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大和尚东渡
编辑：杨曾文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隋唐时期有不少中国僧人到日本传法，同时也将中国先进的文化带到日本，为促进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当中，唐代大和尚鉴真是最卓越的代表。他怀着到异域传法授戒的情热，冒着丧身千里波涛的危险，经过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和推进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朽的功勋。本文对鉴真的生平简历和六次东渡的艰辛经过、在日本传法授戒的事迹、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佛教史上的重大贡献等作了系统的介绍，认为鉴真所表现出来的坚强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关键词：鉴真、东征传、戒律、日本律宗、普照
作者简介：杨曾文，生于1939年12月7日，山东省即墨市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参与共著《中国佛教史》一至三卷，主编《日本近现代佛教史》等。
日本是中国隔海相望的近邻，在中国古代史书中，也将日本称为“倭国”，自古与中国文化交流十分密切。公元538年中国佛教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此后通过海路与中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愈益频繁。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比较后进，统治者积极从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输入先进的科技文化，以推进日本社会文化的进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佛教充当了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甚至被看作是大陆先进文化的代表和载体。
隋唐时期有很多日本僧人相继到中国留学和求法，也有不少中国僧人到日本传法。他们在传播佛法的同时，也将中国先进的文化带到日本，为促进日本社会体制革新和文化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当中，唐代大和尚鉴真是最卓越的代表，他怀着到异域传法的情热，冒着丧身千里波涛的危险，经过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和推进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流芳千古的功勋。
鉴真东渡前的日本佛教和戒律
从佛教传入日本到鉴真东渡，佛教已在日本流传了200多年，开始主要受到天皇和贵族的信奉，后来逐渐传播到平民之中。7世纪末全国有寺545所，僧尼也逐年增加，仅在京城七大寺就有僧尼3363人。从公元710年定都奈良到794年迁都平安，史称奈良时代。在定都奈良过程中，旧有的大寺也迁移到奈良，此外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又建立供奉卢舍那佛金铜造像的东大寺，在各地(称国，比现在的县略小)建造国分寺，安置僧尼供奉、诵读护国经典《金光明经》、《法华经》、《仁王般若经》等，祈祷佛菩萨、善神护国佑民。随着日中佛教交流的发展，大量汉译佛典和中国僧人的著述相继传入日本，到8世纪出现以研究一部经典或几部经典为中心的佛学团体，开始形成具有学派性质的所谓“奈良六宗”，即三论宗和成实宗、法相宗和俱舍宗、华严宗，最后是由鉴真开创的律宗。
在鉴真东渡之前，虽然从朝鲜、中国陆续传入一些戒律，然而长期以来没有条件按照戒律如法举行度僧授戒仪式。按照戒律规定，归依佛教并受五戒成为居士，受十戒为沙弥或沙弥尼，受具足戒后才为正式僧尼。授具足戒必须有十师(三师七证)或至少需有五师(三师二证)，才能举行仪式，此外还有种种程序规定。然而，日本长期缺乏系统的律学理论和合格的律师，僧尼出家受戒是按大乘佛教经典《占察善恶业报经》、《菩萨地持经》、《瑜伽师地论·戒品》的说法，或是请受过戒的僧人授大乘三聚净戒(摄律仪、摄善法、饶益有情三戒)，或是在佛、菩萨像前自己发誓受戒。当时僧尼具有免除课役的持权，朝廷为保障财政收入严格控制僧尼出家的数字。然而在通行这种授戒方法的情况下，是难以制止私度僧尼的。为此，天皇下诏派人到中国聘请律学高僧并输入戒律著作，企图通过集中授戒来加强对僧尼出家的控制和管理。
日本天平五年(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圣武天皇敕兴福寺僧荣睿和大安寺僧普照搭乘遣唐使的船到中国留学并邀请律僧赴日传授戒律。最早应请赴日传律的唐僧是洛阳大福先寺的道璇(702－760年)。他是禅宗北宗普寂的弟子，对华严、天台、律诸宗和禅宗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以奈良大安寺为中心向日本僧人讲授道宣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又讲大乘戒律《梵网经》等，然而因为没有具备戒律规定的十师，仍不能立坛授戒。
鉴真大和尚的简历和唐代律宗
鉴真(688－763)，在日本被尊为“唐大和尚”，或“唐大和上”，俗姓淳于，广陵江阳县(在今江苏扬州)人。他的父亲先在扬州大云寺从智满禅师受戒为居士，并跟他学禅法。武周天长元年(701年)鉴真十四岁，一天随父亲到寺，看见佛像心受感动，产生出家的念头，并请求父亲允许他出家。他的父亲虽感到诧异，但还是同意了。正好此年朝廷有诏命天下诸州度僧，鉴真便拜智满为师出家为沙弥，编籍于大云寺。在唐中宗即位恢复唐朝后，大云寺改称龙兴寺。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鉴真十八岁，他从道岸(654－717)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707年)鉴真二十岁，先到东都洛阳，后入西都长安，翌年三月于长安实际寺登坛由弘景(634－712)律师任戒和尚受具足戒。道岸、弘景都是唐代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的再传弟子，是当时精通佛教戒律的著名律师。弘景，在宋以后的史书中因避太祖之父赵弘殷的名讳改称恒景。他精通天台宗教义，曾长期住天台宗传法中心之一的荆州(治今湖北江陵)玉泉寺。从鉴真后来在日本与弟子除弘传戒律外还传天台宗的事实来看，鉴真受戒后可能还从弘景学习天台宗教义。此后，鉴真巡游两京，访师求学，深入学习佛教经、律、论“三藏”，尤重律学。(以上主要据《东征传》并《宋高僧传》卷十四《鉴真传》)[1]
律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唐代分为三派，皆弘传《四分律》。这三派是：
一是由隋唐间的法砺(569－635)创立的相部宗，他撰有《四分律疏》、《羯磨疏》及《含忏轻重仪》等，因长期在安阳(相州诒所，在今河南)传法，故被称为相部宗。法砺的弟子有满意、怀素等，满意的弟子有大亮、义威、远智、定宾等多人。定宾著《饰宗义记》解释法砺律学思想，也十分有名。
二是道宣(596－667)创立的南山律宗，他撰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羯磨疏》、《戒本疏》等，同时撰有《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及《广弘明集》、《古今佛道论衡》、《释迦谱略》等多种佛教史书。因道宣长期在终南山修行和传法，其律学称南山律宗。道宣弟子中以文纲(636－727)最有名，文纲有弟子弘景、道岸等人。
三是由怀素(624－697)创立的东塔宗，他撰有《四分律开宗记》，对法砺的律学提出不同见解，称《新疏》，又撰《新疏拾遗钞》等。因他所在的长安西太原寺有东塔，故其律学称东塔宗。然而到唐后期，道宣的南山律宗成为中国律学正统，其他二派逐渐衰微。
道宣的律学的最大特点是将小乘《四分律》的戒法纳入大乘佛教的教义体系之中，以法相宗的心性思想诠释“戒体”，主张以第八识阿赖耶识中的“善种子”为戒体，并提出“止持”(止恶，主要指戒律前面的禁戒部分)与“作持”(行善，指戒律后面的仪规部分)并重的理论。大约到唐朝末期，相部宗与东塔宗两大律派逐渐衰微，只有道宣的南山律宗传承不绝，成为中国汉语系佛教的正统律学。[2]
鉴真在长安、洛阳先后从当时著名律学高僧学习南山宗和相部宗的律学。据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7)凝然《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鉴真除师事道岸、弘景之外，还从道宣的另一弟子融济学习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羯磨疏》和《释门亡物轻重仪》等；随相部律宗法砺的再传弟子义威、远智、全修、慧策、大亮等学习法砺的《四分律疏》等。[3]
鉴真从两京游学之后回到扬州，在大明寺传授戒律，在启程东渡之前，已经成为唐土著名的律僧，如日本元开撰《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说：“江淮之间，独为化主。”[4]
三、六次东渡，最后成功的艰难历程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日僧荣睿、普照在中国留学已经达十年之久，一直留心寻觅能够到日本传律的高僧，希望早日回日本复命。他们听说鉴真的盛名和学问，决定前往扬州礼请鉴真赴日传法。他们先约请长安安国寺僧道航、澄观，洛阳僧德清，高丽僧如海随他们同到日本。又通过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写信给扬州仓曹李凑(主管漕运的官员)，请他负责造船、备粮，作东渡的准备。此后他们与同学日本僧玄朗、玄法一起出发到扬州大明寺邀请鉴真东渡传法。他们到达大明寺时，正值鉴真在讲授律学。他们在向鉴真顶礼后，便郑重邀请他东渡传法，说：
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日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和尚东游兴化。(《东征传》)
鉴真听后便产生东渡之意，向门下弟子讲他过去听说日本国长屋王[5]崇敬佛法，曾派人到中国将所造千领袈裟施给僧众，袈裟边缘上绣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可见日本必将“佛法兴隆”，便问弟子：
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东征传》)
鉴真首先是想动员弟子应邀前往日本传法。然而弟子们对此没有响应。弟子祥彦见此情景，便对鉴真解释说，众人所以沉默没有应允，是因为担心“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渺渺，百无一至”。他说的是事实，在当时条件下东渡日本确实是充满艰辛和危险的。鉴真听后便断然表示：
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东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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