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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圆仁法师的足迹(下)——阿南史代女士访谈

  寻访圆仁法师的足迹(下)——阿南史代女士访谈

  作者:桑吉扎西

     圆仁——中国的玄奘

  我想日本的僧人都十分崇敬玄奘法师、鉴真和尚,也都受过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和鉴真和尚东渡弘法精神的感召。可以说,日本的圆仁与中国的玄奘、鉴真一样伟大。虽然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舍身求法的精神。至于说到他们对中日佛教文化的影响,毕竟玄奘大师、鉴真和尚的名气太大了。比如玄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韩国,由于有了小说《西游记》的广泛流传,日本、韩国甚至越南的孩子都知道《西游记》的主人公唐僧,也就是大唐三藏玄奘法师。相比之下,在日本传统文化观念中,佛教徒还是习惯上把圆仁的老师最澄放在第一位,把圆仁放在他老师最澄的后面。

  在日本,圆仁虽说不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在佛教界,特别是在天台宗,圆仁有一个伟大的称号,他被天皇赐封为“慈觉大师”,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重要历史人物。日本佛教界几乎无人不晓他巡礼大唐名寺古刹的种种事迹,以及他对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产生的深远影响。

  圆仁的时代,唐朝已是整个东方佛教文化的中心,也是日本和韩国僧人们向往的文化大国。那时候,去唐朝的长安学修佛法就够了,并不需要去更遥远的印度,所以许多日本僧人渴望来中国学习。比如,圆仁的老师最澄来到唐朝的天台山,随天台宗九祖湛然门徒道邃、行满学修天台教义。但他在唐朝只有6个月,时间太短了,因此许多天台教义的疑难问题尚未能及时咨问。那么,圆仁当初来大唐求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要弄明白老师最澄还没有理解的天台教义,请求唐朝高僧给予解答。此外,在当时日本佛教界,一个僧人若想成为有影响的高僧,似乎须到中国深造后才会被承认,所以去唐朝留学也就成了一种风气。

  公元838年6月13日,圆仁随同日本的两艘使船从博多湾出发,乘风西行,航行半个多月,原想前往中国的扬州。胜利在望的时候,没想到船只在山东陷入海边的泥潭当中,幸亏得到当地渔民的帮助,才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叫东梁丰的村子。这个时候已经是7月2日了。

  我在圩岸村找到了一条小水渠,猜想圆仁当年很可能就是顺着它驶入内陆的。当我寻访这段路途时,我惊奇地发现当地人非常熟悉这位日本使者的故事,并且还在城外重修了天台宗的国清寺。

  圆仁随日本使团于7月25日抵达扬州,并在这里停留了7个月。这段时间他是在著名的开元寺度过的。839年1月19日,圆仁向当地官员提出到天台山求法的请求,但因为他当时已是日本身份比较高的“请益僧”,所以唐朝没有同意发给他去天台山国清寺学修的签证。他只好把自己有关天台义理的疑难问题写成书面文字,委托其他日本留学僧带给天台山的高僧大德们请求解答,然后怀着非常无奈的心情准备回国。大约在3月29日,圆仁从扬州出发,通过运河,沿着山东海岸线,从今天的海州湾向乳山港湾驶去。

  4月25日,日本船队抵达乳山港口。圆仁法师到达这里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雨,乳山和码头笼罩在一片雨雾之中。当我站在这里,望着停泊在乳山港的船只并向远处眺望时,大雨滂沱,浓雾弥漫,与圆仁法师当年看到的情景几乎一样。不过圆仁要去的是更北的石岛湾一个叫赤山的地方。在那里,圆仁法师住在由新罗人出资修建的法华寺里,在这里生活了8个月。新罗僧人经常讲起从这里去五台山朝圣的经历,圆仁发现从这里去五台山比去天台山更近,于是决定不随日本使团的船只回国,而要改去五台山巡礼朝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圆仁在中国停留是非法的,所以他必须尽快申请到唐朝颁发的证件,以证明他和他的两个弟子在中国留学的合法性。840年2月27日,圆仁和他的弟子去了登州,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蓬莱。当我追寻到这个地方,驱车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牟平出口的标志时,不禁激动起来。对我而言,圆仁日记中记载的地方比起地图上的名字,意义更为重大。

  蓬莱阁是黄海和渤海的分界点,这个地方也是容易让人产生遐想的地方。那里有重新修建的唐朝时期的龙王庙,我坐在龙王庙院子里的千年古槐树下,听着知了在轻声哀泣,就仿佛是来自久远的过去的声音。不知圆仁当年是否看到了闻名遐迩的海市蜃楼呢?不知他是否听说过八仙过海?可惜他的日记里对这些事情毫无提及。

  圆仁日记里记述了3月3日拜见登州长官的生动故事。比如,他向登州长官申请去五台山巡礼的通行证时,长官对他非常友好,邀请他们在上厅喝茶。临别时,长官还赠他米面油醋柴,一头毛驴,以及一张临时公文,而正式的通行证须由当时的青州节度使发放。

  在登州住了十天以后,3月12日,圆仁与弟子去了青州。圆仁在日记里说:“行三十里,到青州府龙兴寺宿,寺家具录来由报州。”唐朝鼎盛时期,龙兴寺里曾有6000多名僧人。寺院里还有不少公元5—6世纪北魏、北齐时期的佛像。当圆仁到达时,他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五年之后这些庄严美丽的佛像会被毁坏,僧侣被迫还俗,寺院、经书被毁灭。

  圆仁刚好遇到了唐武宗灭佛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换句话说,圆仁虽然没能去天台山学修天台教法,但反而成全了他游历五台山、长安、洛阳等更多的地方,从而有机会与许多不同教派的大德高僧请教佛法疑难问题,他才有可能日后成为比睿山的一代宗师。

  说到国清寺,我想作些解释。唐朝的时候,叫国清寺的寺院有几个。比如圆仁法师一行初抵中土时,就暂住在如东的国清寺,而不是今天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天台山国清寺我也曾去拜访过。为什么呢?当然这与日本天台宗、圆仁和他的老师最澄都有密切的关系。唐贞观二十年,也就是公元804年,最澄来国清寺求法取经,第二年三月取得《天台法华章疏》128部,345卷 ,回国后创立了日本佛教天台宗,因而比睿山一向尊国清寺为“祖庭”。

  国清寺寺名的来历也很有意思,这个寺院创建于隋开皇十八年(598),是隋炀帝禀承智者大师遗愿而兴建的。最初的寺名叫天台寺,隋大业元年(605)遵照智者大师“寺若成,国即清,当呼国清寺”之遗言而赐额“国清寺”的。

  在国清寺,我看到圆仁法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特别激动,也倍感亲切!今天的国清寺与日本天台宗仍保持着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彼此往来频繁,可以说延续了1200年前道邃、行满、最澄,圆仁等先德缔造的法缘和友谊。

  天台山寺院的环境非常优美,气氛幽雅,说法台犹在,珍贵的文物古籍也不少。行走在幽静的石头路上,你会感到身心愉悦、轻盈自由。或许这个时候,才能真正体味一个“行者”的心境。

  我们刚才谈到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游记》,但这两个游记都是后来口述的追忆文字,而不是当日事件的记录,所以尽管有极其珍贵的价值,但我想还是难免有遗忘或误记的地方。但是圆仁的日记却不一样,都是当天的记录,一天里不同时段的大小事件、人物、心情等都有记述,可以说非常真实,至少当天记忆错误的东西不会很多。因此,圆仁日记有非常高的历史学术价值。他除了记述佛门的事情外,还记录了许多历史、民俗甚至生活史方面的事情。比如,他最早记录唐朝寺院里过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情形,如说:“十五日,寺家设饽饨饼食,作八月十五之节。”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动具体的唐朝寺院生活画面,是一般僧人笔下难以见到的。从这个角度看,将圆仁法师视为日本的玄奘也不为过,可以说这是对圆仁法师在中国巡礼求法的一个公允评价。

  青州佛教造像的意义

  圆仁在山东青州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个地方对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圆仁在这里首先拜见了青州节度使,并且得到了盼望已久的通行证。最富有人情味、让我感动的还是节度使赐给圆仁3匹布、6斤茶。对于圆仁来说,这一天来之不易。的确,他在中国等待了1年零9个月后,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居留身份。有了出行证件,尤其作为朝圣的香客,这意味着他不论在什么时候,需要食物和休息时都会得到热情的接待,而且可以通过所有关卡,去五台山以及长安巡礼求法了。

  我去过青州两次,一次是为了踏寻圆仁的足迹,另一次是为了观瞻青州出土的佛教石刻造像艺术,这两次当然都与圆仁的巡礼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来,山东地区的佛教发展很快,尤其是北魏以后,这个地区的佛教十分兴盛。北魏时期的佛教石刻就很发达,圆仁在青州时就曾看到这些寺院里造像艺术的辉煌与庄严。

  唐朝时期,北魏石刻艺术仍非常流行,青州博物馆馆长告诉我已发现几千尊北魏时期的佛教造像作品。为什么青州的石刻佛像都被埋藏在地下呢?我想,那是北魏灭佛所致,僧人们为了保护佛像,就把它们埋藏于地下。后来隋朝时也有过一次灭佛,估计佛像也被埋藏在地下。有的佛像埋藏得整齐有序,而有的却很混乱,据此情形推测,掩埋时应当非常仓促草率。佛像的鼻、颈、手、臂有许多是残缺的,有的经过修复。从这些出土的佛像,我们不但能够看到当年青州地区佛教的发达与普及,同时也能看到佛教的兴衰变迁与当时统治阶层的崇信与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你问我对青州佛教艺术有什么感受?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你不了解青州佛教艺术的特点,就不能完全了解日本那个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青州佛教造像对日本佛教艺术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青州佛教石刻造像我看了许多次,在北京展览时我又看了两次。后来去日本展览时,我也参与了整个过程,因而有机会多次观看,或向专家学者们讨教青州佛教艺术的有关问题。可以说,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和思考,不断加深了我对青州佛教石刻与日本佛教艺术的认识。

  一般从事佛教艺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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