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佛教學術會議綜述

　　編輯：黃夏年

　　來源：南普陀在線

　　一、引 言

　　召開學術會議，就某一問題進行專門學術討論，這在古已有之。佛教是一個強調理論的宗教，佛學的研究往往伴隨著很多重要的學術問題需要進行討論，由此産生了專門的學術討論會。從古代的文獻記載來看，有關佛學的學術討論會召開過很多次。據說公元67年，漢明帝夜夢“神人”，第二天早上召集群臣開會，討論這位“神人”的來曆，大臣傅毅勇敢地站出來回答：“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神道也。”他指出這位“神人”是佛，促使明帝下決心派人西去求法，佛教開始傳入中國。如果這件事情是實，好麼佛教的學術問題討論會將以此爲開始。由是說明佛教開始傳入是在召開學術問題討論後才決定的，這對佛學本身而言，又有了一上重大的意義。

　　佛教傳入後，中國曆史上不斷地召開各種學術討論會，這些討論會無外乎這樣兩種基本模式：一是由官方出面召集僧人和學者共同討論或爭論某一問題。例如南北朝時期梁天監六年(507)武帝出面召集學者和王公朝貴64人召開批判範缜的《神滅論》會議，發表的論文達75篇，主題是討論佛教因果報應的理論問題，這些論文有的被收到《弘明集》裏；二是由寺廟出面召集參會者討論問題。例如東晉沙門竺法汰爲破道恒的心無義，“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昙一難之。引經據典，析駁紛纭”，兩人爭論一天，沒有結果。第二天慧遠設難，批倒道恒，“心無之義，于此而息。”這二種基本模式，二千年來沒有改變，至今仍然沿襲下來。不同的是，在此兩種模式上，今天又衍生出另外叁種模式。按現行的說法，在中國除了政界，教界之外，還有一個獨立學界的存在，所以在過去已有的兩種模式上，應該再加上第叁種，即由學術界出面召開學術會議的模式。此外，在當代市場經濟的體製下，民間有錢的人和單位以及寺院願意出錢資助召開學術會議，所以由某一經濟實體出面資助會議的模式應運而生。另外，一些國外的團體拿錢資助中國的學術活動，召開一些雙向交流的佛教學術國際會議，由是說來，在當代中國一共有五種會議模式。而這五種模式，在20世紀的中國大陸，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裏都得到過體現。

　　二、回眸世紀初

　　在20世紀上半葉，即在民國時期，據筆者所見，佛教學術會議的召開還沒有詳細的統計資料，甚至介紹也談不上。盡管當時佛學的研究和出版是繁榮的，學術爭論的激烈程度也超過了世紀末，但召開像世紀末這樣舉行的有影響的學術會議，恐怕是不多的。如果能夠稱上學術會的，據筆者所見，只有1931年在北京華北居士林舉辦的第一次僧衆佛學觀摩會，這是一次集柏林寺教理研究院、錫蘭留學團、弘慈佛教院、彌勒佛學校四校優秀生，舉行講演作文比賽的大會。這裏的“講演作文”可能就是宣講論文，然後對之進行評判，至于其它的佛教學術會議，筆者寡聞，還未得見。

　　民國時期學術會議少，我想其一，最主要的原因是整個學術活動都是處于分散的狀態，學術界雖然有像支那內學院這樣的居士佛教和佛學研究團體，以及各種佛學院和佛學團體，但這些團體對諸如講經的事業很感興趣味，聘請有名的法師講經的記錄不斷，做學術講演的活動，則不多矣。更談不上學術討論會。其二，在任何時代，學術界畢竟還是屬于窮人的階層，學者是要受得清貧和冷板凳的，如果能夠維持學術研究的事業已屬不錯了。像支那內學院這樣有名氣的佛學團體，也會經常碰到經費不夠的情況，教師和學生的夥食極差，有錢都是用于刻經出版事業了，所以開討論會則一件奢侈、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其叁，就政府來說，佛教在民國時期，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佛學研究也是一些個人的行爲，佛教界的地位是很低的，像當代中國佛教的巨擘太虛大師、曾在政、教、學叁界中有很大的影響，但他連國大代表都沒被選上。佛教在官方眼裏只是一私人的行爲，並且時時受到政府的壓製和限製，政教之間的矛盾有時候也發生曆害沖突，于是才有諸如將寺廟征用辦學的事情不斷發生，佛教界經常到政府請願，或者向全國通電，以求援手支持。所以由政府來舉辦佛教學術會議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四，就佛教界而言，也許舉辦一個比較得體的佛學會議並非不可能，而且並非沒有這個經濟實力。但是由于從事學問研究的僧人是沒有強大有經濟實力，有經濟實力的僧伽也對此不感興趣，而且整個佛教界內部散沙一盤，加上整個社會一直處在內亂外辱的大環境下，學術的活動更不被重視，僧伽不投入也是自然的事情。總而言之，本世紀上半葉沒有召開佛教學術會議的大環境。

　　叁、新時期巨變

　　新中國成立心後，在1978年以前，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佛教正在被“消滅”，研究佛學的人很少，雖然有隸屬于中國佛教協會領導的金陵刻經處和叁時學會這樣的佛教研究團體，但是同樣也沒有召開學術會議的氣氛，僅是編輯一些書籍而已。1964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但這個所當時正處于“文革”的前夕，加之剛剛成立，還沒有展開正常的學術研究工作，所以從整個大環境上看，當時沒有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也就談不上什麼召開佛學學術會議的事情。直到1978年以後，這種局面才得到改觀，黨和政府重新落實和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學術界實現了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方針，佛教的研究成爲社會科學的一個亮點，越來越受到學者的注意。隨著佛教學術活動的蓬勃開展和不斷深入，佛學會議開始舉行，而且越來越多。從1980年9月在西安舉行的“佛教學術討論會”至今，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大陸已經成功地舉辦了全國性的各種佛學會議達72次。現在除了國內召開專題學術會議外，還與其它國家召開了雙邊會議，像中日佛教學術會議同時在中日兩國學術界都有一定影響。佛學會議的召開，既給學者之間提供了一個互相切磋，交流學問的空間時也促進了各地的人才培養，深化了一些專題研究，其效果是顯明的。下面將現20世紀我國召開的一些重要的佛教學術會議做一次簡單的回顧。特別要指出的是，這裏所說的學術會議不包括香港和臺灣地區召開的佛學會議，由于條件和資料的限製，筆者不可能取得這方面的信息，但是在這兩地，同樣也舉行了不少的佛教學術會議，我們只能以後在條件具備時再給予彌補。另外，由于國內的佛學熱的影響，一些地方舉辦的小型或省辦的佛教學術會議未被筆者所知，故肯定會有遺漏之處，同樣希望知道這方面消息的人給予補充，以成全璧。

　　1980年：

　　9月17日，由剛成立的中國宗教學會、中國南亞學會和陝西省社會科學院、西北大學聯合在古都西安召開了建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佛教學術會議。32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26篇。會議成果收入在《中國佛學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82年：

　　10月26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會成立大會在大足召開，50余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10余篇，論文收入《大足石刻通訊》。

　　11月23日至27日，“上座部佛教傳入中國”學術討論會在高原名城昆明召開。20多位研究、教學人員參加了會議。

　　1984年：

　　8月27日至3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京召開“國際佛教藝術專家咨詢會議”，30余人與會。會議期間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還舉辦了“中國佛教藝術圖片”小型展覽會。

　　1985年：

　　4月11日至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河南洛陽龍門文物保管所在洛陽聯合舉辦了“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藝術學術討論會”。近70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近30篇。會議論文以1985年《中原文物》特刊的形式發表。

　　11月9日至10日，日本《中外日報》社會紀念創刊90周年，在日本京都舉行“首屆中日佛教學術會議”，中心議題是“中日兩國佛教的特點和古代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雙方各出5名正式代表。日本學者贊爲“曆史的盛會”。

　　1986年：

　　4月17日至21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會第二次年會在大足舉行，參會者100余人，收到論文33篇。會議論文大多選載在《大足石刻通訊》第二、叁期上。

　　9月3日至10日，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召開了“第一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這是由中國佛教協會與日本佛教大學共同舉辦的。會議的主題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中國方面有藏漢佛教徒學者7人與會。

　　11月3日至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亞研究所和陝西省科學院長安佛教小組共同在西安舉辦了“隋唐佛教學術討論會”，近60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提交論文33篇。會議論文最後收集在《隋唐佛教會議論文集》。(陝西叁秦出版社，1990年)。

　　1987年：

　　10月6日至8日，“第二次中日佛教學術會議”移至北京舉行，會議中心議題是“佛教和中日兩國的文化”，日本和國內北京、上海、江蘇、安徽、陝西和山西的部分佛教研究者出席了會議。已經召開的二次會議論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書名爲《中日佛教研究》。

　　1988年：

　　9月18日至20日，“全國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學術討論會”在江蘇省常熟市召開。這次會議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與東南亞研究所、世界研究所、哲學研究所、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學哲學系、複旦大學哲學系和常熟市佛教協會共同舉辦的。來自全國11省市30個單位的代表53名(其中列席代表8名)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25篇。會議大部分論文收入在《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一書中。

　　10月6日到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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