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佛教学术会议综述

　　编辑：黄夏年

　　来源：南普陀在线

　　一、引 言

　　召开学术会议，就某一问题进行专门学术讨论，这在古已有之。佛教是一个强调理论的宗教，佛学的研究往往伴随着很多重要的学术问题需要进行讨论，由此产生了专门的学术讨论会。从古代的文献记载来看，有关佛学的学术讨论会召开过很多次。据说公元67年，汉明帝夜梦“神人”，第二天早上召集群臣开会，讨论这位“神人”的来历，大臣傅毅勇敢地站出来回答：“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神道也。”他指出这位“神人”是佛，促使明帝下决心派人西去求法，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如果这件事情是实，好么佛教的学术问题讨论会将以此为开始。由是说明佛教开始传入是在召开学术问题讨论后才决定的，这对佛学本身而言，又有了一上重大的意义。

　　佛教传入后，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召开各种学术讨论会，这些讨论会无外乎这样两种基本模式：一是由官方出面召集僧人和学者共同讨论或争论某一问题。例如南北朝时期梁天监六年(507)武帝出面召集学者和王公朝贵64人召开批判范缜的《神灭论》会议，发表的论文达75篇，主题是讨论佛教因果报应的理论问题，这些论文有的被收到《弘明集》里；二是由寺庙出面召集参会者讨论问题。例如东晋沙门竺法汰为破道恒的心无义，“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昙一难之。引经据典，析驳纷纭”，两人争论一天，没有结果。第二天慧远设难，批倒道恒，“心无之义，于此而息。”这二种基本模式，二千年来没有改变，至今仍然沿袭下来。不同的是，在此两种模式上，今天又衍生出另外三种模式。按现行的说法，在中国除了政界，教界之外，还有一个独立学界的存在，所以在过去已有的两种模式上，应该再加上第三种，即由学术界出面召开学术会议的模式。此外，在当代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民间有钱的人和单位以及寺院愿意出钱资助召开学术会议，所以由某一经济实体出面资助会议的模式应运而生。另外，一些国外的团体拿钱资助中国的学术活动，召开一些双向交流的佛教学术国际会议，由是说来，在当代中国一共有五种会议模式。而这五种模式，在20世纪的中国大陆，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佛学研究里都得到过体现。

　　二、回眸世纪初

　　在20世纪上半叶，即在民国时期，据笔者所见，佛教学术会议的召开还没有详细的统计资料，甚至介绍也谈不上。尽管当时佛学的研究和出版是繁荣的，学术争论的激烈程度也超过了世纪末，但召开像世纪末这样举行的有影响的学术会议，恐怕是不多的。如果能够称上学术会的，据笔者所见，只有1931年在北京华北居士林举办的第一次僧众佛学观摩会，这是一次集柏林寺教理研究院、锡兰留学团、弘慈佛教院、弥勒佛学校四校优秀生，举行讲演作文比赛的大会。这里的“讲演作文”可能就是宣讲论文，然后对之进行评判，至于其它的佛教学术会议，笔者寡闻，还未得见。

　　民国时期学术会议少，我想其一，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个学术活动都是处于分散的状态，学术界虽然有像支那内学院这样的居士佛教和佛学研究团体，以及各种佛学院和佛学团体，但这些团体对诸如讲经的事业很感兴趣味，聘请有名的法师讲经的记录不断，做学术讲演的活动，则不多矣。更谈不上学术讨论会。其二，在任何时代，学术界毕竟还是属于穷人的阶层，学者是要受得清贫和冷板凳的，如果能够维持学术研究的事业已属不错了。像支那内学院这样有名气的佛学团体，也会经常碰到经费不够的情况，教师和学生的伙食极差，有钱都是用于刻经出版事业了，所以开讨论会则一件奢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其三，就政府来说，佛教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佛学研究也是一些个人的行为，佛教界的地位是很低的，像当代中国佛教的巨擘太虚大师、曾在政、教、学三界中有很大的影响，但他连国大代表都没被选上。佛教在官方眼里只是一私人的行为，并且时时受到政府的压制和限制，政教之间的矛盾有时候也发生历害冲突，于是才有诸如将寺庙征用办学的事情不断发生，佛教界经常到政府请愿，或者向全国通电，以求援手支持。所以由政府来举办佛教学术会议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四，就佛教界而言，也许举办一个比较得体的佛学会议并非不可能，而且并非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但是由于从事学问研究的僧人是没有强大有经济实力，有经济实力的僧伽也对此不感兴趣，而且整个佛教界内部散沙一盘，加上整个社会一直处在内乱外辱的大环境下，学术的活动更不被重视，僧伽不投入也是自然的事情。总而言之，本世纪上半叶没有召开佛教学术会议的大环境。

　　三、新时期巨变

　　新中国成立心后，在1978年以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佛教正在被“消灭”，研究佛学的人很少，虽然有隶属于中国佛教协会领导的金陵刻经处和三时学会这样的佛教研究团体，但是同样也没有召开学术会议的气氛，仅是编辑一些书籍而已。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但这个所当时正处于“文革”的前夕，加之刚刚成立，还没有展开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所以从整个大环境上看，当时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也就谈不上什么召开佛学学术会议的事情。直到1978年以后，这种局面才得到改观，党和政府重新落实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学术界实现了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方针，佛教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亮点，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注意。随着佛教学术活动的蓬勃开展和不断深入，佛学会议开始举行，而且越来越多。从1980年9月在西安举行的“佛教学术讨论会”至今，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全国性的各种佛学会议达72次。现在除了国内召开专题学术会议外，还与其它国家召开了双边会议，像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同时在中日两国学术界都有一定影响。佛学会议的召开，既给学者之间提供了一个互相切磋，交流学问的空间时也促进了各地的人才培养，深化了一些专题研究，其效果是显明的。下面将现20世纪我国召开的一些重要的佛教学术会议做一次简单的回顾。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学术会议不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召开的佛学会议，由于条件和资料的限制，笔者不可能取得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在这两地，同样也举行了不少的佛教学术会议，我们只能以后在条件具备时再给予弥补。另外，由于国内的佛学热的影响，一些地方举办的小型或省办的佛教学术会议未被笔者所知，故肯定会有遗漏之处，同样希望知道这方面消息的人给予补充，以成全璧。

　　1980年：

　　9月17日，由刚成立的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联合在古都西安召开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佛教学术会议。32人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26篇。会议成果收入在《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82年：

　　10月26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大足召开，50余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10余篇，论文收入《大足石刻通讯》。

　　11月23日至27日，“上座部佛教传入中国”学术讨论会在高原名城昆明召开。20多位研究、教学人员参加了会议。

　　1984年：

　　8月27日至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京召开“国际佛教艺术专家咨询会议”，30余人与会。会议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还举办了“中国佛教艺术图片”小型展览会。

　　1985年：

　　4月11日至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河南洛阳龙门文物保管所在洛阳联合举办了“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学术讨论会”。近7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近30篇。会议论文以1985年《中原文物》特刊的形式发表。

　　11月9日至10日，日本《中外日报》社会纪念创刊90周年，在日本京都举行“首届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中心议题是“中日两国佛教的特点和古代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双方各出5名正式代表。日本学者赞为“历史的盛会”。

　　1986年：

　　4月17日至21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次年会在大足举行，参会者100余人，收到论文33篇。会议论文大多选载在《大足石刻通讯》第二、三期上。

　　9月3日至10日，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这是由中国佛教协会与日本佛教大学共同举办的。会议的主题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中国方面有藏汉佛教徒学者7人与会。

　　11月3日至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亚研究所和陕西省科学院长安佛教小组共同在西安举办了“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近6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33篇。会议论文最后收集在《隋唐佛教会议论文集》。(陕西三秦出版社，1990年)。

　　1987年：

　　10月6日至8日，“第二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移至北京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佛教和中日两国的文化”，日本和国内北京、上海、江苏、安徽、陕西和山西的部分佛教研究者出席了会议。已经召开的二次会议论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书名为《中日佛教研究》。

　　1988年：

　　9月18日至20日，“全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讨论会”在江苏省常熟市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与东南亚研究所、世界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系和常熟市佛教协会共同举办的。来自全国11省市30个单位的代表53名(其中列席代表8名)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25篇。会议大部分论文收入在《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一书中。

　　10月6日到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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