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位医生家庭，小学毕业就加入僧团，1939年成为一名教师。50年代他到欧洲弘法，以伦敦为基地热心传播佛教，经多年努力，斯里兰卡佛教在欧美增加了影响，原来一度沉寂的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再度开始工作。真谛长老认为佛教不仅是一门宗教哲学和一种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实践的道德修炼活动，佛陀的教法适用于国内、国际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当今世界上之所以问题丛生，与其说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不如说是根源于道德的堕落，而佛教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思想问题。1990年2月真谛逝世。他生前曾担任伦敦佛寺住持、英国摩诃菩提分会主席、大不列颠僧伽委员会主席和大不列颠大寺派僧团长老，能晓梵、巴利、僧伽罗文，曾在欧美、斯里兰卡、日本、印度、加拿大等地学院或大学讲学或开过佛学讲座，有《佛陀之道》、《佛教徒伦理》、《佛理入门》等著作留世。
罗睺罗(WalpolaRahula,1907—)教授是斯岛著名佛教学者，他少年落发出家，以后又在大学学习，获文学学士、哲学博士，并先后在斯里兰卡、印度、法国、美国、等多所大学研究和讲授佛教。罗睺罗著述等身，重要的著作有：《锡兰佛教史》、《真理的弘扬》、《佛教徒的命运》、《禅和驯牛》、《佛陀的启示》、《西方世界的佛教》等数十部。他通晓大乘、上座部学说，又懂僧伽罗、梵、巴利、英、法等文字，研究佛教屡屡有新意，被学术界公认为佛教学权威，他主张佛法不离世间觅求，积极参加各种活动，为多数人的利益奔走呐喊。他认为世界是变化的，所以佛教也不能一成不变，应该适应形势而调整、发展，有革新的思想。由于他对佛教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1965年斯里兰卡佛教僧伽大会授予他“三藏大师”的称号。世界各国佛教学者编辑出版了《祝贺罗睺罗的佛学研究》一书，总统贾亚瓦德纳亲自参加该书首发仪式，表达对他的敬意。现在他的很多著作被译成法、德、西班牙、意、中、缅、泰、僧伽、泰米尔、越南、英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也有重要影响。此外A·W·P古鲁吉(AnandaWpGuruge，1928—)也是当代佛教界有名的学者。他曾获梵文和印度史名誉博士，哲学博士，担任过斯里兰卡文化部佛教百科名誉顾问、智增大学梵文系主任、教授、名誉校长等职，发表有关僧伽罗语和英语论文百篇以上，第十六届世佛联大会被选为副主席。
十、结语
以上我们对除中国外的亚洲各国20世纪的佛学研究的情况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与综述，通过这些介绍，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勾勒出这样的印象：20世纪的西方的佛学研究，促进了亚洲各国的佛教研究，并且随着东西方之间各国学者的学习交流，东方国家的学者都西方留学或自觉吸纳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使佛学的研究开始变成了全世界的学术界的活动之一。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成果显著，其它的国家正在努力赶上。
20世纪的佛教研究最重要的是表现在观念的改变。以往的研究虽然也是在经典的整理、注释方面，但是在认识上是不同，因为过去研究者往往或是以信仰主义或是以反信仰的立场来看待佛教。当代的学者在研究佛教时，不管是在文本的诠释，还是在话语的权利，都有是以理性的态度来严肃、认真的对待。当学者们在研读文本时，不仅在意于各个文本之间的不同的表达，更注意到文本之间的歧异所在和其背后隐含的涵义，由此再进行比较之后，找出更加清晰、合理和完整的叙述，找出文本的最早源头，以取得了对佛教的客观认识。
20世纪的佛教研究变化还在于新方法论的建立。早期的学者多从语言学或校勘学或文献学方面来做文本的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文本的研究转变到义理的研究，继而再到哲学、心理学、文学、政治、经济、文化、建筑、艺术、经济、民俗等领域的全面研究。早期学者们争论的问题是经典的版本、语言的使用，以后又发展到教义的争论，像日本学者铃木大拙与中国学者胡适之间发生的关于禅宗的性质的讨论，铃木认为研究禅宗要有亲身的体悟，胡适认为没有亲身体悟也可以对禅宗作学术研究等等，以及在日本和中国发生的《大乘起信论》真伪的争论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是因认识方法上的歧异而引起的，而正是这些争论无疑又促进了佛教研究方法论的拓展。
本世纪下半叶后，国际学术界曾经发生了一场“批判佛学”的讨论，两位日本佛教学者，驹泽大学松本史朗和侉谷宪昭认为，“本觉”、“如来藏”思想不属于真正的佛教，甚至把汉传佛教思想称为“伪佛教”。这种“伪佛教”，在社会实践上维护现状，守反动，与他们所认为的“真佛教”背道而驰。受西方批判哲学的思想影响，他们认为，佛教本应是一种批判哲学，真正的佛教应该是有社会关怀的“批判佛教”。这场讨论反响热烈，1993年“美国宗教学会”年会专门为此安排了专组讨论，并且出版了专门的论文集。这次讨论是一次国际学术界的较大争论，涉及到的是中国佛教的性质问题，因此显的很有必要，也引起了中国台湾和大陆学者的注意，发表了评论。
如今，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世纪马上来到，佛教在新世纪仍然要不断地发展，佛教的研究也必然要走自己的路。回顾上个世纪的佛教研究，展望21世纪的佛教研究，佛教的研究不是己经走向末途，而是刚刚开始起步。上世纪中开始建立的西方的文献学和哲学的研究虽然仍是学者们的传统学问，但它已不像早期欧美佛学界那样热闹了，随着东方学者逐渐掌握了欧美的研究方法，西方学者的研究必定会受到熟悉母语和受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东方学者的挑战，东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在世界佛学界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20世纪是世界历史发生巨变的时代，人类居住的地球似乎变的越来越小，大家都住在一个地球村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整个社会都在发生裂变，学术界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各宗教之间的对话趋势加强，同时竞争也变得更加历害，因此有人提出文明的对抗将成为21世纪的主题，面对此景，佛教也要不断地调整自己，不断地去适应社会的发展，这种适应一方面是调整心态，积极向社会靠拢，另一方面就是要提出自己的现代意义上的理论，就像当年慧能大师面对盛唐佛教的繁荣，适时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口述了《坛经》，使禅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确立了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20世纪下半叶世界佛教学术界发动的“批判佛教”运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对未来佛教的一种重新定位的理论探讨，这是一种后现代的“忧患意识”，因此不管从佛教的层面，还是从佛学的层面，对佛教教义的研究，特别是结合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来重新阐述佛教的教义，是未来僧俗两界和学者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而学者将在这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
佛教博大精深，对佛教的研究可以涵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20世纪的佛教研究在许多领域取得的成果，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随着人们的视角扩大，研究的深入，研究领域的扩大将是必然的结果。人们将不再沉溺于原有的哲学、历史、文献、语言、文学等传统的学科，而会把它推向更广泛的领域，佛教与科学、佛教与社会、佛教与地域、佛教与政治等与现实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关系日益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特别是当吸收了现代知识以后的研究成果，必将会产生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有些理论或许与原有的传统主张不符，甚至相悖，但是它确实能适应现代的社会，所以，对这种百花齐放下的研究成果，人们将不会感到惊奇，会用一种平常心和宽容的心态去接纳它，去看待它，当然也有人会提出相反的意见，甚至针锋相对，未来的佛学研究还会不断发生许多争论，而且有的争论甚至会超出20世纪的规模，与之相应的是学术评判的标准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推动人文科学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20世纪上半叶，学术界要了解当前的学术成果，最主要的途径是借助于已经发表的刊物。今后，人们将会愈来愈减少对学术刊物的依赖，很多学术成果的发布和讨论在网络上就能够解决，包括宣教也在网络上进行，既使不是专门研究佛教的学者也可以找到自由地发表言论的园地，因此，未来的佛教研究与高科技结合的更加紧密，信息的传递和学者间的联系势必加强，同时也预示了学者与非学者之间的界限将会变的更加模糊，只要对某一问题有专门研究的人才都可以被看作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佛学研究人才的扩大化是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总之，未来的佛教研究仍然会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20世纪的亚洲的佛教研究》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