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　　六、恻币言孝

　　宋代契嵩的《孝论》完成了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系统化。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系统化完成于宋代以后，三教融合，佛教的中国化具体地表现为佛教伦理的儒学化、世俗化，世俗生活成为佛教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经常以布道弘法劝诫世俗，扶世助化。这种系统化的完成，以宋代禅僧、“明教大师”契嵩的《孝论》为标志。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三教论争、佛法向中土传统的牵附还带有强辩色彩，如果说唐初法琳的护法更多在“大孝不匮”上做文章，如果说宗密神清等在孝亲观上是既护法又布化，那么契嵩的《孝论》则完全失去了声辩的锋芒和护法的风采，他完全以一个受熏于儒学的禅僧的眼光去助佛言孝，劝世行孝，助世行孝了。

　　契嵩的《孝论》共十二章，见其《镡津文集》的卷三《辅教篇》，第一章《明孝章》认为：“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发挥了《梵网经》的“孝名为戒”的思想。第二章《孝本章》阐明父母是天下三本之一：”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师也者，教诰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第三章《原孝章》明确提出”天地与孝同理也，鬼神与孝同灵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观点。第四章《评孝章》讲孝心远大：“孝子慎终追远之心也，……是不为远孰为远乎？是不为大而孰为大乎？”第五章《必孝章》讲孝为众善之端，“圣人三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第六章《广孝章》言：“天下以儒为孝，而不以佛为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见儒而未见佛也。佛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这里，阐述以佛教行孝，既能“广之”，又能”神之”，也就是既能强化信仰又能扩大孝行范围，这样的孝才是至孝大孝。第七章《戒孝章》讲修福持戒离不开孝。第八章《孝出章》言：“孝出于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广之，则为善不大，而为孝小也。”第十一章《孝行章》以慧能、道丕等不遗其亲，不忘其本的例子，说明敬养父母的孝行是全孝至孝。第十二章《终孝章》阐述佛门也应以自己的方式在父母死后实行“三年心丧，临丧宜哀”，教诫佛徒不忘世情，慎终追远。

　　契嵩的结论在《孝论》的开篇处已表明，见契嵩《镡津文集辅教篇》下，(《大正藏》卷5)：“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

　　契嵩之后，在”三教一理”的风潮中，佛教孝亲观更得以宣扬传播。南宋高僧虚堂和尚智愚认为：”天地之大，以孝之本”，“以孝为本，则感天地动鬼神”(《虚堂和尚语录》，见《大正藏》卷47。)明代禅僧永觉元贤在论孝时说道：“甚矣，孝之为义大也。身非孝弗修，人非孝弗治，天地非孝弗格，鬼神非孝弗通；即无上至真等正觉，非孝亦无由致，是知世出世间之福田，实无有逾于孝者。……”(《永觉元贤禅师广录》卷一三《释门真孝录序》，见《续正藏》第一辑第二编，第30套、第二册。)奉行孝道，成为立身行道、修心治世、在家出家的通则，明代四大师之一的智旭大师则进一步说“儒以孝为百行之首，佛以孝为至道之宗。盖报恩心出于万不可解之情。……是情也，谓为世法，实是菩提之基”，(《灵峰宗论》卷七之一《题至孝春传》)“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灵峰宗论》卷四之二)

　　明代古德莲池大师言：“人子于父母，服劳奉养，以安之，孝也；立身行道以显之，大孝也；以念佛法门，俾得生净土，大孝之大孝也。”因将孝道分为世间及出世间两种：“世间之孝，一者承欢侍彩，而甘旨以养其亲，二者登科入仕，而禄以荣其亲，三者修德励行，而成圣成贤，以显其亲，是则世间之所谓孝也。出世间之孝，则劝其亲，斋戒奉道，一心念佛求愿往生，永别四生，长辞六道，莲胎托质，亲觐弥陀，得不退转，人子报亲，于是为大。”

　　近代印光大师言孝云：”惟我释子，以成道利生为最上报恩主事。且不仅报答多生之父母，并当报答无量劫来四生六道中一切父母。不仅于父母生前而当孝敬，且当度脱父母之灵识，使其永出苦轮，常住正觉。故曰释氏之孝，晦而难明者也。虽然，儒之孝以奉养父母为先者也。若释氏辞亲出家，岂竟不顾父母之养乎。夫佛制，出家必稟父母。若有兄弟子侄可托，乃得稟请于亲，亲允方可出家，否则不许剃落。其有出家之后，兄弟或故，亲无倚托，亦得减其衣食之资，以奉二亲。

　　故经云，供养父母功德，与供养一生补处菩萨功德等。亲在，则善巧劝谕，令其持斋念佛求生西方。亲殁，则以己读诵修持功德，常时至诚为亲回向。令其永出五浊，长辞六趣。忍证无生，地登不退。尽来际以度脱众生，令自他以共成觉道。如是乃为不与世共之大孝也。

　　推极而论，举凡六度万行，无非孝道扩充。故梵网戒经，一一皆言应生慈悲心，孝顺心。又云，若佛子以慈悲心，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是杀我父母。因兹凡所修持，皆悉普为法界众生而回向之。则其虑尽未来际，其孝遍诸有情。若以世孝互相校量，则在迹不无欠缺，约本大有余裕矣。惜乎不见此理者，不谓之为妄诞，便谓之为渺茫。岂知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佛眼圆见，若视诸掌也。”

　　七、“孟兰盆会”等佛事无不彰显了孝道思想

　　举行经忏佛事进行超度有许多功德和感应，这在许多经典中都有记载，在《地藏经》中，讲述地藏菩萨在过去生中曾为孝女光目女和婆罗门女，他为救度已堕恶道的母亲，而做种种的功德，恭敬供养，以诚孝的力量，救拔母亲离地狱苦。因此，除了过世的父母，我们亦可在法会中，为过去生累劫有缘的怨亲眷属超度，这也是一种孝亲的表现。

　　根据《佛说孟兰盆经》中记载，目犍连为救度堕于饿鬼道的母亲求助于佛陀，佛陀开示他要在七月十五日僧众结夏安居“佛欢喜日”当天，布施、供养僧众。而此功德可以使得在地狱道的母亲得以度脱恶道，更可救济其它地狱道众生。

　　关于孟兰盆会的缘起，据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盂兰盆经》记载：

　　“大目犍连始得六通，欲度父母，报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观视世间，见其亡母生饿鬼中，不见饮食，皮骨连立，目连悲哀，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便以左手障钵，右手抟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悲号涕泣，驰还白佛，具陈如此。佛言：汝母罪根深结，非汝一人力所奈何。汝虽孝顺，声动天地天神地祗，邪魔外道，道士、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吾今当说救济之法，令一切难皆离忧苦。佛告目连：十方众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时，·当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厄难中者，具饭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锭烛，床敷卧具，尽世甘美以着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当此之日，一切圣众，或在山间禅定，或得四道果，或在树下经行，或六通自在，教化声闻缘觉，或十地菩萨大人权现比丘，在大众中，皆同一心，受钵和罗饭，具清净戒。圣众之道，其德汪洋，其有供养此等自恣僧者，现世父母六亲眷属得出三途之苦，应时解脱，衣食自然。若父母现在者，福乐百年；若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入天华光，时佛敕十方众僧，皆先为施主家咒愿，愿七世父母行禅定意，然后受食。初受食时，先安佛前塔寺中，佛前众僧咒愿竟，便自受食。时目连比丘及大菩萨众皆大欢喜，目连悲啼泣声释然除灭，时目连母，即于是日，得脱一劫饿鬼之苦，”

　　“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应念念常忆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为作盂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

　　大意是，佛陀住舍卫国祗园精舍时，他的“十大弟子”中“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尊者，以道眼见其亡母生饿鬼道中，因没有吃的而瘦得皮包骨。目连为报母亲哺育之恩，心中难受极了。他便以钵盛饭给母亲送去。可是，母亲左手抓钵，右手抢饭，饭还没有吃进口，就化成了火炭。目连悲号涕泣；跑去求教佛陀该怎么办。

　　佛陀对目连说：“你母亲罪根深结，不是靠你一人的力量所能够拯救的。你虽然是个孝心感动天地的大孝子，但天神和地祗对此也束手无策。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必须在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这天，以百味饮食、汲灌盆器、香油锭烛、床敷卧具等放在盆中，虔心供养十方大德僧众，只有靠他们的威力才可拯救你父母及六亲眷属的苦厄。”目连听后，即按佛陀所说的去办理。他的母亲果然脱离饿鬼之苦，往生天上，享受福乐。

　　目连又对佛陀说：“我的母亲脱离了苦厄，其他人也能办得到吗？”佛陀回答说：“无论比丘、比丘尼、国王太子、宰相大臣、三公百官、万民庶人，凡是行慈孝者，只要采取以上办法，都能使现在的父母无病无痛，亦无苦恼，长命百岁；使亡世父母离饿鬼苦，生人天中，福乐无边。一切佛弟子，应当奉持此法，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此后，目连四众弟子，皆欢喜奉行盂兰盆法。

　　在中国，依据《孟兰盆经》而举行仪，创始于梁武帝萧衍。他于大同四年(538年)在同泰寺没盂兰盆斋，此后上行下效，很快传播到民间。唐代，每年皇家送盆到官寺，献供种种杂物，并有音乐仪仗及送盆官人随行。民间施主也到各寺献供献盆及种种杂物。唐时孟兰盆供极为奢丽，往往饰之金翠。

　　到了宋代，改以盆供僧为以盆施鬼，求得先祖亡灵得度。在七月十五日前，印卖《尊胜咒》、《目连经》，上演《目连救母》杂剧，寺僧募化施主钱米为之荐亡，已成为民间风俗。以后，历代帝王及信众年年都要举行孟兰盆会。由于《盂兰盆经》中所讲目犍连救母的故事体现出的报恩意识，符合儒家的孝道规范，儒释双方在此寻找到共同点；再加上孟兰盆会的迅速推广流播，于是在唐宋之际，目犍连救母的故事也纷纷演变成文学、绘画、戏剧等形象化的艺术形式，如目犍连变文(即“目连变”)、目犍连变相图、入地狱图和目犍连戏等。《盂兰盆经》这一源自印度佛教的大”孝经”，至此完全中国化，并以深深的渗透力深播于广大都市和乡村。

　　盂兰盆会是在阴历七月十五日全天举行，至今汉地佛教寺院、民间居士林此日必举行盂兰盆会，佛教信众等常常在此日到寺院护法或者迎请法师举行佛事超度多生父母及累劫冤亲债主，以尽孝行。

　　各大佛教寺院至今无不谨遵佛制，弘扬祖师大德方便善巧的孝行，应十方斋主诚求，举行各种讲经法会、传授三皈依，依教奉行；还举行如水陆法会、皇忏、佛七和诵经超度等各种经忏佛事，以广行孝道，广尽孝心，自利利人，直至究竟圆成佛道。

　　综上可知，佛、菩萨和历代祖师、大德无不重视孝道，且其孝思，竖穷三世，横遍十方。既对三世父母，六道众生，皆以报恩之心，孝之、敬之、养之、奉之、劝之、导之；令一切众生远离苦因苦果；共发菩提心，共证无上道。可以说是一种至广、至大、至深、至远、至极、而又无穷无尽的孝道。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佛教进入中土之初，面对在孝亲问题上“不孝”的挑战与责难，佛家予以强辩和回应，在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在护法的同时，逐渐吸纳儒家孝亲伦常，继而充分挖掘佛教经论典籍力口以宣传，形成护法与弘扬并举之势，到后来，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走向中土化世俗化上的契合。这种孝亲观的形成，既增加了中土佛教“弘道济世”的大乘理想的可行性，又赋予中国传统伦理以信仰力量，强化了中土纲常名教“扶世助化”的功能，相得益彰，在积极与本土文化融合中扎根，在不断适应时代需求中得以长足发展，发扬光大。

《浅论中国佛教的孝道(惟行)》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