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有借鑒與研究是不夠的——幾位中國現代文學巨匠的佛教情結初探
索達吉堪布 著
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
從中國古代文學到現代文學，在其幾千年輝煌而燦爛的發展史上，總能讓人深深感悟到佛教思想無處不在的影響。如果要開列一份受佛教影響的作家名單，這份名單可能會很長很長：從謝靈運、陶潛、李白、白居易、蘇東坡、陸遊等大家一路下來，一直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梁啓超，再往後，又有魯迅、老舍、鄭振铎、周作人、郁達夫、許地山等人，倘能細細梳理一遍，你將震驚地發現——幾乎所有流光溢彩的文學大師們，身上或多或少都浸潤著佛法的氣息。
這種現象其實也不難理解，如果說對藏族文化而言，離開了佛教也即離開了藏文化得以孕育的母體；那麼對漢族人創造的中原文化來說，佛教文化同樣是中國文化品格及特征的重要構成要素。原本儒、釋、道就是漢文化的主導精神養料，我們實在很難想象離開了佛教的中華文明會呈現出怎樣怪異而單調的一種景觀。
對我而言，寫下這個題目並不意味著要以佛教的眼光硬性套住即將展開論述的幾位作家，也絕不代表一相情願、生拉硬拽地賦予他們本身並不存在的某種特質。我只是想就我的理解，客觀剖析一下他們心中的佛教情結。如果放下固有成見、偏見的話，相信你也會認同從佛教文化角度對他們作品與思想所作的分析。
選擇出來的幾位作家分別是魯迅、老舍、周作人、鄭振铎、豐子恺、葉聖陶、金庸等人，如果真要展開論述的話，恐怕幾本專著也難以涵蓋其內容。況且我原本就是中國文學史的外行，只能就手頭所掌握的一些來自文學史或網上的相關資料，大概談一談自己的粗淺看法。故而這裏暫且略分爲六大塊概而言之：一、對佛教所持有的親切恭敬的親近態度；二、對高僧高山景行的敬仰及自己所受的影響；叁、對佛法的歎爲觀止及佛法與自己文化、社會理想的形成之間的關系；四、對般若智慧的個人感悟；五、對佛經的文學式借鑒；六、種種遺憾。希望此文的分析能爲讀者朋友們打開一條思路，當你們以後也能登臨佛法的絕頂，那時再俯看世間風景，恐怕也會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
一、對佛教所持有的親切恭敬的親近態度
盡管大多數現代作家並不信仰佛教，也從未皈依過叁寶，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以恭敬、親切的態度看待佛教，並從中汲取自己所需的人生養料。每當看到他們對待佛教文化的恭謹態度，我就不由自主地要聯想到當今社會的許多人在面對佛教時所表現出的那種因無知而來的無畏。當他們汪洋恣肆地妄加議論、誹謗佛法僧時，真希望這些文學巨匠們的行爲風範能多少給他們一點警示作用，因這些巨匠們大多也並非是佛教徒。
我的現代文學修養絕談不上深厚，但我也知道鄭振铎(1898-1958)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和文學史家，《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文史著作即是其代表作。曾經看過他的《大佛寺》，內中寫道：“你是被圍抱在神秘的偉大的空氣中了。你將覺得你自己的空虛，你自己的渺小，你自己的無能力；在那裏你是與不可知的運動、大自然、宇宙相遇了。你將茫然自失，你將不再嗤笑了。”接著他又深深感慨道：“那些信仰者是有福了，呵，我們那些不信仰者，終將如浪子似的，似秋葉似的萎落漂流在外麼？”
每每看到這些文字，我都要思索再叁，一種強烈的感覺于是便越發明晰起來。看來真是應驗了那句話“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換一個詞就成爲“愚蠢是愚蠢者的通行證”了。面對深不可測的佛教文化，鄭振铎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他作爲一個文史學家所禀承的那種寬宏與實事求是的氣度。他並沒有在面對一個在他看來頗顯神秘的未知領域時，輕下斷言、人雲亦雲；也沒有以自诩的全知上帝的身份簡單粗暴地剝奪被審視對象的發言權。一個智者之所以成爲一個智者，並不在于他先天就全知全能，而在于他首先承認自己的無知，然後再虛懷求知。鄭振铎以對佛教文化的仰視，而深刻感受到個體凡情俗智的局限，也因此爲後人留下了可評可點的一段往事。
如果說鄭振铎是以對佛教的恭敬而靠近佛門的話，葉聖陶則仿佛憑著一種天然的親近感自然領略到佛教的萬千氣象。
葉聖陶(1894-1988)，原名葉紹鈞，現代作家、教育家，代表作有《倪煥之》、《多收了叁五鬥》等。在他那篇脍炙人口的《兩法師》一文中，葉聖陶這樣鋪陳自己欲拜見弘一法師時的心情：“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著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著渴望。”而一星期以前親睹弘一法師慈顔的印象，又是如此親切的被他呈現在讀者面前：“第叁輛一霎經過時，我見坐著的果然是個和尚，清癯的臉，颌下有稀疏的長髯，我的感情有點激動，他來了！……”讀到這裏，我們仿佛已隱約聽到了一個文學青年那熱烈而率真的心跳。
由于種種因緣，許多人並不具備對佛教、對高僧的天然親近感，這倒沒多大關系。最重要的是，對于一種代表世出世間究竟智慧的理論及實踐體系，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加研究就輕率毀謗。既然許多世間偉人都認爲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那麼如果我們想要深入佛法，並從中有所收益的話，保持一種親切的恭敬感應該不算過分的要求。時間會證明：你親近的是一種能徹底將你從痛苦中解脫的法門。原先那種朦胧的親切感的産生，是因爲這種法門並不是外在于我們的一種上天的恩賜、或別人智慧與經驗的結晶，而是源自我們本性的一種流露，只不過漫長的輪回早已風幹了我們的記憶而已。
再次回家，對一個遊蕩天邊的浪子來說，怎能不倍感親切、熟悉！
二、對高僧高山景行的敬仰及自己所受的影響
許多現代文學的巨擘們都有自己所尊崇的高僧大德，這些作家可能暫時還接受不了佛法奧義，但對于一些高僧大德的德行風範卻仰慕不已。“佛法不離世間覺”，掌握了佛法精萃的僧侶們，以其圓融不二、表裏如一的行持，將佛法的悲智情懷滲透進全身的每一個細胞，使得所有與自己結緣的衆生都感覺如沐春風，有緣衆的善根苗芽因此而得以在和風拂面的氛圍中被催生。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更何況爲這種榜樣提供精神指導的是佛法。對一個真正的修行人來說，釋迦牟尼佛六度萬行的行迹，特別是其將舍生取義、舍己爲人之悲與看破、放下之智合二爲一的大智大勇，是他們永遠追求的境界與高標。正因爲如此，沈浮于名利世海、搏擊于煩惱痛苦深淵中的文人們，才會在這些大德身上恍然感受到一種別樣的生命存在形態、一種自在而舒展的灑脫情懷、一種悲天憫人的不竭悲心。在萬丈紅塵中，這種種的特質是那麼的令人神往，似乎遙不可及，實際又近在咫尺，心中的那點隱蔽已久的情愫，終因坐在眼前的這位僧人的言談舉止而被激活了起來。
現代著名散文家、畫家豐子恺(1898-1975)與弘一大師之間的故事，想來大家都已耳熟能詳。身爲現代律宗祖師的大師，以自身一絲不苟的嚴謹修持、護戒如目的清淨行爲，將豐子恺這位創作過《緣緣堂隨筆》、《漫畫阿Q正傳》、《護生畫集》等作品的知識分子、那顆曾經散落外逸的心漸漸歸攏到菩提道上。在《佛無靈》這篇散文中，他一方面闡釋了佛教戒律中戒殺護生的觀點，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心中的佛教絕不是那些與世間迷信混同在一起的神神道道的東西。他還禀承其師恪尊律令的嚴格風範，痛斥了混進佛教隊伍中的一些假慈悲、假仁義之徒。他這樣寫道：“這班人多數自私自利、醜態可掬，非但完全不理解佛的廣大慈悲精神，其我利自私之欲且比所謂不信佛的人深得多！他們的念佛吃素全爲求私人的幸福，好比商人拿本錢去求利。”他還擲地有聲地說道：“信佛爲求人生幸福，我絕不反對。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顧他人，我瞧他不起！”
再回到葉聖陶的《兩法師》一文中。葉聖陶當年除了拜見弘一大師，還隨大師拜見了二十世紀淨土宗最著名的代表——印光大師。而弘一法師對印光法師的畢恭畢敬，給葉聖陶這個年青人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他(弘一)從包袱裏取出大袖僧衣來，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的靜穆”，然後對印光法師“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此種風範自然使葉聖陶感覺“心裏肅然”，于是兩位法師的整體印象便在他心中刀劈斧刻般鑄造而成：“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好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我並不太清楚葉聖陶後來的宗教傾向，但我相信，弘一大師與印光大師這兩位律宗、淨土宗的碩德，一定會在葉聖陶的心中留下永不磨滅的印痕。就像是地平線上的一線曙光，雖然遙遠，但注定會燃成漫天飛動的朝霞。
而老舍先生與宗月大師的情感就更是令人爲之動容。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滿族人，現代小說家，劇作家，代表作有小說《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我這一輩子》等，以及話劇《龍須溝》、《茶館》等。這位日後被譽爲“人民藝術家”的文學大師，其最初的文學啓蒙就得益于一位佛門中人。
宗月大師俗姓劉，一九二五年出家，用老舍先生的話來講，就是一位“金子裏長起來的闊少爺”，在樂善好施、扶危濟困、皈依佛門後，終于成爲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對老舍來說，如果沒有宗月大師當初的鼎力相助，憑他幼時的貧寒家境是根本無力邁入學堂的。老舍自己曾回憶過當時大師送他入學的情景：“有一天劉大叔偶然的來了。……一進門，他看見了我，“孩子幾歲了？上學沒有？”他問我的母親。……等我母親回答完，劉大叔馬上決定：“明天早上我來，帶他上學，學錢、書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誰知道上學是怎麼一回事呢！第二天，我像一條不體面的小狗似的，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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