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人秽德彰闻于时人之记载。另有作奸谋乱者竟挟佛教之威力，并以邪说惑众，相率谋乱。僧尼伪滥盖以此代为极矣。嗜欲之众聚居寺院，既侵夺民居，广占田宅，又托名三宝，经营私利。僧祇粟本为赈济饥民之用，后亦渐为僧人享受。北朝魏齐周各代，佛教虽盛，然因自身的不健全，僧风浊乱，糜费日甚，已危及当时的国计民生。
慧思根据自己对当时佛教的观察，对自北魏以来一直处于兴盛状态的佛教，及其潜藏着的堕落、腐败与追随王权等现象，有了深切的反省与愤慨，对于佛法的命运十分担忧，他预感到“齐祚将倾，佛法暂晦”。后来577年，齐果为周所灭，周武废齐境释道二教。与其说慧思有预知未来的神通，毋宁说他有迥出常人的洞察力，认识到猥滥僧人充斥寺宇、朝廷及地方的各级僧官过于活跃、寺院经济极度膨胀的北齐佛教，已经成为国家内政与经济上的隐忧。当教权危及王权之时，势必引起统治者的顾虑，最终导致帝王的大规模废佛。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帝王对佛教迫害，即所谓“三武一宗”的法难：北魏太武帝之毁佛；北周武帝废佛；唐武宗毁佛(史称会昌法难)；后周世宗毁佛。慧思之世，上距北魏太武帝之毁佛不足百年，又目睹当时北齐佛教之腐败现状，对照佛经中关于三时的记载，有着强烈危机感的慧思不得不接受经典上所说的浇末与五浊恶世的思想，向佛教界宣说末法已经到来的事实。
(二)慧思的个人际遇
1、修禅悟道
三祖南岳尊者慧思，姓李氏，元魏南豫州武津人也。儿童时，梦梵僧劝令入道，于空冡独观《法华经》。年十五(魏庄帝永安二年)辞亲入道，所投之寺非是寂静之处。此因时处北魏之末，寺院多为猥滥僧众所居，寂静之处实为少见。然而慧思藉幼时读《法华经》之力，道心坚固，奉持守素，梵行清慎，恰如莲花处污泥而不染。及受具足戒后，道志弥笃，谢绝人事，专诵《法华经》。《法华经》是一部充满危机意识的大乘妙典。在〈譬喻品〉有三界火宅之喻，警示一切众生处境的危险；〈法师品〉以后的内容，更具有浓厚的危机意识、苦难意识的背景。慧思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实得益于《法华经》的启示。
佛教三学，曰戒、定、慧。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学佛证道，首当受圆满戒法，以为入道之鸿基。而当时的佛教界，僧人多不称戒行。故慧思先受戒作法有亏，乃梦见四十二僧为加羯磨圆满戒法。既寤之后，修道益加精进，得见三生所行道事。慧思又尝梦阿弥陀、弥勒佛与之说法开悟，故造二像并同供养。又梦随从弥勒与诸眷属同会龙华。心自思惟：我于释迦末法受持《法华》，今值慈尊，感伤悲泣，豁然觉悟。自此以后，更加精进。此种记载，昭示出当时北朝之佛教界，义学极不发达，讲经法师难得一见。此一时期，慧思的末法思想已初见端倪。
慧思二十岁时(东魏孝静天平元年)因读《妙胜定经》，叹禅功德，发菩提心，立大誓，为度十方无量众生，求无上道为首楞严，乃遍亲禅德学大乘，常居林野经行修禅。禅师慧文为当时之翘楚，众法清肃，道俗高尚。慧思乃往归依从，受观心之法。坐夏九十日，得悟法华三昧，后往鉴、最等诸大禅师处，述己所证，皆蒙随喜。
2、弘法罹难
慧思禅师自禅观成就之后(慧思禅师曾说自己一生所证，入十信铁轮位)，所未闻经，不疑自解，解行高明。从此名行远闻，四方学徒，钦德往归。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扬引喻，用摄自他。
作为新兴起的大乘禅法的代表者之一的慧思禅师，于弘法之时，既注重佛法的真实修行，又大力阐扬大乘经义，并痛斥当时佛教界的堕落风气，对只知持诵经文的“文字法师”提出强烈的批评。这对北朝佛教界无疑是巨大的震撼。盖北朝魏齐之世，僧众大多只以持诵经文为佛事，既不乐修禅观，又不肯思经义。纵修禅观，亦多属小乘。北朝佛教本盛行小乘禅定，少林寺佛陀禅师一系为当时禅法的主要代表，嵩山遂为当时禅法之重心。佛陀禅师的著名弟子僧稠(480-560)尽得小乘禅要，并受魏、齐两代皇室的供养三十余年，尤其受到北齐文宣帝之尊崇，尝被召至邺都说四念处法。在朝廷的支持之下，其禅法也大为流行。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慧思弘法伊始，就遭到了北地僧众的激烈反对，即所谓“是非由起”，更有甚者，竟有诸恶比丘，数度加害。慧思的弘法之业屡受困厄。稽诸《续高僧传》〈慧思传〉、《佛祖统纪》〈南岳慧思纪〉及《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其要有四：
其一、东魏武定六年(年三十四)，在河南兖州，与众议论。故遭值诸恶比丘，以恶毒药令慧思食。举身烂坏，五脏亦烂，垂死之间而更得活。慧思禅师本欲北渡黄河，遍历诸禅师，中途遭此变故，便知自己决难为北地僧众所容，于是改变主意，决心到南方去苦修禅定、弘扬大乘教法。
其二、齐天保四年(年三十九)，渡淮南，至郢州，为刺史刘怀宝讲摩诃衍义。是时有五恶论师以生金药置饮食中令慧思与三人共食之，其他三人一日即死。慧思挨过七日，气命垂尽之际，一心向十方佛忏悔，念般若波罗蜜。作如是言：不得他心智不应说法。如是念时，生金毒药，即得消除。
其三、齐天保七年(年四十二)，于光州城西观邑寺又讲摩诃衍义。有众恶论师竞来恼乱，咸欲杀害，毁坏般若波罗蜜义。慧思于彼时起大悲心念众恶论师，即发誓造金字《摩诃般若》及诸大乘，现无量身于十方国土讲说是经，令一切众恶论师，咸得信心，住不退转。
其四、齐天保八年(年四十三)，至南定州，为刺史讲摩诃衍。是时，有众恶论师竞起恶心，断诸饮食。经五十日，唯遣弟子乞食济命。于时复发愿：我为是等及一切众生，誓造金字摩诃衍般若波罗蜜一部，当为十方一切众生，讲说般若波罗蜜经。发愿之后，众恶比丘皆悉退散。
慧思在他的一生中，数次遭到同为出家人的迫害，这在僧传的记载中是绝无仅有的。而这种屡濒绝境的体验，也很可能就是激发出其末法意识的主要外缘。齐天保九年(年四十四)当金字《大品般若》及《法华经》于光城县齐光寺造成之后，慧思便自述《誓愿文》一篇，于此文中表达出其强烈的末法意识。
根据慧思自己的记述，这篇誓愿文作成于齐天保九年(558年)，较那连提耶舍译出《大集经月藏分》的年代(齐后主·天统二年，566年)，还早八年，更在北周武帝废佛(北周574年，北齐577年，此从后者推算。)前十九年。在《誓愿文》之末，慧思总结其一生所化，不外此类人：道俗劝讲者；强劝令讲者；学士诈亲者；诸王刹利者。如是四类，皆不可信，大须拣择。故在《誓愿文》结尾处连用四个择字，联系他三十九岁于郢州遇恶论师毒害时所说“不得他心智不应说法”的话，益可以说明慧思对末世众生根劣难度有深切的体认。慧思临将终时，为绍隆佛种而作最后的努力。其一、大集门学，连日说法，苦切呵责，闻者寒心；其二，慧思向众人宣布：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华、般舟念佛三昧、方等忏悔、常坐苦行者，随有所须，皆由其供给。慧思禅师门人虽众，却皆畏惧苦行，竟无一人应答。这对于以护持正法自任的慧思来说，是如何的痛心与无奈！
纵观慧思一生的经历，入道修禅，外缘难具，备尝艰辛，方禅观有成；弘法度生，恶缘重阻，身陷绝境，其数不一。反观自身经历，结合经典所说，慧思亦不能不认为当世的情形，确是末法的征象。因此他在《誓愿文》中所云：“ (释迦佛)正法像法，皆已过去，遗法住世，末法之中，是时世恶，五浊竞兴，人命短促，不满百年，行十恶业，共相杀害。”这完全是其个人遭遇的直接反映。
三、慧思之后末法思想的普及
北齐后主天统二年(566年)，那连提黎耶舍就在北齐译出了《大方等大集经》〈月藏分〉。此经可谓集正法、像法与法灭尽说之大成者，经中的〈月藏分〉详述有关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的世相，与劫尽末法世的情形，此经〈月藏分〉所云之五种五百年说乃解脱坚固、禅定坚固、读诵多闻坚固、多造塔坚固、斗诤言颂白法隐没损减坚固。而这两种说法都曾为后来持末法观的僧人所经常引用。此外，〈法灭尽品〉(卷五十六第二十品)内还有正法五百年、像法千年之说。
北周武帝之废佛(北周为574年，北齐为577年)，使佛教再次面临了法灭的表相。凡有智识的僧众，联系《大集月藏经》之说，无不切身感到了末法的降临。因此，慧思在世之时，末法思想在当时的佛教界尚不甚流行。随着北周武帝的灭佛，便有更多的高僧，产生了强烈的末法意识。他们各以自己认为有效的方式来挽救式微的佛法。
(一)、刻造石经
曾亲身经历了北周武帝灭佛惨剧的灵裕法师，为了防备以后因王权的灭法之举而导致经像毁灭，特地在五八九年(隋开皇九年)于河南宝山开一石窟，其中塑有卢舍那佛、弥陀佛、弥勒佛等，又刻了其他七佛。三十五佛等，窟壁内外皆刻上了《法华经》《胜鬘经》《涅槃经》等的经文，这些经文中并包含了《大集月藏经》的〈法灭尽品〉，其用意显而易见。
此外，六○五年到六三九年间，约三十年的时间，静宛法师在河北省北部的房山(石经山)石窟刻石经，其动机亦是为了防止法灭，与灵裕相同。其所刻之石经上亦云：“正法像法凡千五百余岁，贞观二年(六二八年)入末法七十五载，未来佛教废毁时，可出此石经流通于世。”
(二)、建立新教门
三阶教、净土宗和南山律宗的佛学以及信仰形态虽各具特色，但皆以处于末法浊世、正法隐没的时代为其立教的基点，宣说唯有自己的教法才是时机相应的佛教，才能够令佛法久住。
信行禅师(540-594年)所倡创的三阶教，为中国佛教中极为特异的一派信仰，是始于末法观而衍生出的教义。他将佛教按“时、处、人”分成第一阶正法时期(佛灭后五百年)…
《慧思末法思想之研究(宋道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