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回顾千载 展望未来
王志远
首先让我对净慧法师表示感谢,给了我这次机会,能够和大家亲近,能来到这个地方做一次演讲。我今天站在这儿是非常激动的,因为7年前来的时候,这儿只有一个大殿,后面这些房子都没有。我记得法师当时指着后边说:将来这儿会有什么样的殿堂、那儿会有什么样的殿堂。我们都认为那只是一句话,像一阵风吹过去了。但是这阵风吹过以后,涌现了这么多的楼阁,好不辛苦,好不容易,我非常感慨,十分敬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法师的这一片慈悲苦心,他费了10年的心血给了我们今天能在这儿讲课和听讲的机会,我想再一次对法师表示感谢。
其次,我要感谢在座的诸位。中国有13亿人口,能够发心、能够有机会来听闻佛法的还不是很多。我觉得在座诸位是有福报的,这个福报要感谢谁呢
要感谢我们的佛陀,感谢我们的法师,其次就是要感谢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作为老师,诸位能够坐在这里听我讲课,我也要对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为什么要纪念“二千年”
我今天讲的是即将发表在《法音》、《佛教文化》杂志上的社论内容。社论中包含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思想,也包含了净慧法师、吴立民先生以及其他人的一些思想,只是由我来执笔。
首先,为什么要纪念二千年
我经常想,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认真对待历史的好传统。作为一个绵延不绝的民族,有文字明确记载的历史,世界上只有中国,只有中华民族,而且中国把这个历史传统和佛教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教发源于印度,但13世纪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在印度的土地上很久很久见不到佛教的踪迹了。在中国大地上。佛教不仅生了根,并且得到了非常壮大的发展,非常辉煌的创造。也就是说,佛教起源于印度,发展于中国。
前几天在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赵朴初会长、净慧法师做了很重要的发言,在发言中都回顾了我们中国佛教的历史,同时强调了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我最近发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佛教,误认为佛教是在印度,甚至现在印度还有佛教,很兴盛,还一直像唐玄奘去印度时候的样子。我们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都这么想。而这样的事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许多人对历史缺乏深刻的认识。中国佛教虽然继承了印度佛教,但是它有别于印度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是世界上唯一的从两千年前到现在延续不断,而且是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佛教。今天开宗明义讲这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将来能够向更多的人传播这个最起码的历史知识。
为什么要认识历史
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理智的民族,他的理智起源于什么地方呢
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历史的重视。相比之下印度人的历史并不明确。印度过去有一些经典,但是印度没有像中国这样系统的历史记载和史书传布,所以他的古代历史是很模糊的,年代也很模糊。他在我们汉代以前的历史划分,在相当程度上要通过中国翻译的佛教经典,反过头来印证印度的历史。中国这样重视历史,就使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
我们大家知道最近有一种与正法唱对台戏的邪教,就是所谓的“*轮功”。“*轮功”里面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李洪志这个人,他歪曲了历史。然而一些人却迷信李洪志,假如这些人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就不至于相信这些邪门歪道。所以不管是从正的方面还是从反的方面,我们都有必要强调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当然,佛教的思想并不是李洪志这样的一、两个人所能歪曲的,因为佛教从释迦牟尼创教以后,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中国以后的两千年,它融注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国人学习了佛法、皈依了佛教以后,自己的智慧得到了开发,而且把佛教进一步地发展了。这是我们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地方。这样多的人,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创造的这样一个思想体系,绝不是某几个人耍一点小花招就能够破坏掉的。对历史有一个清晰地把握,我们就会知道佛教的伟大和悠久,就会知道某一些人的胡言乱语根本不值得一听。
“二千年”的起点
不久前,在一次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上,大家就中国佛教千年的问题进行了反复地讨论,最后达成一个共识:依据中国正史的明确记载,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到今年正好两千年。当时大月氏使臣伊存来到中国,向中国的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这件事在史书上虽然只是寥寥地一笔,却十分清晰地记叙了两千年前在中国的首都长安发生的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幕。
赵朴老在新闻发布会上,十分明确地指出:在西汉末年“伊存授经”之后,佛教在中国.的上层社会得到了传播。他特别提到了东汉初年汉明帝的弟弟楚王英,他就信佛。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英向汉明帝奉绢帛时表示: 我如果有过错的话,希望能够得到赦免。于是汉明帝正式下诏,诏书在中国历史上有明确地记载,写道:像你这样肯奉佛的人,有什么罪过呢,你奉上来的东西,我重新还给你,希望你把它们用作对佛教的供养。这是皇帝下的诏书里明确提到给佛教做供养的第一次记载,我们这次就有很多人发心,来做生活禅夏令营的供养,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事在将近两千年前就由皇帝下诏书做过。
这件事发生在“伊存授经”之后67年,当时在国家上层,从皇帝到他的弟弟,都已经对佛教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知道对桑门(沙门)做供养。但是历史记载中没有留下更多的史料,对于当时那个地方佛教发展的情况无法获得详细的了解。赵朴初会长曾经写过一首诗:“四海颂一马,千秋护两坟。若教梼杌在,应记楚桑门,”第一句说四海之内大家都在歌颂一匹为我们驮来经典的白马,第二句是指迦叶摩腾、竺法兰这两位高僧,他们的坟墓在洛阳,千秋万代得到中国人的守护。第三句中“梼杌”就是过去楚国的代称。大家知道我们很早的一部史书叫《春秋》,“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楚国的历史书就叫做“梼杌”。如果楚国的历史书还在的话,那一定会记载着楚国桑门,即楚国沙门、和尚活动的情况。
从“伊存授经”到“楚王奉佛”,再到世传的明帝“永平求法”,这样一个传和求的关系,恰好构成了中国佛教初传时期的第一轮重要往来。这种传和求的关系不仅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而且发生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比如中国和朝鲜,整个朝鲜半岛上的佛教都是由中国僧人来传,他们来求。再进一步地向东,发展到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在佛教的传播历史上,这种传和求的关系是一种非常和平、非常理智、非常友好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深厚友情。亚洲国家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不仅没有流过一滴血,而且使各国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和其他宗教的传播有很大差别。我们在回顾佛教传播的历史传统时,应当思索怎么样把这种友好、理智的传播方式借鉴于今天,使佛教得到更广的、重新的传布。
历史分期的意义
关于中国佛教历史阶段的划分,在学术界、宗教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0多年以前,我与一位老师闲谈时有过这样一个感受,就是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
换句话说,学术界、佛教界有很多人“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他们的工作有什么意义
我们过去不太清楚,现在也不太清楚,只是约定俗成地认为知识分子很重要,但是为什么知识分子重要
我有一个体会,就是每一个人,当你在这个世界上出生的时候,不管你前世如何、后世如何,你的全部的思想是一句一句、一段一段、一天一天从别人那里慢慢地输入到你的头脑里,就好像电脑一样不断地被加入内存。那么,知识分子就是给你设计软件的。每一个人真正要启发智慧,产生自己的一个想法很不容易。大家仔细想想,假如每天100个念头,有99个跟别人没什么区别,都是在自己以前得到的东西里面转,而且是否正确也值得怀疑。知识分子不断地制造软件,这里面有善法,也有恶法,也可能造了一个错误的东西装到别人的脑子里去了。所以对历史的分期,看起来是几个知识分子的学术行为,似乎和大家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因为任何一个分期,都有一个最起码的主观倾向:分期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让我来做历史分期,我就希望能够由此对佛教有一个正确地认识,不是消极而是积极地面向历史、面向未来。因为我认为佛教过去是有生命力的,她现在仍然有生命力,未来的生命力应该更旺盛—这当然是我主观的想法,我需要从对历史的认识中看看有没有道理。但是也有些人对历史的分期,从出发点就与我们不同,认为佛教是迷信,希望看到宗教马上就消亡,那么他们也要从历史上找到依据,证明佛教走到今天已经是穷途末路,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分期。他们设计了这样一个软件:佛教传入中国有一个发展周期呈一个倒锅形,把唐朝佛教置于锅底最高点,叫做“高峰期”,然后就一直走下坡路。按照这个理论,唐朝以后到今天一千多年,这下坡路也差不多该走到头了。特别是近百年来,民生凋敝,民族受到欺辱,佛教和我们的国家一样受了很大的磨难,在这个时候说佛教不行了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不管这些学者是有意或无意的,客观上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效果、对此种观点我们认为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今天要讲另外一种分期方式。
我认为人类的历史是阶段性地向上发展的,宗教不会离开人类社会,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表现方式。那么佛教也是如此,只要能适应时代的转变并保持自身的根本,中国佛教就必然会踏上更高的阶段。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破棉袄”论。宗教就像一个善良的人,经过漫长的冬天,身上的棉袄难免变得破旧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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