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某種信念。所有懷疑《壇經》能夠大體真實地反映慧能思想的說法，如果以嚴格的“曆史科學”方法去要求，是不大有充分的說服力的。因爲其賴以推論的邏輯前提是傾向于“懷疑”主義的。
縱觀考證在現存敦煌本之外有無所謂“原本”的爭論，之所以誰也說服不了誰，各種討論文章更像是表態而不像是補充論據，其根本原因在于，現存的各類證據依照嚴格的現代考據學要求，達不到定谳的地步。而我們對于禅宗的研究、解釋還要繼續進行下去。這樣一來，這些“表態”式的結論顯現的便不是“鐵”的證據，而是對待禅宗典籍的態度。
第叁，關于禅宗的文獻整理和研究問題，其實最深層次的問題就是對待禅宗文獻的態度問題。而目前主宰禅學研究界的主要方法就是由前述“懷疑”與“考信”糾結在一起的整理與研究的基本態度。從上述圍繞《壇經》所展開的爭論已經可以看出，“懷疑”的成分少一些的學者與懷疑的成分大的一些學者，面對同樣材料和幾乎相同的證據，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裏面除本人所從事的學科的差別之外，最重要的差別其實就是“態度”問題。
(叁)以“哲學”觀念“觀”禅與以參究體驗把握禅宗
前面我們分析反思的是史學方法和文獻學方法研究禅宗的優長，而這兩種與下文要研究的“哲學史”或稱“思想史”方法、“觀念史”方法都屬于“外在性”的方法。如前所論，在大陸的禅宗研究界也有少數人在堅持和呼籲以“體驗”爲基礎來探究禅宗，而且這一向度在僧界反響甚大。而如何較爲“客觀”地看待“內”、“外”兩種方法在禅宗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目前的學術界和僧界之間似乎仍然有不少的鴻溝。從目前大陸佛教界的情況看，除前面提到的正果法師的《禅宗大意》之外，似乎仍然沒有見到真正從修行體驗出發而完成的禅學著述。因此，這一話語的發言權實際上仍然操在學界一邊。
〔1〕關于呂贗的歸屬問題，可能會有爭議。首先，作爲支那內學院的第叁代核心傳人的呂贗，應該是具有居士身份的。但是，從其研究方法和解放後的工作單位而言，又歸屬“(社會)科學院”系統。准確而言，呂贗先生應該是兼備兩種身份的。但爲了論述線索的清晰，姑且暫時如此歸類。
〔2〕黃夏年：《中國大陸禅宗研究十五年(1949－1964)》，載《“東山法門”與禅宗》，武漢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頁。
〔3〕可參見黃夏年《中國大陸禅宗研究十五年(1949－1964)》一文的評述，載《“東山法門”與禅宗》，第369頁。
〔4〕黃夏年：《中國大陸禅宗研究十五年(1949－1964)》，載《“東山法門”與禅宗》，第373頁。
〔5〕趙樸初：《中國佛教·前言》，(上海)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
〔6〕《呂贗佛學論著選集》(叁)，齊魯書社1990年版，第1418頁。
〔7〕《呂贗佛學論著選集》(叁)，第1421～1422頁。
〔8〕龔隽：《近代中國佛學研究方法及其批判》，載《禅學發微——以問題爲中心的禅思想史研究》之“附錄一”，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08頁。
〔9〕《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上集)，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13～114頁。
〔10〕《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上集)，第285～286頁。
〔11〕黃夏年：《中國大陸禅宗研究十五年(1949－1964)》，載《“東山法門”與禅宗》，武漢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頁。
〔12〕葛兆光：《中國(大陸)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顧》，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 “外編六”，北京叁聯書店2003年版，第205頁。
〔13〕同上，第206頁。
〔14〕見《文彙讀書周報》1992年10月17日引《統一戰線》文。
〔15〕轉引自王興國：《毛澤東與佛教》，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頁。
〔16〕同上，第99頁。
〔17〕同上，第112頁。
〔18〕葛兆光說，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研究宗教的“研究思路在叁四十年代已經有相當的影響”，“如1934年在北平創刊的《文化批判》雜志從創刊以來，半年來發表的叁篇有關宗教的論文，就相當激進，如雪荪《宗教觀念的否定與無神論哲學的前途》(創刊號，1934年5月)、王宜昌《宗教與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卷第四五期，1934年9月)。……以上這些思路，其實已經蘊涵了宗教史研究中後來流行的階級鬥爭論、唯物與唯心的二元哲學史觀、經濟社會背景分析方式和簡單的進化論曆史主義。”(葛兆光《中國(大陸)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顧》，載于其《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一書“外編六”，第207頁。)
〔19〕此文後收入其所著《漢唐佛教思想論集》。此書由人民出版社1963年初版，後于1973年、1983年、1993年再版叁次，四版中，此文的內容幾乎未動。
〔20〕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頁。
〔21〕同上，第227頁。
〔22〕同上，第234頁。
〔23〕同上，第242～243頁。
〔24〕同上，第234頁。
〔25〕同上，第243頁。
〔26〕同上，第244頁。
〔27〕同上，第252頁。
〔28〕同上，第247頁。
〔29〕據說，此部分初稿是由李學勤先生撰寫的。
〔30〕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頁。
〔31〕同上，第265頁。
〔32〕同上，第266頁。
〔33〕同上，第271頁。
〔34〕範文瀾：《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頁。
〔35〕同上，第2頁。
〔36〕同上，第4頁。
〔37〕同上，第6頁。
〔38〕同上，第10頁。
〔39〕同上，第72頁。
〔40〕範文瀾的《唐代佛教》並非嚴格意義上的佛教斷代史。其寫作的目的決定了此書很像一部有所分工和側重的論文集。
〔41〕郭朋：《隋唐佛教》之“前言”第3頁，齊魯書社1980年版。
〔42〕同上，第4頁。
〔43〕郭朋：《隋唐佛教》，第512頁。
〔44〕同上，第514頁。
〔45〕同上，第566～567頁。
〔46〕同上，第567頁。
〔47〕同上，第567頁。
〔48〕同上，第568頁。
〔49〕同上，第523頁。
〔50〕嚴北溟：《中國佛教哲學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頁。
〔51〕同上，第160頁。
〔52〕同上，第163～164頁。
〔5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
〔54〕同上，第215頁。
〔55〕同上，第262頁。
〔56〕同上，第263頁。
〔57〕同上，第263～264頁。
〔58〕同上，第264頁。
〔59〕魏德東：《方立天教授學術思想述評》，《高校理論戰線》2003年第4期。
〔60〕方立天：《佛教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頁。
〔61〕同上，第272頁。
〔62〕方立天：《佛教哲學》，第273頁。
〔63〕方立天：《佛教哲學·序》。
〔64〕葛兆光：《中國禅思想史·後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頁。
〔65〕葛兆光：《禅宗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頁。
〔66〕同上，第208頁。
〔67〕同上，第215頁。
〔68〕同上。
〔69〕葛兆光：《禅宗與中國文化》，第218頁。
〔70〕同上第219～210頁。
〔71〕葛兆光：《中國禅思想史·後記》，第362頁。
〔72〕顧偉康：《禅宗：文化交融與曆史選擇》，上海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第2頁。
〔73〕方立天先生盡管在這一時期沒有出版禅宗的研究專著，但是其撰寫、發表了大量有關禅悟與禅宗心性論的論文，對于九十年代初發生的禅宗研究的心性論轉向産生過重大推動作用。方先生于這一時期發表的禅宗論文重要者有：1、《禅悟思維方式簡論》，《五臺山研究》1989年第1─2期。2、《中國佛教心性論哲學範疇網絡》，《中國哲學史》創刊號，1992年。3、《心性論──佛教哲學與中國固有哲學的主要契合點》，《社會科學戰線》1993年第1期。4、《洪州宗心性論述評》，《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5、《臨濟宗心性論思想述評》，《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6、《〈壇經〉心性論述評》，《哲學研究》1994年第5期。7、《真性與自覺──達摩、慧可、僧璨心性論》，《少林禅苑》1994年第1期。8、《禅宗精神》，《哲學研究》1995年第3期。9、《心性論──禅宗的理論要旨》，《中國文化研究》冬季號，1995年。
〔74〕此語是傅偉勳在臺灣發表的評述大陸八十年代人文學術界研究成果的論文中所說的。
〔75〕 賴永海：《中國佛性論》，第308頁。
〔76〕同上。
〔77〕賴永海：《中國佛性論》，第309頁。
〔78〕同上，第218頁。
〔79〕同上，第4頁。
〔80〕賴永海：《我的佛教研究之路(1999年版代序)》，第2～3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81〕龔隽：《近代中國佛學研究方法及其批判》，載《禅學發微——以問題爲中心的禅思想史研究》之“附錄一”，第412頁。
〔82〕同上，第422頁。
〔83〕溫玉成：《記新出土的荷澤大師神會塔銘》，《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2期。楊曾文：《有關神會的兩篇銘文》，載《中國佛教史論——楊曾文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84〕張美蘭：《〈祖堂集〉文獻與點校》，載《中國禅學》第二卷，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6頁。
〔85〕同上。
〔86〕李申：《敦煌壇經合校簡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頁。
〔87〕同上。
〔88〕楊曾文：《新本敦煌六祖壇經·附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頁。
《建國以後大陸禅宗研究方法論的兩次轉向述評》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