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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彦听后立即表示，既然和尚要去，他也愿意跟随前往。于是，弟子道兴、道航、法载、昙静、思托等21人表示愿随鉴真同去。[6]

　　 自从鉴真决定赴日传法，到最后到达日本，前后东渡六次，其中五次遭遇失败，第六次才东渡成功。现依据《东征传》及中日两国研究[7]，将鉴真六次东渡的艰辛历程作简单介绍。

　　 第一次东渡

　　唐天宝二年(743年)，鉴真五十六岁。鉴真对外假称要到天台山供养僧众，开始做出海的准备。当时因为有海贼吴令光侵扰江浙沿海，官府下令封锁海岸，禁止公私船只出海。随荣睿等人同到扬州的长安安国寺僧道航嫌高丽僧如海年轻，表示不愿意让他也随鉴真一行同往日本，引起如海的憎恨，便跑到淮南道(治今江苏扬州)采访使(负责监察州县官吏)府衙诬告道航私自造船，准备入海勾结海贼，并告有多人已备好干粮在既济寺、开元寺和大明寺等待入海，已有百贼入城。淮南采访使班景清听说后大惊，便派差役到各寺捉人。不久，官府虽判清事情真情，以诬告罪杖打如海并强制他还俗。然而却没收了为鉴真一行东渡准备的船只，并将荣睿、普照等日本僧人拘禁达四个月。于是，第一次东渡便告失败。

　　 第二次东渡

　　 同年九月之后着手准备。荣睿、普照再次找到鉴真商量东渡之事。鉴真初衷未改，自己出资80贯钱，买到原属岭南采访使刘巨鳞的军船一只，雇船员18人，备足干粮，并选择好准备带到日本的金字佛经《华严经》、《大般若经》、《大集经》、《大涅槃经》及各种章疏、法物用品、袈裟、香料、药材等。跟随鉴真同往日本者有弟子祥彦、道兴、思托及日僧荣睿、普照等17人，还有精于制作玉器、绘画、刻镂、铸写、刺绣、镌碑的能工巧匠85人。十二月正值严冬，鉴真一行举帆东下，但不幸遇上巨风船破，众人十分艰难地回到岸上。

　　 第三次东渡

　　 在天宝二年底或天宝三载(744年)初。船修复后再次起航，出长江口向东南方航行，打算先到桑石山(今榭山)，但风急浪高，在舟山北面不远之处船破，鉴真一行再次上岸。水米皆尽，他们饥渴三日，待风停浪静之后才有人携带米水前来相救。海官将此消息报告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刺史，官府将他们安置住在鄮县(今浙江鄞县)阿育王寺。

　　 第四次东渡

　　 虽作了准备，但最后未能成行。天宝三载(744年)鉴真应请为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杭州、湖州(治今浙江湖州市南)、宣州(治今安徽宣城)诸寺的僧众讲律授戒。越州僧人知道鉴真还在为东渡作准备，出于对鉴真的爱护，便到官府上告“日本僧荣睿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于是，山阴县尉派人将荣睿逮捕，给他套枷要遣送到京城，走到杭州时荣睿生病请医疗，在过了很多时日之后，被人假称病死将他救出。荣睿与普照虽屡遭艰辛，但“其坚固之志，曾无退悔”。鉴真对他们的表现十分赞赏，为不使他们失望，先派弟子法进等人到福州买船备粮。此后鉴真率弟子30余人南下，先巡礼天台山国清寺，然后取道临海县(今浙江临海市)、永嘉郡(治今浙江临温州)往福州方向进发，某日进入禅林寺住宿，准备第二天到出发到温州。在扬州的鉴真弟子崇福寺灵祐等人担心鉴真东渡“死生莫测”，便告官府请采取措施制止鉴真东渡。江东道(江南东道，治所在今苏州)采访使立即传牒各州县，命见到鉴真一行务必将他们留住。鉴真一行在禅林寺被官差截住押送到采访使处，后被送回扬州，住入崇福寺。江东道采访使命寺中三纲(寺主、上座、维那)严加防范，“勿令更向他国”。鉴真对灵祐严厉呵责。灵祐为此日夜忏悔达60天之久，才得到鉴真的宽恕。[8]

　　 第五次东渡

　　 天宝七载(748年)，荣睿、普照从同安郡(今安徽潜山县)来到扬州崇福寺，与鉴真再议东渡之事。鉴真便让门下着手准备第五次东渡。与第二次东渡一样，造船，准备佛教经书、买香药，备粮，购置杂物。同行者有僧俗信徒14人、水手18人，还有愿意随从同往者，总共35人。他们于六月二十七日从扬州启航，进入东海后顺风前行，经至越州界的三塔山(定海中的小洋山)停留一月，然后到暑风山(大概在舟山附近)，又停留一月。十月十六日风起，再次起航，不久遭遇巨风怒涛，众人唱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冒着风浪漂流过蛇海、飞鱼海、飞鸟海。人们每日吃少许生米充饥，然而苦于没有一滴水可以解渴。幸而赶上两天下雨，他们用碗接雨水解渴。

　　鉴真一行在海上经过17天，漂流至振州(治今海南省三亚市西北崖城)下船，受到振州别驾冯崇债的欢迎和供养，被安置住入大云寺一年。此后北至万安州(治今海南省万宁县北)，受到“大首领”冯若芳的供养。然后鉴真一行北至崖州(当时应为珠崖郡，治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应地方官之请在此造寺，登坛向僧俗授戒，讲律，并度僧。此后再经今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等省的许多地方，时停时行。所经之处受到当地高级军政官员和广大僧俗信徒的礼拜和盛情招待，经常应请向僧俗传法，授菩萨戒等。

　　在这一充满曲折艰辛的行程中，行至端州(治今广东高要县)时，日僧荣睿去世，鉴真哀痛悲切，为他送葬后才启程。鉴真途经韶州(今广东韶关)时，曾到禅宗六祖慧能居住传法的曹溪法泉寺[9]参拜六祖遗像。天宝九载(750年)日僧普照辞别鉴真先往岭北，鉴真拉着他的手不觉失声悲泣，说：

　　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东征传》)[10]

　　鉴真当时认为他这一生已经没有希望到日本传法授戒了。此时鉴真已经六十三岁。炎热的气候，加上内心的忧伤，使他患上眼疾，又不幸经一“胡人”胡乱诊治，致使双目失明。行至吉州(治今江西吉安)时，追随他多年的弟子祥彦去世。鉴真途经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庐山时，参访东晋高僧慧远居住过的东林寺。此后参访江宁(在今江苏)瓦官寺、摄山(在今南京)栖霞寺等历史名寺，大约在天宝十载(751)才辗转回到扬州，住入龙兴寺。

　　自从道岸、义威二位律师相继去世之后，鉴真成为最有名的律师，如《东征传》说：“淮南江左净持戒律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授戒大师。”在赴日之前，前后讲《四分律》及《四分律疏》(此当为法砺所著)40遍，讲道宣《四分律行事钞》70遍，讲《轻重仪》10遍，讲《羯磨疏》10遍，并主持造寺造像，救济贫困和设斋供僧等；组织写《一切经》三部，各11000卷[11]；度僧尼、授戒约有40000多人。

　　据《东征传》记载，鉴真在国内的著名弟子有：

　　扬州崇福寺僧祥彦；

　　润州天响寺僧道金；

　　西京安国寺僧璇光；

　　润州栖霞寺僧希瑜；

　　扬州白塔寺僧法进；

　　润州栖霞寺僧乾印；

　　汴州相国寺僧神邕；

　　润州三昧寺僧法藏；

　　江州大林寺僧志恩；

　　洛州福先寺僧灵祐；

　　扬州既济寺僧明烈；

　　西京安国寺僧明债；

　　越州道树寺僧璇真；

　　扬州兴云寺僧惠琮；

　　天台山国清寺僧法云

　　等共35人，“并为翘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导化众生。”[12]

　　 第六次东渡

　　 天宝十二载(753年)，日本国大使藤原清河、副大使大伴宿祢胡麿(或作“大伴古麻吕”)、秘书监吉备真备在晋见唐玄宗，完成外交使命之后，携同在中国留学长达36年并在唐朝任秘书监兼卫尉卿的朝衡(阿倍仲麻吕)，准备取道扬州回国。他们到达扬州后，十月十五日到延光寺拜谒鉴真，说：

　　弟子等早知和上五遍渡海向日本国，将欲传教。今亲奉颜色，顶礼欢喜。弟子等先录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向日本传戒。主上要令将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为此，大和上名亦奏退。愿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东征传》)[13]

　　唐玄宗崇尚道教，在看到日本大使的请派鉴真等到日本传法的奏文后，便提出也派道士到日本传教，然而因为日本不信奉道教，大使便以日本君主不信奉道教表示婉绝，然而碍于唐玄宗的面子，仍留下四人学习道教，同时收回了派鉴真赴日的请求。因此，日本大使在见到鉴真后，便提出请鉴真自己决定是否愿意东渡传法。鉴真当即表示同意，于是便开始准备第六次东渡。他先住进了扬州龙兴寺。

　　 鉴真东渡的消息不迳而走，寺院周围防护甚严，鉴真难以动身。有来自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弟子仁干稍稍地在江边准备好船只，等待鉴真随时到来。当年十月十九日，鉴真离开龙兴寺到达江边，在上船之前为特地赶来的24位沙弥授具足戒，然后乘船驶向苏州港口黄泗浦，以便改乘日本使节的船只。

　　随从鉴真同行者有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托、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开元寺僧法成等14人，还有尼3人，以及扬州居士潘仙童、胡人安如宝、昆仑国(泛指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人军法力、瞻波国(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人善听等，共24人。

　　 鉴真一行所带往日本的物品有如下几类：

　　一是佛、菩萨雕像绣像，其中有绣阿弥陀佛像、雕白旃檀千手观音像、绣千手观音像、救苦观音像、药师像、弥勒像及功德绣普集变一铺，还有如来肉舍利三千粒等。

　　二是佛经，有唐实叉难陀译《华严经》八十卷、《大佛名经》十六卷、金字《大品般若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南本《大涅槃经》四十卷等。

　　三是戒律《四分律》六十卷及其单行僧尼戒本、律论《律二十二明了论》一卷。

　　四是律宗三家的律学注疏，其中最多的是南山律宗道宣的著作，有《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一卷、《戒本疏》四卷、《羯磨疏》二本各四卷、《行事钞》五本各六卷、《关中创开戒坛图经》一卷；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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