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现在自己的情感上与以前是不同的,自己的情感更美了、更细了,自己的智慧更优化了、更敏感了,心胸更广大了,对因果的透视更准确了,对外面事物的判断也准确了,做事的成功率更高了。启用并不是一句空话,它是根据各人依据的现实启用,在任何环境、工作管理之中,应该比别人干得更好、更妙,这才叫启用。
现在有很多企业的老板由于行为不正,导致了个人诚信的失败和企业的倒闭。通过八正道的修行,可以使我们不犯错误,而且还会带来最大的力量与智慧。有了这个“正”,我们的“位”就会越坐越稳。现在很多人很散漫,别看他外表英俊,一跟他交流就发现他什么都不懂,这就是精、气、神不够,人的神气很重要,我们熟知的邓小平外表虽很矮小,形象也一般,但他的精、气、神则是非同一般。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不能作主,原因就是自己的思想、精神、念头不能作主。
孔夫子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道命就没有当君子的资格,所以每个人对命的把握很重要,儒家讲要把散漫、难以归拢的命收敛起来。佛教讲命也是因果,符合业力不灭、业感缘起的道理,离开了业力不灭,就没有轮回、转世,就没有因果报应。正确对待自己的业,对命运的把握才会有主动权,如果按照生活禅的宗旨走下去,相信每个人的命运都会好的,因为觉悟了人生,就知道哪些路可以走,哪些不能走;奉献人生,就会广结善缘,广修功德,可以把狭小的我变成一个宽广的我。大丈夫的气概不是把山河大地转化成我,而是把我转化成山河大地。
所以,在启用上,应从奉献的角度,而不是索取的角度,去面对社会与人生,那么我们的命运一定是能够健康、顺畅地得到发展。中国佛教多年来把这方面的能力基本让给了儒家与道家,自己仅固守在寺庙里。当今社会在大发展,众生平等,宗教也应平等,佛教徒虽然不干涉国家大政,但从奉献人生、造福社会的角度,去干些慈善、生态环保、科学研究等等工作,是应大力倡导的行为。
明志、炼性、开眼、启用这四点不是知识与学问,而完全是佛教对人生性命的一种修行,是改造个人心灵深处的一种功夫。如果把这个功夫用上手了,其它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看书速度与理解力会大不一样,不能干的事也能干了,学其它的学问也会感到很轻松,它直接提升了我们精神内在的能量。明志、炼性、开眼、启用是一整套转变人生的过程,如果我们自觉地从这四方面入手,前两点是因,后两点是果,我们对生活禅也就有了真正的下手之处,而不会把生活禅落在口头上,或者在参加夏令营时有些感受,而一回到家就把这一切给忘掉了。如果我们实实在在知道自己要立志,每天警示自己的志是什么、怎样炼性、开眼上如何办、启用上如何用?我们就会走入生活禅,走入禅的生活。
中国佛教特别讲究自省的功夫,在自己内心上下功夫居多,而主动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功能,一千多年来是基本放弃的。佛教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在宋朝,宋朝有十多位皇帝比较开明,对文化、宗教的政策是最宽松的,因此使文化处处走在世界的前列,使禅宗整个融入了社会,给社会带来了非常健康、向上、光明的影响。尽管宋朝的国防经常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欺负,但是宋朝的科学、经济的繁荣是世界一流的,文化的繁荣远远超过了汉代和唐代,也超过后来的明代和清代。那个时代的寺庙、出家人数都超过唐朝,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也是最好的,有一大批高僧与政府、社会形成了水乳交融的状态。我举一个事例,高丽国派了一位使臣到开封,由于他对《孙子兵法》有几处不明白,就向宋仁宗皇帝提了个问题,皇帝不明白,就问那些大臣,大臣们也弄不清楚,皇帝便下圣旨让当时的第一才子欧阳修来回答,欧阳修也解答不出。正好乐山有位老和尚的侍者来给欧阳修送信,侍者看了圣旨后说老和尚能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欧阳修就乘上快轿去请教老和尚,老和尚笑了笑说:“兵者,机密是也,《孙子兵法》上的东西是国家级的机密,怎么可以随便告诉别人呢?”欧阳修一听如获至宝,赶紧写了封奏子呈给了皇帝,皇帝一看就理直气壮地训斥了高丽使臣说:“你们想谋反吗?这样的问题居然敢来问我。”高丽使臣一听马上道歉说不应问这样的问题。在宋代,像士大夫和出家老和尚之间这样的趣事是很多的,表现了中国佛教当时的现代化、生活化和社会融于一体的状况。在《禅林宝训》里,基本上是谈生活禅的,有很多案例,因时间关系就不谈了。
课堂提问
问:生活禅的理念是很好的,但具体坐禅、禅修是不是纯操作性、技术性的问题?
答:可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参禅、坐禅是因,不是果,对一个不了解佛法、禅宗的人,最初是需要这样的过程与资粮。禅的本意有静虑、思维修和定这三个层次的作用。我们一般人的精神、思想都处在一个忙乱之中,通过打坐,使我们的思想达到清澈,使我们的思想程序进行调整,使思维达到优化。打坐时有技术性的要求,有坐禅的规矩、姿态,根据个人的状态,姿态有一定的宽松度,从身的调理达到心的调理。只有把自己优化了,力量强大起来了,才能去更好地奉献。
问:禅宗非常讲究师承,我们在家人修禅没有这方面的条件,请问该如何修行?
答:能找师父最好还是找师父,如果实在没有师父,就应按照佛教的经典来好好地修,这个是必须的。
问:佛陀在灭度时曾对阿难讲:"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当以戒为师",佛法三学也是以戒为基础。我认为要想得到禅定,是应在严格的戒律基础上,而我们这些营员大部分是凡夫俗子,既不能像八地菩萨倒驾慈航,也不能像济公活佛那样"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我们的生活与戒律的要求有很多的矛盾。请冯老居士在这方面给我们作一开示。
答:作为居士是没有资格去听戒律的,这在戒律中有明文规定,有关戒律的文本我从来不敢去翻读,这也是我恪守在家人的本分。我也不敢进禅堂,因为戒律是神圣的,禅堂是神圣的。我们居士确实要把自己的身份、分寸把握好,但是六祖在《坛经》里讲:“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这是因为修行的根本在心,戒律的根本也在心,心为万行之根本。如果我们把心管好了,把念头摆正了,我想戒、定、慧全在其中,关键在于怎样把握这一念,怎样在这一念上把它看穿、看透。如果我们真正在这一念上把握住了,能够当家作主,那你刚才的问题还存在吗?
问:家里人不喜欢我打坐,认为是形式主义,该怎么办?
答:我也遇到过这个麻烦,以前未安家时,打坐没有人管,安家后,老婆对打坐就不高兴了。实际上这很好解决,打坐不是形式主义,打坐是勤修戒定慧必修的入门门径之一,特别是初入佛门的人必须要通过一段时间的专修,这个专修必须在打坐上完成。如果与家人有些矛盾,就要善于化解,运用智慧与善巧方便去打消顾虑,这需要你自己先把各方面该做的事情处理好。
问:怎样理解佛教的慈悲和儒家的仁、基督教的博爱这几方面的区别?
答:对基督教我没有研究,也就没有发言权。从五乘共教的角度上来看,可以说佛家的慈悲和儒家的仁是能划等号的。从三乘共教和大乘不共教的角度来看,佛家的慈与儒家的仁是不一样的,儒家的仁是人本主义,佛家的慈悲是宇宙主义,佛教不仅仅是看在人的阶层上,而且是对六道大千世界的一切众生都是慈悲的,何况佛教是无缘慈、同体悲,是不讲内外、因果的,是无条件的。佛教认为身体的各个部分无不可以布施给众生,这在儒家学说里是谈不上的。当然,儒家的仁也有着非常崇高的意义,我自己也是从儒家入门,然后进入佛教的。
《十届:再谈“生活禅”(冯学成)》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