良医解八种药，灭一切病，唯除必死。”(6)又，卷25，“譬如良医善八种术，先观病相，相有三种”。(7)此经有两种译法：八种药与八种术。
东晋法显译的《大般泥洹经》卷６，译为“八种术”。(8)
隋代章安(灌顶)法师撰写的、唐代天台沙门湛然再治的《大般涅槃经疏》卷６，对八种术做了注解，云“初文明医晓八术，一治身、二治眼、三治胎、四治小儿、五治创、六治毒、七治邪、八知星，内含佛知八正道能治八倒病。”(9)“知星”之说，不知从何而来。这一条解释后被《一切经音义》卷25引用。此外，所谓“内含佛知八正道能治八倒病”，将八种医术比附为八正道，可能是灌顶法师的独家发挥，因为在佛家医学中，特别是从反映早期佛教医学面貌的律藏资料来看，并没有象生命吠陀那样的体系划分。
唐代高僧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先体病源”条，称之为“八医”，并有更详细的说明。“然西方五明论中，其医明曰：先当察声色，然后行八医，如不解斯妙，求顺反成违。言八医者，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言疮事兼内外。首疾但目在头。齐咽以下，名为身患。鬼瘴谓是邪魅。恶揭陀遍治诸毒。童子始自胎内至年十六。长年则延身久存。足力乃身体强健。斯之八术，先为八部，近日有人略为一夹。”(10)义净在天竺求法多年，故能明确指出，八医属于医方明的范畴。
义净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卷9“除病品第二十四”中云，“善解医明、妙通八术”；“虽善医方，妙通八术”(11)。八术一词在现存的梵文《金光明经》(Suvarnaprabhasa－sutram)辑校本中，对应词为(astanga－ayuridya－sastra)，意即生命吠陀医论八术。义净该经译本中还有，“复应知八术，总摄诸医方，于此若明闲，可疗众生病。谓针刺伤破，身疾并鬼神，恶毒及孩童，延年增力气”。(12)后四句就是对八术的简明解释。
唐代翻经沙门慧沼撰写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卷６，云“八术者，一疗被针刺法、二疗破伤法、三疗身疾、即前四病，四鬼损、五中毒药、六疗孩童、七延寿、八养身。”(13)慧沼的解释与义净的译文基本一致。
唐代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卷25，“八种术：一治身、二治眼、三治疮、四治小儿、五治鬼、六治毒、七治胎、八占星，见注涅槃经。”(14)与上引《大般涅槃经疏》卷六相比，顺序有所差异。又，《一切经音义》同卷，“解八种药：一治身、二治眼、三治疮、四治小儿、五治邪鬼、六治毒、七治胎病、八占星，如下耆婆所说。”(15)
应该注意，《大般涅槃经疏》卷６、《一切经音义》卷25中的“治胎病”，实际上包含在童子方之中，而不应分开。此外《大般涅槃经疏》卷６、《一切经音义》卷25，没有“足身力”，而有“占星”。“占星”恐怕有误，因为占星是指星占术或天文一类，而不属于八分医方的范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汉译佛典以外，在敦煌出土文书中也提到了“八术”。悟真撰写的《索法律邈真赞》(Ｐ。4660，全称《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赞并序》记载，索法律“练心八解，洞晓三空。平治心地，克意真风。灯传北秀，导引南宗。神农本草，八术皆通。”(16)“八术”无疑即上述印度古典生命吠陀医学体系的八个分支，亦成为印度古典医学的代称。此处说明索法律不仅通晓中医，而且对印度古典医学也有造诣。(17)可见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一个地位突出的文化交流据点，也接纳了印度古典医学的因素。
印度佛教医学与生命吠陀相比，从形式上看没有太大的差异。佛经中并没有具体的解说，不过，《摩诃僧祗律》卷三十八中，有几处文字与此相关：
“尔时，阐陀母比丘尼善知治病，持根药、叶药、果药、入王家、大臣家、居士家。治诸母人胎病、眼病、吐下、熏咽、灌鼻、用针刀，然后持此诸药涂之。”
“若比丘尼作医师活命，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说。医者持根药、叶药、果药治病。复有医咒、蛇咒、毒咒、乃至咒火、咒星宿日月。”
“若比丘尼授俗人外道医方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说。俗人者在家人。外道者出家外道。授医方者，咒蛇、咒毒、乃至咒火、咒星宿日月。”(18)
从这些引文中可知，印度佛教医学的主要内容有“胎病、眼病、吐下、熏咽、灌鼻、用针刀”、“诸药涂之”“咒蛇、咒毒、乃至咒火、咒星宿日月”等，实际上不出“八分医方”的范畴。当然，它的理论是经佛教教义为支柱的，特别是关于病因方面的学说－－业因说，具有典型的佛教色彩。佛陀常被称为“大医王”，其教义则被喻为能解众生之毒的“阿揭陀药”(agada)。“如来善方便，随病而略说，
譬如世良医，随病而投药”(19)。佛教提倡以慈悲为怀，不仅要治疗世人的“心病”(心理治疗)，也要治疗人的“身病”(生理治疗)，还要彻底改善社会人生(社会治疗)，赋于俗人以佛教的信仰体系(信仰治疗)。佛教徒的医药实践活动随着佛教教义的发展，而呈现深入的趋势，特别是大乘佛教修菩萨行的出家人，为了自度度他、自觉觉他，对医学教育更自觉一些。
(二)
以上，我们大约知道了佛教医学教育的大致内容，但是，具体的教育过程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虽然缺乏相关的记载，但是我们不妨从佛陀同时代的医王耆婆的习医经历来考察，或许能管窥一二(20)。虽然，耆婆并不是出家人，在学医时也还没有亲近过佛陀，接受佛教思想，而且他也不是在寺院中学习佛教医学，但是，从宽泛的意义来说，他的学习内容与经历对考察当时的佛教医学教育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耆婆是一个有神话色彩的人物，天生就手中抱持针药囊而出。耆婆学习医术的原因及其过程，有下列的记载：
《善见律毘婆沙》卷十七：“问曰：耆婆童子何不学余枝术？答曰：往昔有佛，名曰莲花。时有一医师，恒供养莲花如来。耆婆见已，心自念言：云何我未来世，得如此医供养如来。作是念已，即于七日供养如来，往至佛所，头面礼足，白佛言：愿我未来世作大医师供养佛，如今者医师供养佛无异。作是愿已，礼佛而退。耆婆命终，即生天上，天上福尽，下生人间。如是展转乃至释迦出世，宿愿所牵，不学余技，但学医方。问曰：耆婆所(何)以善学医道者？(答曰)耆婆就医学时，天帝释观见此人医道若成必当供养佛。是故天帝释化入耆婆身中，以教耆婆，于七月中得师法已，过七月己，帝释所教如是。满七年医道成就，耆婆还国。”(21)耆婆学习医术，是“宿愿所牵”：在学习时，受到天帝释七个月的化身帮助。学医的时间是七年。但没有提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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