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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彥聽後立即表示，既然和尚要去，他也願意跟隨前往。于是，弟子道興、道航、法載、昙靜、思托等21人表示願隨鑒真同去。[6]

　　 自從鑒真決定赴日傳法，到最後到達日本，前後東渡六次，其中五次遭遇失敗，第六次才東渡成功。現依據《東征傳》及中日兩國研究[7]，將鑒真六次東渡的艱辛曆程作簡單介紹。

　　 第一次東渡

　　唐天寶二年(743年)，鑒真五十六歲。鑒真對外假稱要到天臺山供養僧衆，開始做出海的准備。當時因爲有海賊吳令光侵擾江浙沿海，官府下令封鎖海岸，禁止公私船只出海。隨榮睿等人同到揚州的長安安國寺僧道航嫌高麗僧如海年輕，表示不願意讓他也隨鑒真一行同往日本，引起如海的憎恨，便跑到淮南道(治今江蘇揚州)采訪使(負責監察州縣官吏)府衙誣告道航私自造船，准備入海勾結海賊，並告有多人已備好幹糧在既濟寺、開元寺和大明寺等待入海，已有百賊入城。淮南采訪使班景清聽說後大驚，便派差役到各寺捉人。不久，官府雖判清事情真情，以誣告罪杖打如海並強製他還俗。然而卻沒收了爲鑒真一行東渡准備的船只，並將榮睿、普照等日本僧人拘禁達四個月。于是，第一次東渡便告失敗。

　　 第二次東渡

　　 同年九月之後著手准備。榮睿、普照再次找到鑒真商量東渡之事。鑒真初衷未改，自己出資80貫錢，買到原屬嶺南采訪使劉巨鱗的軍船一只，雇船員18人，備足幹糧，並選擇好准備帶到日本的金字佛經《華嚴經》、《大般若經》、《大集經》、《大涅槃經》及各種章疏、法物用品、袈裟、香料、藥材等。跟隨鑒真同往日本者有弟子祥彥、道興、思托及日僧榮睿、普照等17人，還有精于製作玉器、繪畫、刻镂、鑄寫、刺繡、镌碑的能工巧匠85人。十二月正值嚴冬，鑒真一行舉帆東下，但不幸遇上巨風船破，衆人十分艱難地回到岸上。

　　 第叁次東渡

　　 在天寶二年底或天寶叁載(744年)初。船修複後再次起航，出長江口向東南方航行，打算先到桑石山(今榭山)，但風急浪高，在舟山北面不遠之處船破，鑒真一行再次上岸。水米皆盡，他們饑渴叁日，待風停浪靜之後才有人攜帶米水前來相救。海官將此消息報告明州(治今浙江甯波)刺史，官府將他們安置住在鄮縣(今浙江鄞縣)阿育王寺。

　　 第四次東渡

　　 雖作了准備，但最後未能成行。天寶叁載(744年)鑒真應請爲越州(治今浙江紹興)、杭州、湖州(治今浙江湖州市南)、宣州(治今安徽宣城)諸寺的僧衆講律授戒。越州僧人知道鑒真還在爲東渡作准備，出于對鑒真的愛護，便到官府上告“日本僧榮睿誘大和上欲往日本國”。于是，山陰縣尉派人將榮睿逮捕，給他套枷要遣送到京城，走到杭州時榮睿生病請醫療，在過了很多時日之後，被人假稱病死將他救出。榮睿與普照雖屢遭艱辛，但“其堅固之志，曾無退悔”。鑒真對他們的表現十分贊賞，爲不使他們失望，先派弟子法進等人到福州買船備糧。此後鑒真率弟子30余人南下，先巡禮天臺山國清寺，然後取道臨海縣(今浙江臨海市)、永嘉郡(治今浙江臨溫州)往福州方向進發，某日進入禅林寺住宿，准備第二天到出發到溫州。在揚州的鑒真弟子崇福寺靈祐等人擔心鑒真東渡“死生莫測”，便告官府請采取措施製止鑒真東渡。江東道(江南東道，治所在今蘇州)采訪使立即傳牒各州縣，命見到鑒真一行務必將他們留住。鑒真一行在禅林寺被官差截住押送到采訪使處，後被送回揚州，住入崇福寺。江東道采訪使命寺中叁綱(寺主、上座、維那)嚴加防範，“勿令更向他國”。鑒真對靈祐嚴厲呵責。靈祐爲此日夜忏悔達60天之久，才得到鑒真的寬恕。[8]

　　 第五次東渡

　　 天寶七載(748年)，榮睿、普照從同安郡(今安徽潛山縣)來到揚州崇福寺，與鑒真再議東渡之事。鑒真便讓門下著手准備第五次東渡。與第二次東渡一樣，造船，准備佛教經書、買香藥，備糧，購置雜物。同行者有僧俗信徒14人、水手18人，還有願意隨從同往者，總共35人。他們于六月二十七日從揚州啓航，進入東海後順風前行，經至越州界的叁塔山(定海中的小洋山)停留一月，然後到暑風山(大概在舟山附近)，又停留一月。十月十六日風起，再次起航，不久遭遇巨風怒濤，衆人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冒著風浪漂流過蛇海、飛魚海、飛鳥海。人們每日吃少許生米充饑，然而苦于沒有一滴水可以解渴。幸而趕上兩天下雨，他們用碗接雨水解渴。

　　鑒真一行在海上經過17天，漂流至振州(治今海南省叁亞市西北崖城)下船，受到振州別駕馮崇債的歡迎和供養，被安置住入大雲寺一年。此後北至萬安州(治今海南省萬甯縣北)，受到“大首領”馮若芳的供養。然後鑒真一行北至崖州(當時應爲珠崖郡，治今海南省瓊山縣東南)，應地方官之請在此造寺，登壇向僧俗授戒，講律，並度僧。此後再經今廣東、廣西、江西、江蘇等省的許多地方，時停時行。所經之處受到當地高級軍政官員和廣大僧俗信徒的禮拜和盛情招待，經常應請向僧俗傳法，授菩薩戒等。

　　在這一充滿曲折艱辛的行程中，行至端州(治今廣東高要縣)時，日僧榮睿去世，鑒真哀痛悲切，爲他送葬後才啓程。鑒真途經韶州(今廣東韶關)時，曾到禅宗六祖慧能居住傳法的曹溪法泉寺[9]參拜六祖遺像。天寶九載(750年)日僧普照辭別鑒真先往嶺北，鑒真拉著他的手不覺失聲悲泣，說：

　　爲傳戒律，發願過海，遂不至日本國，本願不遂。(《東征傳》)[10]

　　鑒真當時認爲他這一生已經沒有希望到日本傳法授戒了。此時鑒真已經六十叁歲。炎熱的氣候，加上內心的憂傷，使他患上眼疾，又不幸經一“胡人”胡亂診治，致使雙目失明。行至吉州(治今江西吉安)時，追隨他多年的弟子祥彥去世。鑒真途經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廬山時，參訪東晉高僧慧遠居住過的東林寺。此後參訪江甯(在今江蘇)瓦官寺、攝山(在今南京)棲霞寺等曆史名寺，大約在天寶十載(751)才輾轉回到揚州，住入龍興寺。

　　自從道岸、義威二位律師相繼去世之後，鑒真成爲最有名的律師，如《東征傳》說：“淮南江左淨持戒律者，唯大和上獨秀無倫，道俗歸心，仰爲授戒大師。”在赴日之前，前後講《四分律》及《四分律疏》(此當爲法砺所著)40遍，講道宣《四分律行事鈔》70遍，講《輕重儀》10遍，講《羯磨疏》10遍，並主持造寺造像，救濟貧困和設齋供僧等；組織寫《一切經》叁部，各11000卷[11]；度僧尼、授戒約有40000多人。

　　據《東征傳》記載，鑒真在國內的著名弟子有：

　　揚州崇福寺僧祥彥；

　　潤州天響寺僧道金；

　　西京安國寺僧璇光；

　　潤州棲霞寺僧希瑜；

　　揚州白塔寺僧法進；

　　潤州棲霞寺僧乾印；

　　汴州相國寺僧神邕；

　　潤州叁昧寺僧法藏；

　　江州大林寺僧志恩；

　　洛州福先寺僧靈祐；

　　揚州既濟寺僧明烈；

　　西京安國寺僧明債；

　　越州道樹寺僧璇真；

　　揚州興雲寺僧惠琮；

　　天臺山國清寺僧法雲

　　等共35人，“並爲翹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導化衆生。”[12]

　　 第六次東渡

　　 天寶十二載(753年)，日本國大使藤原清河、副大使大伴宿祢胡麿(或作“大伴古麻呂”)、秘書監吉備真備在晉見唐玄宗，完成外交使命之後，攜同在中國留學長達36年並在唐朝任秘書監兼衛尉卿的朝衡(阿倍仲麻呂)，准備取道揚州回國。他們到達揚州後，十月十五日到延光寺拜谒鑒真，說：

　　弟子等早知和上五遍渡海向日本國，將欲傳教。今親奉顔色，頂禮歡喜。弟子等先錄和上尊名，並持律弟子五僧，已奏聞主上，向日本傳戒。主上要令將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學道士法。爲此，大和上名亦奏退。願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載國信物船四舶，行裝具足，去亦無難。(《東征傳》)[13]

　　唐玄宗崇尚道教，在看到日本大使的請派鑒真等到日本傳法的奏文後，便提出也派道士到日本傳教，然而因爲日本不信奉道教，大使便以日本君主不信奉道教表示婉絕，然而礙于唐玄宗的面子，仍留下四人學習道教，同時收回了派鑒真赴日的請求。因此，日本大使在見到鑒真後，便提出請鑒真自己決定是否願意東渡傳法。鑒真當即表示同意，于是便開始准備第六次東渡。他先住進了揚州龍興寺。

　　 鑒真東渡的消息不迳而走，寺院周圍防護甚嚴，鑒真難以動身。有來自婺州(治今浙江金華)弟子仁幹稍稍地在江邊准備好船只，等待鑒真隨時到來。當年十月十九日，鑒真離開龍興寺到達江邊，在上船之前爲特地趕來的24位沙彌授具足戒，然後乘船駛向蘇州港口黃泗浦，以便改乘日本使節的船只。

　　隨從鑒真同行者有揚州白塔寺僧法進、泉州超功寺僧昙靜、臺州開元寺僧思托、揚州興雲寺僧義靜、衢州靈耀寺僧法載、窦州開元寺僧法成等14人，還有尼3人，以及揚州居士潘仙童、胡人安如寶、昆侖國(泛指中印半島南部及南洋諸島)人軍法力、瞻波國(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人善聽等，共24人。

　　 鑒真一行所帶往日本的物品有如下幾類：

　　一是佛、菩薩雕像繡像，其中有繡阿彌陀佛像、雕白旃檀千手觀音像、繡千手觀音像、救苦觀音像、藥師像、彌勒像及功德繡普集變一鋪，還有如來肉舍利叁千粒等。

　　二是佛經，有唐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八十卷、《大佛名經》十六卷、金字《大品般若經》一部、金字《大集經》一部、南本《大涅槃經》四十卷等。

　　叁是戒律《四分律》六十卷及其單行僧尼戒本、律論《律二十二明了論》一卷。

　　四是律宗叁家的律學注疏，其中最多的是南山律宗道宣的著作，有《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一卷、《戒本疏》四卷、《羯磨疏》二本各四卷、《行事鈔》五本各六卷、《關中創開戒壇圖經》一卷；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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