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古代佛教醫學教育略論
北京大學曆史系：陳明
印度古代醫學體系的主流是源起于吠陀(Vcda)文獻的生命吠陀(Ayurveda)體系(1)。與此主流體系相聯系的。還有印度佛教醫學體系、南印度泰米爾人的“悉達”(Siddha)醫學體系等(2)。《妙聞本集》(Susruta－Samhita)記載了具有神話色彩的印度古代醫學的傳承過程：印度醫學的始祖是梵天(Brahma)，梵天將醫術傳給了生主(Prajapati)，生主再傳給雙馬童(Two Asvins)雙馬童又傳給大神因陀羅(Lndra)因陀羅再傳給Dhanvantari，Dhanvantari最後給了人類。(3)而人類早期最著名的醫生就有阿提耶(Atreya)，在他的門下分出了如火、貝拉(Bhala)兩大派別。
印度的世俗教育要求學習“五明大論”，醫方明(Cikitsa－vidya)就是五明之一。《大唐西域記》卷二在介紹印度教育時說，“而開蒙誘進，先導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诂訓字，诠目流別：二工巧明，伎術機關，陰陽曆數：叁醫方明，禁咒閑邪，藥石針艾：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覆真僞：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4)。玄奘用八個字“禁咒閑邪，藥石針艾”來概括“醫方明”的內容，這種概括實際上隱含了他的中醫學的知識背景，因爲“針”與“艾”是相對典型的中醫內容。
關于醫方明的具體內容，印度梵文醫典《醫理精華》(Ｓiddhasara)的第一章第一頌解釋爲：
1.1 tasya tv angani salakyam kaya－bhuta－cikitsite
salyagada－vayo－bala－raksa bija－vivardhanam
試譯如下：
它(醫術)的諸分支爲：(1)針刺首疾(眼科)；(２)治身患；(3)鬼瘴；(4)治諸瘡；(5)惡揭陀藥；(6)長年法；(7)治童子病；(8)足身法。
angani)是anga的複數形式，有“節、肢、枝、分節、分支、部分”等意思。Angani)在醫書中通常即astangani，asta指數字八，astangani是一種叫做“雙牛釋”的依主釋複合詞，意爲“八支”，表示印度生命吠陀體系的八個部分。在漢譯佛典中，這種分類法曾被譯爲八分醫方、八種術、八術、八醫等。
南北朝時陳朝天竺叁藏真谛所譯的數論派哲學經典《金七十論》卷上，“一者八分醫方所說能除身苦。”(5)從現存梵本《數論頌》(Samkhya－karika)一譯《僧佉頌》來看，與《金七十論》所對應的詞爲“ayurveda－sastra”，意即生命吠陀論。雖然《金七十論》早于《數論頌》，但八分醫方即生命吠陀論是毫無疑義的。
北涼昙無谶所譯的《大般涅槃經》卷9，“譬如良醫解八種藥，滅一切病，唯除必死。”(6)又，卷25，“譬如良醫善八種術，先觀病相，相有叁種”。(7)此經有兩種譯法：八種藥與八種術。
東晉法顯譯的《大般泥洹經》卷６，譯爲“八種術”。(8)
隋代章安(灌頂)法師撰寫的、唐代天臺沙門湛然再治的《大般涅槃經疏》卷６，對八種術做了注解，雲“初文明醫曉八術，一治身、二治眼、叁治胎、四治小兒、五治創、六治毒、七治邪、八知星，內含佛知八正道能治八倒病。”(9)“知星”之說，不知從何而來。這一條解釋後被《一切經音義》卷25引用。此外，所謂“內含佛知八正道能治八倒病”，將八種醫術比附爲八正道，可能是灌頂法師的獨家發揮，因爲在佛家醫學中，特別是從反映早期佛教醫學面貌的律藏資料來看，並沒有象生命吠陀那樣的體系劃分。
唐代高僧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叁“先體病源”條，稱之爲“八醫”，並有更詳細的說明。“然西方五明論中，其醫明曰：先當察聲色，然後行八醫，如不解斯妙，求順反成違。言八醫者，一論所有諸瘡，二論針刺首疾，叁論身患，四論鬼瘴，五論惡揭陀藥，六論童子病，七論長年方，八論足身力。言瘡事兼內外。首疾但目在頭。齊咽以下，名爲身患。鬼瘴謂是邪魅。惡揭陀遍治諸毒。童子始自胎內至年十六。長年則延身久存。足力乃身體強健。斯之八術，先爲八部，近日有人略爲一夾。”(10)義淨在天竺求法多年，故能明確指出，八醫屬于醫方明的範疇。
義淨所譯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卷9“除病品第二十四”中雲，“善解醫明、妙通八術”；“雖善醫方，妙通八術”(11)。八術一詞在現存的梵文《金光明經》(Suvarnaprabhasa－sutram)輯校本中，對應詞爲(astanga－ayuridya－sastra)，意即生命吠陀醫論八術。義淨該經譯本中還有，“複應知八術，總攝諸醫方，于此若明閑，可療衆生病。謂針刺傷破，身疾並鬼神，惡毒及孩童，延年增力氣”。(12)後四句就是對八術的簡明解釋。
唐代翻經沙門慧沼撰寫的《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６，雲“八術者，一療被針刺法、二療破傷法、叁療身疾、即前四病，四鬼損、五中毒藥、六療孩童、七延壽、八養身。”(13)慧沼的解釋與義淨的譯文基本一致。
唐代慧琳的《一切經音義》卷25，“八種術：一治身、二治眼、叁治瘡、四治小兒、五治鬼、六治毒、七治胎、八占星，見注涅槃經。”(14)與上引《大般涅槃經疏》卷六相比，順序有所差異。又，《一切經音義》同卷，“解八種藥：一治身、二治眼、叁治瘡、四治小兒、五治邪鬼、六治毒、七治胎病、八占星，如下耆婆所說。”(15)
應該注意，《大般涅槃經疏》卷６、《一切經音義》卷25中的“治胎病”，實際上包含在童子方之中，而不應分開。此外《大般涅槃經疏》卷６、《一切經音義》卷25，沒有“足身力”，而有“占星”。“占星”恐怕有誤，因爲占星是指星占術或天文一類，而不屬于八分醫方的範疇。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漢譯佛典以外，在敦煌出土文書中也提到了“八術”。悟真撰寫的《索法律邈真贊》(Ｐ。4660，全稱《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贊並序》記載，索法律“練心八解，洞曉叁空。平治心地，克意真風。燈傳北秀，導引南宗。神農本草，八術皆通。”(16)“八術”無疑即上述印度古典生命吠陀醫學體系的八個分支，亦成爲印度古典醫學的代稱。此處說明索法律不僅通曉中醫，而且對印度古典醫學也有造詣。(17)可見敦煌作爲絲綢之路上一個地位突出的文化交流據點，也接納了印度古典醫學的因素。
印度佛教醫學與生命吠陀相比，從形式上看沒有太大的差異。佛經中並沒有具體的解說，不過，《摩诃僧祗律》卷叁十八中，有幾處文字與此相關：
“爾時，闡陀母比丘尼善知治病，持根藥、葉藥、果藥、入王家、大臣家、居士家。治諸母人胎病、眼病、吐下、熏咽、灌鼻、用針刀，然後持此諸藥塗之。”
“若比丘尼作醫師活命，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醫者持根藥、葉藥、果藥治病。複有醫咒、蛇咒、毒咒、乃至咒火、咒星宿日月。”
“若比丘尼授俗人外道醫方者，波夜提。比丘尼者如上說。俗人者在家人。外道者出家外道。授醫方者，咒蛇、咒毒、乃至咒火、咒星宿日月。”(18)
從這些引文中可知，印度佛教醫學的主要內容有“胎病、眼病、吐下、熏咽、灌鼻、用針刀”、“諸藥塗之”“咒蛇、咒毒、乃至咒火、咒星宿日月”等，實際上不出“八分醫方”的範疇。當然，它的理論是經佛教教義爲支柱的，特別是關于病因方面的學說－－業因說，具有典型的佛教色彩。佛陀常被稱爲“大醫王”，其教義則被喻爲能解衆生之毒的“阿揭陀藥”(agada)。“如來善方便，隨病而略說，
譬如世良醫，隨病而投藥”(19)。佛教提倡以慈悲爲懷，不僅要治療世人的“心病”(心理治療)，也要治療人的“身病”(生理治療)，還要徹底改善社會人生(社會治療)，賦于俗人以佛教的信仰體系(信仰治療)。佛教徒的醫藥實踐活動隨著佛教教義的發展，而呈現深入的趨勢，特別是大乘佛教修菩薩行的出家人，爲了自度度他、自覺覺他，對醫學教育更自覺一些。
(二)
以上，我們大約知道了佛教醫學教育的大致內容，但是，具體的教育過程又是什麼樣的情況呢？雖然缺乏相關的記載，但是我們不妨從佛陀同時代的醫王耆婆的習醫經曆來考察，或許能管窺一二(20)。雖然，耆婆並不是出家人，在學醫時也還沒有親近過佛陀，接受佛教思想，而且他也不是在寺院中學習佛教醫學，但是，從寬泛的意義來說，他的學習內容與經曆對考察當時的佛教醫學教育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耆婆是一個有神話色彩的人物，天生就手中抱持針藥囊而出。耆婆學習醫術的原因及其過程，有下列的記載：
《善見律毘婆沙》卷十七：“問曰：耆婆童子何不學余枝術？答曰：往昔有佛，名曰蓮花。時有一醫師，恒供養蓮花如來。耆婆見已，心自念言：雲何我未來世，得如此醫供養如來。作是念已，即于七日供養如來，往至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願我未來世作大醫師供養佛，如今者醫師供養佛無異。作是願已，禮佛而退。耆婆命終，即生天上，天上福盡，下生人間。如是展轉乃至釋迦出世，宿願所牽，不學余技，但學醫方。問曰：耆婆所(何)以善學醫道者？(答曰)耆婆就醫學時，天帝釋觀見此人醫道若成必當供養佛。是故天帝釋化入耆婆身中，以教耆婆，于七月中得師法已，過七月己，帝釋所教如是。滿七年醫道成就，耆婆還國。”(21)耆婆學習醫術，是“宿願所牽”：在學習時，受到天帝釋七個月的化身幫助。學醫的時間是七年。但沒有提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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