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多元化，这是多元化的一个层面的表现。另外一个重要的多元化表现就是日本佛教的研究方法与欧美佛教的研究方法也被一些学者所使用和欣赏。再其次，一直存在于1949年之后的，以禅修体验为基础的禅宗研究方法所撰述的著作，也由一部分大陆僧俗弟子和少数学者完成并且出版流通。如果说上一个时期禅宗研究的特点是由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一元逐渐向多种方法并存方向发展，那么，这一时期则是名符其实的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时代。

　　三、关于禅宗研究方法的反思

　　以上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以方法论为轴、以时间为线索将1949年以后大陆禅学研究的基本成果及其研究方法作了较为详细的综述分析。下面再就禅宗研究方法中几个值得充分注意的问题作些总结反思。

　　(一)史学方法与禅宗的“本来面目”

　　在中国大陆五十年来的禅学研究之中，“史学方法”一直是主要的方法。而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禅学研究的史学方法大致受到三个向度的深刻影响：第一，胡适的实用主义史学观及其在禅宗研究中的具体实践；第二，二十世纪前半叶风靡史学界的“疑古”思潮；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尽管这三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差别非常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前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这三种方法论在禅学研究中的共同表现却有着某些一致性：这就是在史料考证方面的“怀疑”精神及其由此引申出来的追求隐藏于禅宗史料记载背后的“历史真实”的目标，用禅宗习惯用的语汇就是禅宗的“本来面目”。

　　对这种以追求禅宗的“本来面目”为目的的史学研究方法，龚隽先生有一评析。他说：“把经还原为史，依据史料和历史的观点重新寻求古代思想的本质和流变，这对于破除经典迷信、自由研究自然大有裨益。但问题在于，如何在对经典进行史学考证的同时，也能尊重经典等的意义解读。经典与一般史籍毕竟不能完全等同，它既有时空的一面，又有超时空的通面；既有史料问题，又有义理和形而上学问题。如果仅以史学的尺度来规定限制经典的意义，那么就难免造成许多解读的盲点。”81而以这种尺度来衡量百年来中国的佛学研究，龚先生得出的结论亦颇耐人寻味：“历史研究与价值方法的复杂关系还可作更深入的探究，但至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近代中国佛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并没有达成客观的知识理想，其过于注重社会效果的价值干预，已给他们的学术研究和科学成份大大打了折扣。”82

　　看来，以追求“历史真实”的再现为目标的禅宗研究如何可能，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至少在方法论层面看，其目标无疑是“概念性”的追求大于其真实意义上的成功。

　　(二)禅宗文献的整理及其方法

　　由于禅宗史料的特殊性质，从事禅宗研究的任何人都不能缺少了文献考据的方法和功夫。本人在上文论说的佛学研究和禅宗研究论著作都相同程度地使用了文献考据学的方法。只是由于篇幅的限制，不能一一讲到每位学者、每本论著所使用的所有方法，行文只是择要概括特色而论之。而接续新中国建立前的禅宗研究，八十年代之后的十年间，大陆学界在禅宗的文献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

　　第一，在传统禅宗典籍的整理方面有两类情形：一是影印禅典，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丛书·禅宗编》、《祖堂集》等影印书籍出版。二是有各种点校本问世，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收入中华书局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的《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以及中州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等出版社出版的某些丛书、单行本等等。

　　第二，比传统典籍整理更有意义的是新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所谓新数据，不仅包括大家熟知的敦煌遗书，还包括传世的以前不为人知的数据以及出土数据，如金石等。就敦煌遗书中的禅宗资料的整理而言，大陆学者已经出版的敦煌本《坛经》点校本有郭朋两种(中华书局、巴蜀书社)、杨曾文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修订版)、周绍良一种(文物出版社)、邓文宽一种(台湾如闻出版社)，邓文宽、荣新江合著一种(江苏古籍出版社)，李申一种(山西古籍出版社)。关于金石资料，发现的并不多，但有几种对禅宗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譬如1983年发现于洛阳宝应寺遗址的《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岗腹建身塔铭并序》，经温玉成先生报道并作初步研究之后，引起学界的极大重视，并可以之解决有关荷泽神会的若干疑难问题。83出土于1945年，然至1994年方才由加拿大华裔学者冉云华撰文考证并发表文的《唐故招圣寺大德慧坚禅师碑铭并序》，后经大陆学者杨曾文、王亚荣等人对其录文作了补充校订。如此等等碑铭的发现，对于禅宗的研究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第三，有了专门致力于佛教藏外典籍整理工作和禅宗典籍整理工作的刊物和丛书。方广主编《藏外佛教文献》丛刊，专门致力于传统经藏之外的佛教典籍的校录整理工作，现在已经出版了十辑，其中已经刊发了十几种禅宗文献的整理本。由柏林禅寺赞助、吴言生主编的禅宗典籍校刊丛书也已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一大批既便于使用又保存真实的历史信息的禅宗文献现代点校本问世。

　　从这些成果来看，从事禅宗文献整理、考证、研究的学者，既有从事古代语言研究的学者，也有从事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学者。禅宗热将人文学科的各类学者都吸引到了禅宗研究之中，但由于每一位研究者的学养、专业以及由此决定的关注点不同，对禅宗典籍整理点校的想法和要求都有所差别。譬如，由李申先生等人发起的对于《坛经》校注本的评论甚至批评，张美兰要从事的重新整理《祖堂集》并且在其点校之前的说明中对于别家校本的评论等等，都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如整理《祖堂集》的张女士说：“我们整理文献的目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真正可以使用的满意的工作本子，既让一般的读者有一个值得信赖的《祖堂集》文本可以阅读；也让搞研究的人可以凭借这个文本从事《祖堂集》专题研究。”84从为学者研究考虑，张女士很反对张华《祖堂集》简体字校本的做法。她说：“在整理古字校录古字时，不能用宋代及宋代以后的今字去校改《祖堂集》中的古字。否则《祖堂集》作为唐五代文献的时代特征就体现不出来。”85张女士是从事古汉语研究的学者，所以，她所致力完成的校本，力志保存原刻(抄)本的几乎所有古文字流变的信息。此设想与评论无疑是正确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你所做的工作针对的是专家学者，但出版社却从经济效益考虑将其定位于通俗本，李申所作的《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就是典型的例子。李申先生校定的出发点与张女士所说相近，但出版之后却是简体字版。在这种情形下，如何保存原抄本所有的文字信息呢？李申着力反对的是以“晚出且经过篡改的、或属于不同系统的本子去校改敦煌本”86。从一般性的逻辑衡量，以后出的版本来校改底本是不合适的。但在敦煌本误抄、漏抄或者模糊不清的情形之下，以惠昕本去参校也并非全无道理。不过需要更谨慎一些，或以校记的形式予以说明。对比张美兰女士关于《祖堂集》校勘中保存古文字面貌的要求，李申先生的校勘原则，她是万万不能同意的。李申先生的原则有：“一、本校本之目的，在于保持与恢复敦煌本之原貌。”“二、凡明显为错字、笔误、变体字、古今字或异体字者，径直校改，一般不再出校。”87可见，大家整理点校禅宗文献的方法并不相同。

　　当前的禅宗文献整理工作方兴未艾，除零星的出版物之外，方广在其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中也刊发了不少禅典的点校整理本。如前所述，敦煌《坛经》的整理本出版了近十种，现在还有人在继续搞。这除去出版社经济效益的考虑之外，也说明现有的某些版本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近年来，围绕着《坛经》的点校整理也发生过比较大的争论。争论双方以及关心禅典整理的学者看法有所不同，至今仍然难于弥合分歧。但从客观的立场来看，整理禅典的态度与思考角度的分歧，才是导致目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众说纷纭的真正原因。本人以为，目前的禅宗文献学研究存在三方面的模糊之处：

　　第一，资料整理的“存旧”问题。

　　历史文献的校定从来是与使用密切相关的，禅宗文献也不例外。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整理禅典的学者与出版者并未明确地对读者市场进行“细分”，反而采用了一种模糊战术。譬如，如果整理本针对的是一般的读者大众，简体字和简要的校注和较为详细可读的注释是最好的搭配。如果整理本是致力于为专家学者提供可以放心引用研究的资料，那么，繁体字本甚至以古文字学家的要求去整理录文，标注详尽而毫不遗漏地校注，甚至附录上原本的影印件以便对照，自然是最低最起码的要求。而现实却是：由于出版社要考虑经济效益，过于专门、要求过细的点校不一定能顺利出版。在禅宗界甚至是佛学界，一方面是大量的典籍点校整理工作无有可以胜任的人去做，另一方面又都竞相投入到热点禅籍中重复劳动。因此，目前禅宗文献的研究整理迫切需要在点校思想和原则方面统一和协调。

　　第二，考证《坛经》的形成问题时诸家所设定的基点。

　　禅宗文献学的研究，大量的成果集中在《坛经》上。据说现在发现的《坛经》版本近三十种88。如前所论，围绕着敦煌本《坛经》出现了众多的点校本以及对于点校的不同意见。之所以如此，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症结就在于对于《坛经》考订所体现出来的逻辑基点之差异。其中，有两个问题最为重要。第一，《坛经》究竟是谁的作品？第二，《坛经》有一个原本存在吗？相信《坛经》能够作为慧能思想，与不相信《坛经》是慧能思想的人，与其说是出于真实、可靠的历史证据，倒不如说是出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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