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某种信念。所有怀疑《坛经》能够大体真实地反映慧能思想的说法，如果以严格的“历史科学”方法去要求，是不大有充分的说服力的。因为其赖以推论的逻辑前提是倾向于“怀疑”主义的。
纵观考证在现存敦煌本之外有无所谓“原本”的争论，之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各种讨论文章更像是表态而不像是补充论据，其根本原因在于，现存的各类证据依照严格的现代考据学要求，达不到定谳的地步。而我们对于禅宗的研究、解释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这样一来，这些“表态”式的结论显现的便不是“铁”的证据，而是对待禅宗典籍的态度。
第三，关于禅宗的文献整理和研究问题，其实最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对待禅宗文献的态度问题。而目前主宰禅学研究界的主要方法就是由前述“怀疑”与“考信”纠结在一起的整理与研究的基本态度。从上述围绕《坛经》所展开的争论已经可以看出，“怀疑”的成分少一些的学者与怀疑的成分大的一些学者，面对同样材料和几乎相同的证据，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里面除本人所从事的学科的差别之外，最重要的差别其实就是“态度”问题。
(三)以“哲学”观念“观”禅与以参究体验把握禅宗
前面我们分析反思的是史学方法和文献学方法研究禅宗的优长，而这两种与下文要研究的“哲学史”或称“思想史”方法、“观念史”方法都属于“外在性”的方法。如前所论，在大陆的禅宗研究界也有少数人在坚持和呼吁以“体验”为基础来探究禅宗，而且这一向度在僧界反响甚大。而如何较为“客观”地看待“内”、“外”两种方法在禅宗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目前的学术界和僧界之间似乎仍然有不少的鸿沟。从目前大陆佛教界的情况看，除前面提到的正果法师的《禅宗大意》之外，似乎仍然没有见到真正从修行体验出发而完成的禅学著述。因此，这一话语的发言权实际上仍然操在学界一边。
〔1〕关于吕贗的归属问题，可能会有争议。首先，作为支那内学院的第三代核心传人的吕贗，应该是具有居士身份的。但是，从其研究方法和解放后的工作单位而言，又归属“(社会)科学院”系统。准确而言，吕贗先生应该是兼备两种身份的。但为了论述线索的清晰，姑且暂时如此归类。
〔2〕黄夏年：《中国大陆禅宗研究十五年(1949－1964)》，载《“东山法门”与禅宗》，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页。
〔3〕可参见黄夏年《中国大陆禅宗研究十五年(1949－1964)》一文的评述，载《“东山法门”与禅宗》，第369页。
〔4〕黄夏年：《中国大陆禅宗研究十五年(1949－1964)》，载《“东山法门”与禅宗》，第373页。
〔5〕赵朴初：《中国佛教·前言》，(上海)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6〕《吕贗佛学论著选集》(三)，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418页。
〔7〕《吕贗佛学论著选集》(三)，第1421～1422页。
〔8〕龚隽：《近代中国佛学研究方法及其批判》，载《禅学发微——以问题为中心的禅思想史研究》之“附录一”，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08页。
〔9〕《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3～114页。
〔10〕《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集)，第285～286页。
〔11〕黄夏年：《中国大陆禅宗研究十五年(1949－1964)》，载《“东山法门”与禅宗》，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页。
〔12〕葛兆光：《中国(大陆)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顾》，载《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 “外编六”，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5页。
〔13〕同上，第206页。
〔14〕见《文汇读书周报》1992年10月17日引《统一战线》文。
〔15〕转引自王兴国：《毛泽东与佛教》，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16〕同上，第99页。
〔17〕同上，第112页。
〔18〕葛兆光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宗教的“研究思路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如1934年在北平创刊的《文化批判》杂志从创刊以来，半年来发表的三篇有关宗教的论文，就相当激进，如雪荪《宗教观念的否定与无神论哲学的前途》(创刊号，1934年5月)、王宜昌《宗教与中国封建社会》(第一卷第四五期，1934年9月)。……以上这些思路，其实已经蕴涵了宗教史研究中后来流行的阶级斗争论、唯物与唯心的二元哲学史观、经济社会背景分析方式和简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葛兆光《中国(大陆)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顾》，载于其《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一书“外编六”，第207页。)
〔19〕此文后收入其所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此书由人民出版社1963年初版，后于1973年、1983年、1993年再版三次，四版中，此文的内容几乎未动。
〔20〕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21〕同上，第227页。
〔22〕同上，第234页。
〔23〕同上，第242～243页。
〔24〕同上，第234页。
〔25〕同上，第243页。
〔26〕同上，第244页。
〔27〕同上，第252页。
〔28〕同上，第247页。
〔29〕据说，此部分初稿是由李学勤先生撰写的。
〔30〕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3页。
〔31〕同上，第265页。
〔32〕同上，第266页。
〔33〕同上，第271页。
〔34〕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35〕同上，第2页。
〔36〕同上，第4页。
〔37〕同上，第6页。
〔38〕同上，第10页。
〔39〕同上，第72页。
〔40〕范文澜的《唐代佛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佛教断代史。其写作的目的决定了此书很像一部有所分工和侧重的论文集。
〔41〕郭朋：《隋唐佛教》之“前言”第3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42〕同上，第4页。
〔43〕郭朋：《隋唐佛教》，第512页。
〔44〕同上，第514页。
〔45〕同上，第566～567页。
〔46〕同上，第567页。
〔47〕同上，第567页。
〔48〕同上，第568页。
〔49〕同上，第523页。
〔50〕严北溟：《中国佛教哲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51〕同上，第160页。
〔52〕同上，第163～164页。
〔5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54〕同上，第215页。
〔55〕同上，第262页。
〔56〕同上，第263页。
〔57〕同上，第263～264页。
〔58〕同上，第264页。
〔59〕魏德东：《方立天教授学术思想述评》，《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4期。
〔60〕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页。
〔61〕同上，第272页。
〔62〕方立天：《佛教哲学》，第273页。
〔63〕方立天：《佛教哲学·序》。
〔64〕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65〕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页。
〔66〕同上，第208页。
〔67〕同上，第215页。
〔68〕同上。
〔69〕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第218页。
〔70〕同上第219～210页。
〔71〕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后记》，第362页。
〔72〕顾伟康：《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上海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73〕方立天先生尽管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版禅宗的研究专著，但是其撰写、发表了大量有关禅悟与禅宗心性论的论文，对于九十年代初发生的禅宗研究的心性论转向产生过重大推动作用。方先生于这一时期发表的禅宗论文重要者有：1、《禅悟思维方式简论》，《五台山研究》1989年第1─2期。2、《中国佛教心性论哲学范畴网络》，《中国哲学史》创刊号，1992年。3、《心性论──佛教哲学与中国固有哲学的主要契合点》，《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4、《洪州宗心性论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5、《临济宗心性论思想述评》，《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6、《〈坛经〉心性论述评》，《哲学研究》1994年第5期。7、《真性与自觉──达摩、慧可、僧璨心性论》，《少林禅苑》1994年第1期。8、《禅宗精神》，《哲学研究》1995年第3期。9、《心性论──禅宗的理论要旨》，《中国文化研究》冬季号，1995年。
〔74〕此语是傅伟勋在台湾发表的评述大陆八十年代人文学术界研究成果的论文中所说的。
〔75〕 赖永海：《中国佛性论》，第308页。
〔76〕同上。
〔77〕赖永海：《中国佛性论》，第309页。
〔78〕同上，第218页。
〔79〕同上，第4页。
〔80〕赖永海：《我的佛教研究之路(1999年版代序)》，第2～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81〕龚隽：《近代中国佛学研究方法及其批判》，载《禅学发微——以问题为中心的禅思想史研究》之“附录一”，第412页。
〔82〕同上，第422页。
〔83〕温玉成：《记新出土的荷泽大师神会塔铭》，《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2期。杨曾文：《有关神会的两篇铭文》，载《中国佛教史论——杨曾文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84〕张美兰：《〈祖堂集〉文献与点校》，载《中国禅学》第二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页。
〔85〕同上。
〔86〕李申：《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页。
〔87〕同上。
〔88〕杨曾文：《新本敦煌六祖坛经·附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建国以后大陆禅宗研究方法论的两次转向述评》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