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慧远的三教关系思想
张敬川
内容提要：佛教传入中国以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文化认同问题，即如何协调佛教与儒、道两家的关系。这个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争论的最为激烈。其中，庐山慧远提出的三教同源的思想，对以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慧远著作的深入解读，梳理了慧远三教关系的理论脉络和背景，强调了《法华经》对慧远三教关系思想的影响。并探讨了慧远判释三教高下的依据。
关键词：庐山 慧远 三教关系 法华经
作 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2008级博士生。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一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相互冲突、相互融合。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其中国化的进程。这种融合与激荡在魏晋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东晋的庐山慧远法师。慧远通过一系列的护教辩论，从理论上论述了三教的关系，并把儒家、道家等圣人的教化都纳入到佛教的系统中，提升了佛教的地位，因此，慧远的三教关系理论对佛教中国化具有重大的意义。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
任继愈先生认为，慧远确定了佛教和儒家“出处诚意，终期相同”的基本立场。其依据则是佛教的神通，也就是说，儒家所谓的国师、卿相等都是佛法身的化身，其最终的归趣并没有什么不同。[1]任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慧远这种佛高于儒并包含着儒的实质，却是让佛教的外来思想，服从并容纳于儒家的基本观念内。[2]方立天先生则指出，慧远对佛、儒的关系为“佛儒合明论”，认为慧远已把佛教和名教完全沟通起来，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已把儒家圣人唐尧、孔丘和佛祖释迦牟尼等同起来。[3]曹虹认为，慧远三教关系的核心是“以佛理为宗”，不仅佛理处于该受尊崇的地位，而且以佛理为宗极，其它各家学说才可能焕发出思想的价值，即以佛理为宗会的“百家同致”。[4]
从上述研究的结论来看，学者们普遍都同意慧远在三教关系问题上主张三教同源、殊途同归。佛教与世俗的礼法不但没有矛盾，而且还是一切教化的最高归宿。慧远认为儒释道三家虽然思想表现形式不同，但最终的追求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佛教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三教所共同的归宿，而儒家和道家则是这个终极归宿在世间的方便显现，并不究竟，因此地位要比佛教低。这种三教关系的理论是非常精妙的，首先他清楚地安排了三教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最上面是佛教，其下是儒家、道家。在这里，儒家和道家变成了佛教在世俗中教化的工具，而佛教的教义则是最高的真理。因此，如果佛教的制度与世俗的礼法有什么不同，自然也不必屈就于世俗的礼法。这样，不但解决了三教冲突的问题，还提高的佛教的地位。通过这种三教的融合，沙门礼敬的问题，沙门袒服的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释。那么，慧远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为什么么可以把儒家、道家视为与佛教同源的方便教化呢？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
慧远在《沙门袒服论》中曾指出，释迦与尧、孔等圣人，之所以“归致不殊”，是因为三教之“理”本一，只是乖、合的不同，才产生了具体教化的差异。《沙门不敬王者论》云：“若令乖而后合，则拟步通涂者，必不自崖于一揆；若令先合而后乖，则释迦之与尧孔，归致不殊，断可知矣。”[5]
那么，究竟什么是“先乖而后合，先合而后乖”呢？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致。任继愈《中国佛教史》认为，既然佛有神通变现各种人身，那么现实的“诸王君子”就很难说不是佛的变现，此即谓之“合而后乖者”。反过来说，佛前的菩萨诸行，既然要通过“或为灵仙，转轮圣王，或为卿相、国师、道士”这样一些经历，那么，现实的“诸王君子”即便不是佛的化身，也应该是通向佛的必然阶梯，此即谓之“乖而后合者”。[6]方立天先生的解释为：佛有各种神妙的方法，为了教化的方便，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听众去普度众生，或变为灵仙转轮圣帝，或变为卿相国师道士，这叫做先合而后乖。再者，有的始创大业，功德未就，有的期待成功于身后，有的显应于当年，虽然有这种种进退屈伸，但是最后都归结于成佛，这叫做先乖而后合。[7]
也就是说，先合而后乖，是从佛陀的角度来审视世间，而先乖而后合，则是强调从世间的不同教化向佛境的归趣。此二者是对世俗教化与佛教关系的两个方向的阐释。但对于合与乖的具体含义，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其实，从慧远自己的著作中就可以找到这一问题的线索。在《三报论》中，慧远指出：“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毕于视听之内。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为关键者也。如令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则知理会之必同，不惑众涂而骇其异。”[8]因此，慧远的“合”是指合内、外之教，相应的乖就是内、外之道相分离。此中的“内”当然是指佛教，而外则是指儒家和道家。因此，先合而后乖，就是先把作为三教之根本的佛法开示出来，之后再分别开示儒家、道家及佛教的相关教义。先乖而后合，则是先表现为儒、道、佛三种不同的教化，逐渐引导众生进入最高的可以容摄儒道的佛教真理。通过这一论述，慧远很好地解决了佛教与儒、道的同异关系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论证佛教不与世俗同礼的根据。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慧远通过区别在家与出家的不同，论证了出家人不必礼敬王者的道理。慧远认为：“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则功由在昔。是故因亲以教爱，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严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9]因此，世俗的礼法源于人们对事物的爱恋之情，圣人所设立的教化，也是建立在这种情感的基础上的。这样虽然可以起到教化的作用，但并非究竟之道，原因就在于“存我未忘”，因为儒家的教化只是以一生为限，并没有谈及三世的问题。《沙门不敬王者论》云：“夫厚身存生，以有封为滞，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将以情欲为苑囿，声色为游观。沈湎世乐，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捡，以此为崖，而不明其外耳。”[10]佛教与世典的不同，就在于不但说明了今生，还说明了三世。因此，出家与在家就有了根本的不同。在慧远看来，“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则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则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形乖，道之与俗反者也。”[11]出家人之所以可以不遵循世俗的礼法，是因为其所信奉的教义与儒家的教化不同，佛教的教义更为究竟，不但涉及到此世，还涉及到儒家所没有讲的过去世与未来世。
慧远对出家与在家的区分，就是对“合”与“乖”的理论的自然的延伸。通过这种区分，佛教不但在其独特的行为方式上获得了合法性，而且在地位上也超越了儒家、道家而成为最为究竟、全面的教化。这样，慧远似乎完全解决了三教的同异问题，解决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背后还缺少一个更为根本的理论基础。出家与在家的区分，只是慧远单方面作出的，虽然很巧妙，但并足以支持其三教同源的理论。因此，我们必须发掘慧远提出这种区分的经典依据，笔者认为，慧远是借用了《法华经》所提出的“会三归一”、“开权显实”的理论。
《法华经》是在佛教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部经典，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佛教都有巨大的影响，是天台宗教义的根本经典依据。该经所提出的会三归一思想，对大乘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慧远之时，《法华经》共有三个译本，分别是西晋竺法护的译本《正法华经》，后秦鸠摩罗什的译本《妙法莲花经》，此外还有西晋失译的《萨昙分陀利经》。据《高僧传》的记载，慧远在庐山的时候，曾经专门讲解过《法华经》[12]，在其与鸠摩罗什的通信问答——《大乘大义章》中，也多次引用了《法华经》，因此《法华经》对慧远佛学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其中所提到的会三归一，开权显实等思想，更是成为了慧远融汇三教的理论依据。《正法华经·草药品》云:
世尊普入一切诸议，察于世间见众庶心，所度无极一切分别，皆使决了权慧之事，劝立一切度于彼岸，皆现普智入诸通慧。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诸药草木，竹芦丛林诸树小大，根本茎节枝叶华实，其色若干种类各异，悉生于地。若在高山岩石之间，丘陵堆阜嵠谷坑坎。时大澍雨润泽普洽，随其种类各各茂盛，叵我低仰莫不得所，雨水一品周遍佛土，各各生长地等无二。[13]
这是《法华经》提出权实关系问题的核心经文。在上述的经文中，佛教的各种法门被比喻为大地之上的草药植物，虽各具特性，然都依地而生。同理，声闻、缘觉、菩萨等教法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以一乘的佛法为依托。之所以会出现教化方式的不同，是因为众生现实的心性各不相同，而佛陀则可以“察于世间，间众庶心。”因此，当以声闻而得度者，就为其说声闻法，当以辟支佛而得度者，就为其说缘觉法。当以大乘而得度的，就为其说菩萨法。但三种法的归趣都是佛法的涅槃之境，因此，并没有实在的三乘，唯有一大乘。这一点在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花经》中说得更清楚。《妙法莲花经·草药喻品》云：
如来说法，一相一味——所谓：解脱相、离相、灭相，究竟至于一切种智。其有众生闻如来法，若持读诵，如说修行，所得功德，不自觉知。所以者何？唯有如来知此众生种相体性，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以何法得何法。众生住于种种之地，唯有如来如实见之，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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