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借鉴与研究是不够的——几位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佛教情结初探
索达吉堪布 著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从中国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在其几千年辉煌而灿烂的发展史上，总能让人深深感悟到佛教思想无处不在的影响。如果要开列一份受佛教影响的作家名单，这份名单可能会很长很长：从谢灵运、陶潜、李白、白居易、苏东坡、陆游等大家一路下来，一直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梁启超，再往后，又有鲁迅、老舍、郑振铎、周作人、郁达夫、许地山等人，倘能细细梳理一遍，你将震惊地发现——几乎所有流光溢彩的文学大师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浸润着佛法的气息。
这种现象其实也不难理解，如果说对藏族文化而言，离开了佛教也即离开了藏文化得以孕育的母体；那么对汉族人创造的中原文化来说，佛教文化同样是中国文化品格及特征的重要构成要素。原本儒、释、道就是汉文化的主导精神养料，我们实在很难想象离开了佛教的中华文明会呈现出怎样怪异而单调的一种景观。
对我而言，写下这个题目并不意味着要以佛教的眼光硬性套住即将展开论述的几位作家，也绝不代表一相情愿、生拉硬拽地赋予他们本身并不存在的某种特质。我只是想就我的理解，客观剖析一下他们心中的佛教情结。如果放下固有成见、偏见的话，相信你也会认同从佛教文化角度对他们作品与思想所作的分析。
选择出来的几位作家分别是鲁迅、老舍、周作人、郑振铎、丰子恺、叶圣陶、金庸等人，如果真要展开论述的话，恐怕几本专著也难以涵盖其内容。况且我原本就是中国文学史的外行，只能就手头所掌握的一些来自文学史或网上的相关资料，大概谈一谈自己的粗浅看法。故而这里暂且略分为六大块概而言之：一、对佛教所持有的亲切恭敬的亲近态度；二、对高僧高山景行的敬仰及自己所受的影响；三、对佛法的叹为观止及佛法与自己文化、社会理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四、对般若智慧的个人感悟；五、对佛经的文学式借鉴；六、种种遗憾。希望此文的分析能为读者朋友们打开一条思路，当你们以后也能登临佛法的绝顶，那时再俯看世间风景，恐怕也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一、对佛教所持有的亲切恭敬的亲近态度
尽管大多数现代作家并不信仰佛教，也从未皈依过三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恭敬、亲切的态度看待佛教，并从中汲取自己所需的人生养料。每当看到他们对待佛教文化的恭谨态度，我就不由自主地要联想到当今社会的许多人在面对佛教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因无知而来的无畏。当他们汪洋恣肆地妄加议论、诽谤佛法僧时，真希望这些文学巨匠们的行为风范能多少给他们一点警示作用，因这些巨匠们大多也并非是佛教徒。
我的现代文学修养绝谈不上深厚，但我也知道郑振铎(1898-1958)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和文学史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文史著作即是其代表作。曾经看过他的《大佛寺》，内中写道：“你是被围抱在神秘的伟大的空气中了。你将觉得你自己的空虚，你自己的渺小，你自己的无能力；在那里你是与不可知的运动、大自然、宇宙相遇了。你将茫然自失，你将不再嗤笑了。”接着他又深深感慨道：“那些信仰者是有福了，呵，我们那些不信仰者，终将如浪子似的，似秋叶似的萎落漂流在外么？”
每每看到这些文字，我都要思索再三，一种强烈的感觉于是便越发明晰起来。看来真是应验了那句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换一个词就成为“愚蠢是愚蠢者的通行证”了。面对深不可测的佛教文化，郑振铎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他作为一个文史学家所禀承的那种宽宏与实事求是的气度。他并没有在面对一个在他看来颇显神秘的未知领域时，轻下断言、人云亦云；也没有以自诩的全知上帝的身份简单粗暴地剥夺被审视对象的发言权。一个智者之所以成为一个智者，并不在于他先天就全知全能，而在于他首先承认自己的无知，然后再虚怀求知。郑振铎以对佛教文化的仰视，而深刻感受到个体凡情俗智的局限，也因此为后人留下了可评可点的一段往事。
如果说郑振铎是以对佛教的恭敬而靠近佛门的话，叶圣陶则仿佛凭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自然领略到佛教的万千气象。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现代作家、教育家，代表作有《倪焕之》、《多收了三五斗》等。在他那篇脍炙人口的《两法师》一文中，叶圣陶这样铺陈自己欲拜见弘一法师时的心情：“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而一星期以前亲睹弘一法师慈颜的印象，又是如此亲切的被他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三辆一霎经过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颌下有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读到这里，我们仿佛已隐约听到了一个文学青年那热烈而率真的心跳。
由于种种因缘，许多人并不具备对佛教、对高僧的天然亲近感，这倒没多大关系。最重要的是，对于一种代表世出世间究竟智慧的理论及实践体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加研究就轻率毁谤。既然许多世间伟人都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深入佛法，并从中有所收益的话，保持一种亲切的恭敬感应该不算过分的要求。时间会证明：你亲近的是一种能彻底将你从痛苦中解脱的法门。原先那种朦胧的亲切感的产生，是因为这种法门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一种上天的恩赐、或别人智慧与经验的结晶，而是源自我们本性的一种流露，只不过漫长的轮回早已风干了我们的记忆而已。
再次回家，对一个游荡天边的浪子来说，怎能不倍感亲切、熟悉！
二、对高僧高山景行的敬仰及自己所受的影响
许多现代文学的巨擘们都有自己所尊崇的高僧大德，这些作家可能暂时还接受不了佛法奥义，但对于一些高僧大德的德行风范却仰慕不已。“佛法不离世间觉”，掌握了佛法精萃的僧侣们，以其圆融不二、表里如一的行持，将佛法的悲智情怀渗透进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使得所有与自己结缘的众生都感觉如沐春风，有缘众的善根苗芽因此而得以在和风拂面的氛围中被催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何况为这种榜样提供精神指导的是佛法。对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说，释迦牟尼佛六度万行的行迹，特别是其将舍生取义、舍己为人之悲与看破、放下之智合二为一的大智大勇，是他们永远追求的境界与高标。正因为如此，沉浮于名利世海、搏击于烦恼痛苦深渊中的文人们，才会在这些大德身上恍然感受到一种别样的生命存在形态、一种自在而舒展的洒脱情怀、一种悲天悯人的不竭悲心。在万丈红尘中，这种种的特质是那么的令人神往，似乎遥不可及，实际又近在咫尺，心中的那点隐蔽已久的情愫，终因坐在眼前的这位僧人的言谈举止而被激活了起来。
现代著名散文家、画家丰子恺(1898-1975)与弘一大师之间的故事，想来大家都已耳熟能详。身为现代律宗祖师的大师，以自身一丝不苟的严谨修持、护戒如目的清净行为，将丰子恺这位创作过《缘缘堂随笔》、《漫画阿Q正传》、《护生画集》等作品的知识分子、那颗曾经散落外逸的心渐渐归拢到菩提道上。在《佛无灵》这篇散文中，他一方面阐释了佛教戒律中戒杀护生的观点，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心中的佛教绝不是那些与世间迷信混同在一起的神神道道的东西。他还禀承其师恪尊律令的严格风范，痛斥了混进佛教队伍中的一些假慈悲、假仁义之徒。他这样写道：“这班人多数自私自利、丑态可掬，非但完全不理解佛的广大慈悲精神，其我利自私之欲且比所谓不信佛的人深得多！他们的念佛吃素全为求私人的幸福，好比商人拿本钱去求利。”他还掷地有声地说道：“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
再回到叶圣陶的《两法师》一文中。叶圣陶当年除了拜见弘一大师，还随大师拜见了二十世纪净土宗最著名的代表——印光大师。而弘一法师对印光法师的毕恭毕敬，给叶圣陶这个年青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弘一)从包袱里取出大袖僧衣来，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的静穆”，然后对印光法师“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此种风范自然使叶圣陶感觉“心里肃然”，于是两位法师的整体印象便在他心中刀劈斧刻般铸造而成：“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好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我并不太清楚叶圣陶后来的宗教倾向，但我相信，弘一大师与印光大师这两位律宗、净土宗的硕德，一定会在叶圣陶的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痕。就像是地平线上的一线曙光，虽然遥远，但注定会燃成漫天飞动的朝霞。
而老舍先生与宗月大师的情感就更是令人为之动容。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满族人，现代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等，以及话剧《龙须沟》、《茶馆》等。这位日后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文学大师，其最初的文学启蒙就得益于一位佛门中人。
宗月大师俗姓刘，一九二五年出家，用老舍先生的话来讲，就是一位“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少爷”，在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皈依佛门后，终于成为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对老舍来说，如果没有宗月大师当初的鼎力相助，凭他幼时的贫寒家境是根本无力迈入学堂的。老舍自己曾回忆过当时大师送他入学的情景：“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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