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宗法砺的著作有《四分律疏》五本各十卷、定宾《饰宗义记》九卷、《补释饰宗义记》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观音寺大亮《义记》二本十卷；东塔宗怀素的著作有《戒本疏》四卷。此外还有北魏慧光《四分律疏》一百二十纸、唐智周《菩萨戒疏》五卷、灵溪释子《菩萨戒疏》二卷、大觉律师《批记》十四卷、法铣《尼戒本》一卷和《尼戒本疏》二卷；

　　五是天台宗的著作，有隋智顗《摩诃止观》十卷、《法华玄义》十卷、《法华文句》十卷、《四教义》十二卷、《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十一卷、《行法华忏法》一卷、《小止观》一卷、《六妙门》一卷。此外还有南朝梁宝唱《比丘尼传》二本各四卷、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等。

　　六是珍贵文物和工艺品，其中有东晋王羲之的真迹行书一帖，王献之真迹行书三帖及水晶、金银等制的佛具、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区等等。按照以往东渡准备的物品推测，此次也一定带有香料、药物等。

　　 当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使船四艘同时从苏州黄浦泗启航东渡。鉴真与弟子搭乘的是大伴副使大伴宿祢胡麿的第二艘船。日僧普照也从明州赶到苏州，乘副使吉备真备的第三艘船。十二月二十日，鉴真所乘的船冒着风浪到达日本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鉴真一行被迎送到位于九州北部的太宰府(在今福冈)。此时是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相当公元754年阳历1月23日。

　　 鉴真和弟子在日本的传法

　　 鉴真到达日本的时候，原来派荣睿、普照到唐聘请律师的圣武天皇已在五年前退位为太上天皇，由其女儿继位，此即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六年(754年)正月十一日，日本大伴副使将鉴真到达日本的消息上奏朝廷。在朝廷的安排下，鉴真一行在向京城奈良行进途中受到各地官员、僧众的欢迎和热情照料。

　　二月四日鉴真一行到达奈良，安宿王奉敕在罗城门(正门)迎接，命东大寺别当、少僧都良辨陪鉴真一行到东大寺安置住下，律师唐僧道璇、僧正印度僧婆罗门菩提及内道场僧50人，都前来拜谒、慰问。日本朝廷中以右大臣藤原丰成、大纳言藤原仲麿、式部卿藤原永手为首的百余名官员前来礼拜。[14]

　　官居正四位下的吉备真备奉敕到鉴真住处宣读诏书：

　　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欲立戒坛传受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和上。(《东征传》)[15]

　　从内容看，这是圣武上皇的诏书。正是圣武天皇在位之日，主持营造了东大寺，并且为了使朝廷能够统一主持按照佛教戒律授戒而派人入唐聘请律师。他在这封诏书中将日本国主持授戒传律的职权交给鉴真。不久，又敕授鉴真以“传灯大法师”位。这是日本国内的最高荣誉僧位。随同鉴真同来的其他法师也得到不同僧位。

　　 四月初，在东大寺卢舍那佛殿前建立了戒坛。鉴真为圣武上皇授菩萨戒[16]，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皇太子也登坛受戒。此后，鉴真主持为440位沙弥授具足戒。在鉴真到来之前很多日本在佛学上很有造诣的僧人，此时认识到自己当初受戒不符合戒律规定，属于“无戒”，并且也出于对鉴真的敬仰，如灵福、贤璟、志忠、善顶、道缘、平德、忍基、善谢、行潜、行忍等80余人，都舍弃旧戒，以鉴真为戒和尚重新受具足戒。

　　鉴真此后被敕任为日本的僧官少僧都。(《东大寺要录》)天平胜宝七年(755年)，在东大寺大佛殿的西边，移圣武上皇受过戒的坛土，建立戒坛院，作为日本全国的中心戒坛。鉴真又在此院北边建造唐禅院，作为讲授戒律之所。翌年五月，鉴真与日僧良辨同时被敕任为大僧都，鉴真弟子法进被任为律师。此年，一向大力支持鉴真师徒的圣武上皇去世。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孝谦天皇为了供给四方来京从鉴真学律僧人的食宿，特地施给备前国(在今冈山县)水田百町，又赐给鉴真故一品新田部亲王的旧宅作为建造伽蓝之地。年已七十岁的鉴真在此地建立唐招提寺，与弟子法载、义静、如宝等人在此研究和传授戒律。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758年)，诏赐鉴真“大和上”之号，同时又说：

　　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按：指僧官)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续日本纪》卷二十一)

　　从此鉴真不再担任僧官，集中力量在唐招提寺传授律学，培养人才，而将原在东大寺唐禅院和戒坛院的事务交给弟子法进负责。

　　鉴真师徒在日本传授戒律和授戒的开始阶段，有不少僧人对过去自己所受的戒因“不如法”而受到否定(被认为“无戒”)表示不满，虽然经过解释有些人愿意重新受戒，但是仍有一些守旧的僧人或感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影响者表示反对，对于普照等人邀请鉴真赴日传戒，“不以为德，反以为仇”[17]。然而从总的情况看，鉴真师徒不仅受到以天皇为首的朝廷的信任，也受到佛教界广大僧众的崇敬。他们所传授的律学和授戒仪规，很快就受到佛教界的承认和接受。

　　经鉴真的奏请，日本朝廷在东日本的下野(今栃木县)的药师寺和西日本的筑紫(在今九州福冈县)的观世音寺也相继建立了戒坛，它们与东大寺戒坛成为在日本朝廷统一控制下为出家僧尼授戒的“天下三戒坛”。根据日本江户时代凝然所著的《律宗纲要》卷下记述，新建的两所戒坛是按照“边国”的授戒仪式由五人(三师二证)授戒；东大寺戒坛是按中国(此指中印度)方式由十人(三师七证)授戒。[18]据日本慧坚《律苑僧宝传》卷十＜鉴真传＞记载，在唐招提寺也建有戒坛，孝谦天皇曾在此受菩萨戒，诏：“出家者先入招提受戒学律，而后学自宗。”[19]

　　在鉴真到日本之前，僧尼出家受戒之后，由朝廷发给盖有治部省之印的“公验”，作为合法僧尼身份的证明。在鉴真到日本开创新的授戒制度之后，则以授戒十师连署的“戒牒”作为合法受戒证明，以代替原来的“公验”。然而实际上授戒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进行的，因为治部省既掌握着度僧之权，又负责管理僧尼的名簿。[20]

　　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五月六日，鉴真结跏趺坐，面向西去世，春秋七十六岁。遵照鉴真和尚的遗嘱，思托等弟子在东大寺戒坛院另立影堂。日本朝野和佛教界对鉴真的去世表示悲痛。在日本朝廷任中纳言式部卿(叙正三位)的石上宅嗣写悼诗曰：

　　上德从迁化，余灯欲断风。

　　招提禅草铲，戒院觉花空。

　　生死悲含恨，真如欢岂穷。

　　惟视常修者，无处不遗踪。[21]

　　确实，鉴真在日本佛教史上是留下了永久的印记的，无论是从僧尼的传法活动中，还是从佛教体制的建设中，都可以看到鉴真的影响，如诗中所说，是“无处不遗踪”的。

　　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日本国使到唐朝通报鉴真去世的消息，扬州各寺僧众得知此悲痛消息后皆穿丧服，举哀三天，聚集到龙兴寺举行盛大斋会。

　　 鉴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佛教史上的巨大贡献

　　 鉴真和尚具有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秀品质，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在《东征传》中有这样一段话，生动地概括了鉴真不惜身命六次艰辛东渡的经历和表现出来的非凡顽强的精神：

　　大和上从天宝二载始为传戒，五度装束，渡海艰辛。虽被漂回，本愿不退。至第六度过日本，卅六人总无常去(按：死亡)，退心(按：退缩，改变初衷)道俗二百余人。只有大和上、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方知济物慈悲，宿因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极多。[22]

　　日本凝然《律宗纲要》卷下所说：“四度造船，五回入海，十二年中辛苦无量，道俗逝化三十六人，永(按：荣)睿、祥彦等是也。退还之者二百八十人。唯和上、普照、思托取死为期，都无退思。”[23]可以作为上引文字的注释。

　　 鉴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伟大杰出的人物，为向日本弘传戒律，为传播中国文化，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鉴真及其弟子到日本传律授戒，改变了日本以往不能按照佛教戒律规定授戒的局面。在鉴真师徒参与下建立的奈良东大寺戒坛、下野药师寺戒坛和筑紫观世音寺戒坛，成为日本朝廷直接管辖之下的为出家僧尼授戒的场所，从而为日本在一定时期控制僧尼人数，使佛教保持正常有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鉴真师徒在东大寺、唐招提寺以及大安寺等地向日本学僧传授戒律，培养很多掌握律学知识，能够如法授戒的人才。据《东征传》介绍，鉴真赴日之后，度僧近四万人，与弟子思托等人讲述《四分律》以及律宗南山宗道宣《行事钞》、相部宗法砺《四分律疏》、定宾《镇国道场饰宗义记》等多遍，培养出忍基、善俊、忠惠、常慰、惠新、真法等律学僧人，他们皆能讲授上述律学典籍和理论。因此，鉴真被奉为日本律宗之祖。

　　 (三)鉴真在日本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的有法进、仁韩、法颗、昙静、思托、法载、义静、法成、智威、灵耀、怀谦、惠云、如宝、慧良、慧达、慧常、慧喜等，他们对日本佛教和社会文化都作出不同的贡献。

　　其中法进(709－778)原在中国扬州白塔寺，到日本后是鉴真讲授戒律和授戒的得力助手，并且是临坛的戒师之一，被日本律宗奉为仅次于鉴真的“第二和尚”。在鉴真晚年退居唐招提寺之后，他接任经管东大寺唐禅院及戒坛院，在讲授律学之外，还撰有大量律学注疏。据日本江户时期师蛮《本朝高僧传》卷五十七所载，法进还经常向日本学僧讲述天台宗教义，曾讲天台三大部(《摩诃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四遍，深受欢迎。

　　思托原是台州开元寺僧人，鉴真东渡六次，他都跟随在身边，对律学、天台宗都有很深的造诣，赴日后是鉴真的另一位得力助手，积极协助鉴真营造唐招提寺，在向僧众讲授律学之外，也讲授天台宗教义。日本真言宗创始人空海就是从他受的菩萨戒。他善于撰述，写有记述鉴真东渡传法事迹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日本信徒淡海三船(也称“真人元开”)的《东征传》主要是据此书撰写的。思托还撰有日本最早的佛教史传《延历僧录》五卷。原书虽佚，但在《东大寺要录》、《东大寺杂录》及《日本高僧传要文抄》中保存不少逸文，是研究奈良时代佛教的珍贵资料。

　　如宝，随鉴真赴日时尚是个沙弥，到日本后受具足戒，在鉴真奏请建造下野药师寺后，曾负责主持该戒坛，后受鉴真之命主持唐招提寺。鉴真死前将唐招提寺托付给法载、义静和如宝三人。如宝后来扩建唐招提寺，在进入平安时代之后，曾为桓武天皇及后妃、皇太子授戒，自此名声更大。日本律宗将如宝奉为继承鉴真、法进之后的“第三和尚”。

　　(四)鉴真与其弟子除传授戒律、授戒，讲授天台宗教义之外，还参加佛典的校勘工作，并且在建造唐禅院及唐招提寺等寺院过程中，将中国的先进的建筑技术、雕塑、美术等介绍给日本。鉴真还善医术并通晓医药学，《日本见在书目录》中载录有《鉴上人秘方》，可见他对日本医药学发展也作出贡献。

　　当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文章中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4]英雄豪杰代代有，行行有，他们是每一个时代的中国的脊梁。唐大和尚鉴真，是中国唐代的英雄豪杰，是构成当时中国脊梁的伟大人物之一。我们在今天从事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从鉴真大和尚的事迹中也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激励的力量。

　　2000年11月1日于南方庄公寓修定

　　2002年2月24日于华威西里新宅重加修补

《鉴真大和尚东渡》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