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的多元化，這是多元化的一個層面的表現。另外一個重要的多元化表現就是日本佛教的研究方法與歐美佛教的研究方法也被一些學者所使用和欣賞。再其次，一直存在于1949年之後的，以禅修體驗爲基礎的禅宗研究方法所撰述的著作，也由一部分大陸僧俗弟子和少數學者完成並且出版流通。如果說上一個時期禅宗研究的特點是由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之一元逐漸向多種方法並存方向發展，那麼，這一時期則是名符其實的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時代。

　　叁、關于禅宗研究方法的反思

　　以上用了相當大的篇幅，以方法論爲軸、以時間爲線索將1949年以後大陸禅學研究的基本成果及其研究方法作了較爲詳細的綜述分析。下面再就禅宗研究方法中幾個值得充分注意的問題作些總結反思。

　　(一)史學方法與禅宗的“本來面目”

　　在中國大陸五十年來的禅學研究之中，“史學方法”一直是主要的方法。而從具體的研究實踐中，禅學研究的史學方法大致受到叁個向度的深刻影響：第一，胡適的實用主義史學觀及其在禅宗研究中的具體實踐；第二，二十世紀前半葉風靡史學界的“疑古”思潮；第叁，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宗教觀。盡管這叁種方法的理論基礎差別非常大，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與前二者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是，這叁種方法論在禅學研究中的共同表現卻有著某些一致性：這就是在史料考證方面的“懷疑”精神及其由此引申出來的追求隱藏于禅宗史料記載背後的“曆史真實”的目標，用禅宗習慣用的語彙就是禅宗的“本來面目”。

　　對這種以追求禅宗的“本來面目”爲目的的史學研究方法，龔隽先生有一評析。他說：“把經還原爲史，依據史料和曆史的觀點重新尋求古代思想的本質和流變，這對于破除經典迷信、自由研究自然大有裨益。但問題在于，如何在對經典進行史學考證的同時，也能尊重經典等的意義解讀。經典與一般史籍畢竟不能完全等同，它既有時空的一面，又有超時空的通面；既有史料問題，又有義理和形而上學問題。如果僅以史學的尺度來規定限製經典的意義，那麼就難免造成許多解讀的盲點。”81而以這種尺度來衡量百年來中國的佛學研究，龔先生得出的結論亦頗耐人尋味：“曆史研究與價值方法的複雜關系還可作更深入的探究，但至少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近代中國佛學研究的主流方法並沒有達成客觀的知識理想，其過于注重社會效果的價值幹預，已給他們的學術研究和科學成份大大打了折扣。”82

　　看來，以追求“曆史真實”的再現爲目標的禅宗研究如何可能，仍然存在許多問題。至少在方法論層面看，其目標無疑是“概念性”的追求大于其真實意義上的成功。

　　(二)禅宗文獻的整理及其方法

　　由于禅宗史料的特殊性質，從事禅宗研究的任何人都不能缺少了文獻考據的方法和功夫。本人在上文論說的佛學研究和禅宗研究論著作都相同程度地使用了文獻考據學的方法。只是由于篇幅的限製，不能一一講到每位學者、每本論著所使用的所有方法，行文只是擇要概括特色而論之。而接續新中國建立前的禅宗研究，八十年代之後的十年間，大陸學界在禅宗的文獻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

　　第一，在傳統禅宗典籍的整理方面有兩類情形：一是影印禅典，如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叢書·禅宗編》、《祖堂集》等影印書籍出版。二是有各種點校本問世，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收入中華書局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的《五燈會元》、《古尊宿語錄》以及中州古籍出版社、嶽麓書社等出版社出版的某些叢書、單行本等等。

　　第二，比傳統典籍整理更有意義的是新資料的發掘與整理。所謂新數據，不僅包括大家熟知的敦煌遺書，還包括傳世的以前不爲人知的數據以及出土數據，如金石等。就敦煌遺書中的禅宗資料的整理而言，大陸學者已經出版的敦煌本《壇經》點校本有郭朋兩種(中華書局、巴蜀書社)、楊曾文兩種(上海古籍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修訂版)、周紹良一種(文物出版社)、鄧文寬一種(臺灣如聞出版社)，鄧文寬、榮新江合著一種(江蘇古籍出版社)，李申一種(山西古籍出版社)。關于金石資料，發現的並不多，但有幾種對禅宗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譬如1983年發現于洛陽寶應寺遺址的《大唐東都荷澤寺殁故第七祖國師大德于龍門寶應寺崗腹建身塔銘並序》，經溫玉成先生報道並作初步研究之後，引起學界的極大重視，並可以之解決有關荷澤神會的若幹疑難問題。83出土于1945年，然至1994年方才由加拿大華裔學者冉雲華撰文考證並發表文的《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禅師碑銘並序》，後經大陸學者楊曾文、王亞榮等人對其錄文作了補充校訂。如此等等碑銘的發現，對于禅宗的研究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第叁，有了專門致力于佛教藏外典籍整理工作和禅宗典籍整理工作的刊物和叢書。方廣主編《藏外佛教文獻》叢刊，專門致力于傳統經藏之外的佛教典籍的校錄整理工作，現在已經出版了十輯，其中已經刊發了十幾種禅宗文獻的整理本。由柏林禅寺贊助、吳言生主編的禅宗典籍校刊叢書也已經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一大批既便于使用又保存真實的曆史信息的禅宗文獻現代點校本問世。

　　從這些成果來看，從事禅宗文獻整理、考證、研究的學者，既有從事古代語言研究的學者，也有從事中國哲學史和中國古代曆史研究的學者。禅宗熱將人文學科的各類學者都吸引到了禅宗研究之中，但由于每一位研究者的學養、專業以及由此決定的關注點不同，對禅宗典籍整理點校的想法和要求都有所差別。譬如，由李申先生等人發起的對于《壇經》校注本的評論甚至批評，張美蘭要從事的重新整理《祖堂集》並且在其點校之前的說明中對于別家校本的評論等等，都反映了同樣的問題。如整理《祖堂集》的張女士說：“我們整理文獻的目的是給大家提供一個真正可以使用的滿意的工作本子，既讓一般的讀者有一個值得信賴的《祖堂集》文本可以閱讀；也讓搞研究的人可以憑借這個文本從事《祖堂集》專題研究。”84從爲學者研究考慮，張女士很反對張華《祖堂集》簡體字校本的做法。她說：“在整理古字校錄古字時，不能用宋代及宋代以後的今字去校改《祖堂集》中的古字。否則《祖堂集》作爲唐五代文獻的時代特征就體現不出來。”85張女士是從事古漢語研究的學者，所以，她所致力完成的校本，力志保存原刻(抄)本的幾乎所有古文字流變的信息。此設想與評論無疑是正確的。但現在的問題是，有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你所做的工作針對的是專家學者，但出版社卻從經濟效益考慮將其定位于通俗本，李申所作的《敦煌壇經合校簡注》就是典型的例子。李申先生校定的出發點與張女士所說相近，但出版之後卻是簡體字版。在這種情形下，如何保存原抄本所有的文字信息呢？李申著力反對的是以“晚出且經過篡改的、或屬于不同系統的本子去校改敦煌本”86。從一般性的邏輯衡量，以後出的版本來校改底本是不合適的。但在敦煌本誤抄、漏抄或者模糊不清的情形之下，以惠昕本去參校也並非全無道理。不過需要更謹慎一些，或以校記的形式予以說明。對比張美蘭女士關于《祖堂集》校勘中保存古文字面貌的要求，李申先生的校勘原則，她是萬萬不能同意的。李申先生的原則有：“一、本校本之目的，在于保持與恢複敦煌本之原貌。”“二、凡明顯爲錯字、筆誤、變體字、古今字或異體字者，徑直校改，一般不再出校。”87可見，大家整理點校禅宗文獻的方法並不相同。

　　當前的禅宗文獻整理工作方興未艾，除零星的出版物之外，方廣在其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中也刊發了不少禅典的點校整理本。如前所述，敦煌《壇經》的整理本出版了近十種，現在還有人在繼續搞。這除去出版社經濟效益的考慮之外，也說明現有的某些版本有不盡如人意之處。近年來，圍繞著《壇經》的點校整理也發生過比較大的爭論。爭論雙方以及關心禅典整理的學者看法有所不同，至今仍然難于彌合分歧。但從客觀的立場來看，整理禅典的態度與思考角度的分歧，才是導致目前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衆說紛纭的真正原因。本人以爲，目前的禅宗文獻學研究存在叁方面的模糊之處：

　　第一，資料整理的“存舊”問題。

　　曆史文獻的校定從來是與使用密切相關的，禅宗文獻也不例外。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整理禅典的學者與出版者並未明確地對讀者市場進行“細分”，反而采用了一種模糊戰術。譬如，如果整理本針對的是一般的讀者大衆，簡體字和簡要的校注和較爲詳細可讀的注釋是最好的搭配。如果整理本是致力于爲專家學者提供可以放心引用研究的資料，那麼，繁體字本甚至以古文字學家的要求去整理錄文，標注詳盡而毫不遺漏地校注，甚至附錄上原本的影印件以便對照，自然是最低最起碼的要求。而現實卻是：由于出版社要考慮經濟效益，過于專門、要求過細的點校不一定能順利出版。在禅宗界甚至是佛學界，一方面是大量的典籍點校整理工作無有可以勝任的人去做，另一方面又都競相投入到熱點禅籍中重複勞動。因此，目前禅宗文獻的研究整理迫切需要在點校思想和原則方面統一和協調。

　　第二，考證《壇經》的形成問題時諸家所設定的基點。

　　禅宗文獻學的研究，大量的成果集中在《壇經》上。據說現在發現的《壇經》版本近叁十種88。如前所論，圍繞著敦煌本《壇經》出現了衆多的點校本以及對于點校的不同意見。之所以如此，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症結就在于對于《壇經》考訂所體現出來的邏輯基點之差異。其中，有兩個問題最爲重要。第一，《壇經》究竟是誰的作品？第二，《壇經》有一個原本存在嗎？相信《壇經》能夠作爲慧能思想，與不相信《壇經》是慧能思想的人，與其說是出于真實、可靠的曆史證據，倒不如說是出自于…

《建國以後大陸禅宗研究方法論的兩次轉向述評》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