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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真大和尚東渡▪P3

  ..續本文上一頁宗法砺的著作有《四分律疏》五本各十卷、定賓《飾宗義記》九卷、《補釋飾宗義記》一卷、《戒疏》二本各一卷、觀音寺大亮《義記》二本十卷;東塔宗懷素的著作有《戒本疏》四卷。此外還有北魏慧光《四分律疏》一百二十紙、唐智周《菩薩戒疏》五卷、靈溪釋子《菩薩戒疏》二卷、大覺律師《批記》十四卷、法銑《尼戒本》一卷和《尼戒本疏》二卷;

  五是天臺宗的著作,有隋智顗《摩诃止觀》十卷、《法華玄義》十卷、《法華文句》十卷、《四教義》十二卷、《釋禅波羅蜜次第法門》十一卷、《行法華忏法》一卷、《小止觀》一卷、《六妙門》一卷。此外還有南朝梁寶唱《比丘尼傳》二本各四卷、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十二卷等。

  六是珍貴文物和工藝品,其中有東晉王羲之的真迹行書一帖,王獻之真迹行書叁帖及水晶、金銀等製的佛具、阿育王塔樣金銅塔一區等等。按照以往東渡准備的物品推測,此次也一定帶有香料、藥物等。

   當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使船四艘同時從蘇州黃浦泗啓航東渡。鑒真與弟子搭乘的是大伴副使大伴宿祢胡麿的第二艘船。日僧普照也從明州趕到蘇州,乘副使吉備真備的第叁艘船。十二月二十日,鑒真所乘的船冒著風浪到達日本薩摩國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兒島川邊郡坊津町秋目)。鑒真一行被迎送到位于九州北部的太宰府(在今福岡)。此時是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相當公元754年陽曆1月23日。

   鑒真和弟子在日本的傳法

   鑒真到達日本的時候,原來派榮睿、普照到唐聘請律師的聖武天皇已在五年前退位爲太上天皇,由其女兒繼位,此即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六年(754年)正月十一日,日本大伴副使將鑒真到達日本的消息上奏朝廷。在朝廷的安排下,鑒真一行在向京城奈良行進途中受到各地官員、僧衆的歡迎和熱情照料。

  二月四日鑒真一行到達奈良,安宿王奉敕在羅城門(正門)迎接,命東大寺別當、少僧都良辨陪鑒真一行到東大寺安置住下,律師唐僧道璇、僧正印度僧婆羅門菩提及內道場僧50人,都前來拜谒、慰問。日本朝廷中以右大臣藤原豐成、大納言藤原仲麿、式部卿藤原永手爲首的百余名官員前來禮拜。[14]

  官居正四位下的吉備真備奉敕到鑒真住處宣讀诏書:

  大德和上遠涉滄波,來投此國,誠副朕意,喜慰無喻。朕造此東大寺,經十余年,欲立戒壇傳受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諸大德遠來傳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後,授戒傳律,一任大和上。(《東征傳》)[15]

  從內容看,這是聖武上皇的诏書。正是聖武天皇在位之日,主持營造了東大寺,並且爲了使朝廷能夠統一主持按照佛教戒律授戒而派人入唐聘請律師。他在這封诏書中將日本國主持授戒傳律的職權交給鑒真。不久,又敕授鑒真以“傳燈大法師”位。這是日本國內的最高榮譽僧位。隨同鑒真同來的其他法師也得到不同僧位。

   四月初,在東大寺盧舍那佛殿前建立了戒壇。鑒真爲聖武上皇授菩薩戒[16],光明皇太後、孝謙天皇、皇太子也登壇受戒。此後,鑒真主持爲440位沙彌授具足戒。在鑒真到來之前很多日本在佛學上很有造詣的僧人,此時認識到自己當初受戒不符合戒律規定,屬于“無戒”,並且也出于對鑒真的敬仰,如靈福、賢璟、志忠、善頂、道緣、平德、忍基、善謝、行潛、行忍等80余人,都舍棄舊戒,以鑒真爲戒和尚重新受具足戒。

  鑒真此後被敕任爲日本的僧官少僧都。(《東大寺要錄》)天平勝寶七年(755年),在東大寺大佛殿的西邊,移聖武上皇受過戒的壇土,建立戒壇院,作爲日本全國的中心戒壇。鑒真又在此院北邊建造唐禅院,作爲講授戒律之所。翌年五月,鑒真與日僧良辨同時被敕任爲大僧都,鑒真弟子法進被任爲律師。此年,一向大力支持鑒真師徒的聖武上皇去世。天平寶字元年(757年),孝謙天皇爲了供給四方來京從鑒真學律僧人的食宿,特地施給備前國(在今岡山縣)水田百町,又賜給鑒真故一品新田部親王的舊宅作爲建造伽藍之地。年已七十歲的鑒真在此地建立唐招提寺,與弟子法載、義靜、如寶等人在此研究和傳授戒律。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二年(758年),诏賜鑒真“大和上”之號,同時又說:

  政事躁煩,不敢勞老,宜停僧綱(按:指僧官)之任。集諸寺僧尼,欲學戒律者,皆屬令習。”(《續日本紀》卷二十一)

  從此鑒真不再擔任僧官,集中力量在唐招提寺傳授律學,培養人才,而將原在東大寺唐禅院和戒壇院的事務交給弟子法進負責。

  鑒真師徒在日本傳授戒律和授戒的開始階段,有不少僧人對過去自己所受的戒因“不如法”而受到否定(被認爲“無戒”)表示不滿,雖然經過解釋有些人願意重新受戒,但是仍有一些守舊的僧人或感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影響者表示反對,對于普照等人邀請鑒真赴日傳戒,“不以爲德,反以爲仇”[17]。然而從總的情況看,鑒真師徒不僅受到以天皇爲首的朝廷的信任,也受到佛教界廣大僧衆的崇敬。他們所傳授的律學和授戒儀規,很快就受到佛教界的承認和接受。

  經鑒真的奏請,日本朝廷在東日本的下野(今栃木縣)的藥師寺和西日本的築紫(在今九州福岡縣)的觀世音寺也相繼建立了戒壇,它們與東大寺戒壇成爲在日本朝廷統一控製下爲出家僧尼授戒的“天下叁戒壇”。根據日本江戶時代凝然所著的《律宗綱要》卷下記述,新建的兩所戒壇是按照“邊國”的授戒儀式由五人(叁師二證)授戒;東大寺戒壇是按中國(此指中印度)方式由十人(叁師七證)授戒。[18]據日本慧堅《律苑僧寶傳》卷十<鑒真傳>記載,在唐招提寺也建有戒壇,孝謙天皇曾在此受菩薩戒,诏:“出家者先入招提受戒學律,而後學自宗。”[19]

  在鑒真到日本之前,僧尼出家受戒之後,由朝廷發給蓋有治部省之印的“公驗”,作爲合法僧尼身份的證明。在鑒真到日本開創新的授戒製度之後,則以授戒十師連署的“戒牒”作爲合法受戒證明,以代替原來的“公驗”。然而實際上授戒是在政府的控製之下進行的,因爲治部省既掌握著度僧之權,又負責管理僧尼的名簿。[20]

  日本天平寶字七年,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五月六日,鑒真結跏趺坐,面向西去世,春秋七十六歲。遵照鑒真和尚的遺囑,思托等弟子在東大寺戒壇院另立影堂。日本朝野和佛教界對鑒真的去世表示悲痛。在日本朝廷任中納言式部卿(敘正叁位)的石上宅嗣寫悼詩曰:

  上德從遷化,余燈欲斷風。

  招提禅草鏟,戒院覺花空。

  生死悲含恨,真如歡豈窮。

  惟視常修者,無處不遺蹤。[21]

  確實,鑒真在日本佛教史上是留下了永久的印記的,無論是從僧尼的傳法活動中,還是從佛教體製的建設中,都可以看到鑒真的影響,如詩中所說,是“無處不遺蹤”的。

  日本光仁天皇寶龜八年,唐代宗大曆十二年(777年),日本國使到唐朝通報鑒真去世的消息,揚州各寺僧衆得知此悲痛消息後皆穿喪服,舉哀叁天,聚集到龍興寺舉行盛大齋會。

   鑒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佛教史上的巨大貢獻

   鑒真和尚具有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優秀品質,具有堅強的意志和一往無前的精神。在《東征傳》中有這樣一段話,生動地概括了鑒真不惜身命六次艱辛東渡的經曆和表現出來的非凡頑強的精神:

  大和上從天寶二載始爲傳戒,五度裝束,渡海艱辛。雖被漂回,本願不退。至第六度過日本,卅六人總無常去(按:死亡),退心(按:退縮,改變初衷)道俗二百余人。只有大和上、學問僧普照、天臺僧思托,始終六度,經逾十二年,遂果本願,來傳聖戒。方知濟物慈悲,宿因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極多。[22]

  日本凝然《律宗綱要》卷下所說:“四度造船,五回入海,十二年中辛苦無量,道俗逝化叁十六人,永(按:榮)睿、祥彥等是也。退還之者二百八十人。唯和上、普照、思托取死爲期,都無退思。”[23]可以作爲上引文字的注釋。

   鑒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偉大傑出的人物,爲向日本弘傳戒律,爲傳播中國文化,爲促進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鑒真及其弟子到日本傳律授戒,改變了日本以往不能按照佛教戒律規定授戒的局面。在鑒真師徒參與下建立的奈良東大寺戒壇、下野藥師寺戒壇和築紫觀世音寺戒壇,成爲日本朝廷直接管轄之下的爲出家僧尼授戒的場所,從而爲日本在一定時期控製僧尼人數,使佛教保持正常有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二)鑒真師徒在東大寺、唐招提寺以及大安寺等地向日本學僧傳授戒律,培養很多掌握律學知識,能夠如法授戒的人才。據《東征傳》介紹,鑒真赴日之後,度僧近四萬人,與弟子思托等人講述《四分律》以及律宗南山宗道宣《行事鈔》、相部宗法砺《四分律疏》、定賓《鎮國道場飾宗義記》等多遍,培養出忍基、善俊、忠惠、常慰、惠新、真法等律學僧人,他們皆能講授上述律學典籍和理論。因此,鑒真被奉爲日本律宗之祖。

   (叁)鑒真在日本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的有法進、仁韓、法顆、昙靜、思托、法載、義靜、法成、智威、靈耀、懷謙、惠雲、如寶、慧良、慧達、慧常、慧喜等,他們對日本佛教和社會文化都作出不同的貢獻。

  其中法進(709-778)原在中國揚州白塔寺,到日本後是鑒真講授戒律和授戒的得力助手,並且是臨壇的戒師之一,被日本律宗奉爲僅次于鑒真的“第二和尚”。在鑒真晚年退居唐招提寺之後,他接任經管東大寺唐禅院及戒壇院,在講授律學之外,還撰有大量律學注疏。據日本江戶時期師蠻《本朝高僧傳》卷五十七所載,法進還經常向日本學僧講述天臺宗教義,曾講天臺叁大部(《摩诃止觀》、《法華玄義》、《法華文句》)四遍,深受歡迎。

  思托原是臺州開元寺僧人,鑒真東渡六次,他都跟隨在身邊,對律學、天臺宗都有很深的造詣,赴日後是鑒真的另一位得力助手,積極協助鑒真營造唐招提寺,在向僧衆講授律學之外,也講授天臺宗教義。日本真言宗創始人空海就是從他受的菩薩戒。他善于撰述,寫有記述鑒真東渡傳法事迹的《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大和上鑒真傳》,日本信徒淡海叁船(也稱“真人元開”)的《東征傳》主要是據此書撰寫的。思托還撰有日本最早的佛教史傳《延曆僧錄》五卷。原書雖佚,但在《東大寺要錄》、《東大寺雜錄》及《日本高僧傳要文抄》中保存不少逸文,是研究奈良時代佛教的珍貴資料。

  如寶,隨鑒真赴日時尚是個沙彌,到日本後受具足戒,在鑒真奏請建造下野藥師寺後,曾負責主持該戒壇,後受鑒真之命主持唐招提寺。鑒真死前將唐招提寺托付給法載、義靜和如寶叁人。如寶後來擴建唐招提寺,在進入平安時代之後,曾爲桓武天皇及後妃、皇太子授戒,自此名聲更大。日本律宗將如寶奉爲繼承鑒真、法進之後的“第叁和尚”。

  (四)鑒真與其弟子除傳授戒律、授戒,講授天臺宗教義之外,還參加佛典的校勘工作,並且在建造唐禅院及唐招提寺等寺院過程中,將中國的先進的建築技術、雕塑、美術等介紹給日本。鑒真還善醫術並通曉醫藥學,《日本見在書目錄》中載錄有《鑒上人秘方》,可見他對日本醫藥學發展也作出貢獻。

  當年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的文章中曾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24]英雄豪傑代代有,行行有,他們是每一個時代的中國的脊梁。唐大和尚鑒真,是中國唐代的英雄豪傑,是構成當時中國脊梁的偉大人物之一。我們在今天從事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中,從鑒真大和尚的事迹中也可以得到有益的啓示,激勵的力量。

  2000年11月1日于南方莊公寓修定

  2002年2月24日于華威西裏新宅重加修補

  

《鑒真大和尚東渡》全文閱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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