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这位阔人去入学。……”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老舍作为文学巨匠的第一步,完全是在宗月大师的搀服下迈出的。没有这决定性的最初扶植,也绝不会有老舍日后的发展。也就是说,宗月大师完全改变了老舍的一生。这样看来,一个出家人的善心与品行,不可能不对老舍的身心世界带来强烈的撞击。他在自己的一生中,也一直把宗月大师当成学习和效仿的楷模,以至于老舍挚友萧伯青在听了“宗月大师”的事迹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在萧伯青看来,宗月大师身上的慈悲情怀等佛家品格,与老舍本人助人为乐的品性实乃一脉贯通。
老舍在《宗月大师》这篇散文中,饱含深情地礼赞道:“他是坐化的,火葬后,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许多舍利;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到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私塾那样!”
不用更多的语言,读者朋友们一定感受得出,在老舍心中,佛陀其实并非如世间君主一样高高在上,用威严而不可企及的目光蔑视着脚下的芸芸众生。在老舍的生命之旅里,佛就是如宗月大师一样善良、觉悟的人。
而这样的佛教修行人还很多很多,我们要做的只是摘下自己的有色眼镜、抛开自己的贡高我慢,平静而谦和地走近他们。如果我们要感受真诚、无私的人性风采,欲采撷光芒四射的智慧花朵,与这些被佛教浸润的有修有证的人们来往,应不失为一条通达目的地的令人赏心悦目的捷径。不要把绚烂至极后的平淡当作平庸,也别把令人不辨东西的繁华市井误认作人生的本来风景!去感受一下真正佛子们的天地吧。
三、对佛法的叹为观止及佛法与自己文化、
社会理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
鲁迅先生(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及最伟大的代表之一,代表作有小说《狂人日记》、《祝福》、《阿Q正传》等,以及散文诗集《野草》。作为一代文坛领袖的他曾再三赞叹过:“释迦牟尼真是伟大的圣哲。”究其原因,就在于令鲁迅倍感困惑的有关社会人生的众多难题,在释迦牟尼佛那里早就有了圆满的答案。所谓佛,也即觉悟者的意思,佛法则是觉悟者所悟出的宇宙真谛及通达这一真谛所必经的阶段、必须采用的方式。
其实不光是鲁迅等文学巨匠,进入十九、二十、二十一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东西方自然科学家、哲学家、道德伦理学家乃至普通民众,都开始渐渐深入佛法这块宝藏,并日渐对其博大而精深的思想体系发出由衷的赞叹。特别是对天体物理学家及微观粒子学家而言,只要他们以种种因缘稍涉佛法,最终的结果便只能是被佛法感化。佛法对浩瀚宇宙的揭示、对无方微尘、无分刹那的描述,及至最终揭示出的万法为空,都是这些宏观、微观物理学家苦心孤诣、多年深研所可能触及到的微少部分、皮毛,是他们日后继续科研的唯一正确方向。
当把目光从浩淼星空、生命微粒、分子夸克等领域转移到纷纭复杂的大千社会时,佛法高屋建瓴似的洞悉力,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它穿破一切世俗痴暗的慧日之光,所有千缠万结的社会网络、千奇百怪的人生况味,都可以在佛法的观照下豁然开朗。一切对此有所怀疑的人,就请你自己打开一本佛经细细品味吧!
有一本资料汇编上记下了老舍的这段回忆:“前十多年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一点佛教的学理,那时候我在英国,最容易见到的中国朋友是许地山……所以我请他替我开张佛学入门必读的经书的简单目录——华英文都可以。结果他给我介绍了八十多部的佛书。据说这是最简单不过,再也不能减少的了。”他又说道:“佛经太深,佛经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门兴叹之感!”;“倘若给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经也许会懂得一点佛理,但这机会始终就没有。”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老舍终其一生也未放弃过对代表真善美的佛法奥义的追求,只可惜因缘不济,这位文化伟人始终都未能探得佛法堂奥。他虽在组织上加入了基督教,但明眼人不难看出他对佛教文化所怀抱着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特殊感情。这种对佛教的情感倾向,极大地影响了老舍的人生哲学。他在一次演讲中就说道:“佛陀告诉我们,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肉体”还有“灵魂”的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这种说“灵魂”的存在,最容易激发人们的良知,尤其在中国这个建国的时期,使人不贪污,不发混帐财,不做破坏统一的工作,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业报的真理来洗涤人们贪污不良的心理。”他还希望“富于牺牲精神的和尚们,发心去做灵的文学底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
老舍说到底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其受儒、释、道的影响远远大于基督教的洗礼。而在他拯救社会人心的方案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佛教的因果业报学说在其中所占据的份量。对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而言,为避免既有的人伦秩序大混乱、大颠覆局面的出现,为填补新的更有力而合理的道德规范产生之前的这段真空,明智的老舍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自觉地将目光投注在了佛教上
的确,法律永远只能是外在于人的一种强制约束,它可以借助监狱等国家强权机关将所有试图对既有社会秩序、结构、国家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逾越、叛逆、颠覆的无法无天之人强行约束起来,甚至剥夺其生存权、发言权等所有自然及社会权利。但人的一切外在行为全都听凭心的指挥,而法律在面对人心时则显然无能为力。你可以斩断一个人的手脚,但你永远无法斩断一个人的心识。对心这匹野马来说,佛法无疑是最好的驯马师,特别是它的三世因果思想。
有了这种思想,心就有了一道最有力的闸门,不致于再恣肆泛滥。既然因果律是整个自然界、人类社会颠扑不破的一个真理;既然大家又都承认因缘必须聚合才会产生果报,而有时这种因缘的聚合则需要我们等待漫长的时间;既然自然界遵循能量守衡定律,一种能量不会突然断灭,转换了形式后,它还将继续存在,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反对佛法的因果报应之说?所谓转世只不过就是你那些因条件不具备、所以暂时未报的业,换一种生命存在形式(也即载体),以继续它未竟的因果之旅而已。
既如此,最严厉的惩罚当然不可能来自外部;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自己造业自己承担,谁也替换不了,也不可能错乱。老舍正是看到了这种内在约束所可能具备的力量,才大声疾呼借助佛法的因果律去改造人心、匡扶正义。假如人人都明白因缘果报毫厘不爽的道理,那他还会肆无忌惮地任意胡为吗?
每个人都在编织着有关未来、有关明天的梦,而我们凭什么就可以确信明天一定会出现?既如此,那就不妨把眼光再放长远一些,让我们为来生好好筹划一番吧。
老舍从切近社会的角度引入佛法的思想,试图建构起他的理想基石;还有更多的文人以佛教的精神、佛法的真髓,试图建构起一条通达新文化、新人格的通途。
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说过:"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这句话透露出很重要的一点信息:要建起新文化的大厦,佛学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摆设,它甚至就是支柱!那么梁启超又从佛学中借鉴了哪些思想呢?
在《惟心》这篇散文中,他发挥了一下"三界惟心"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造之境为真实。"既如此,所谓事物固有的属性也就不再可能是事物所固有的,而是人心观照下的产物,正如"戴绿眼镜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再进一步,他又引申道,人们之所以忧惧不已、或耽于享乐,根本就是不知自心、只被外物役使的结果。正所谓"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谓之我为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隶。"全文主旨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颇有些相通,都在告诫人们勿贪执外物、勿神被形役。只要息心除虑、少欲知足、随遇而安、旷达自适,幸福自可永存于心,苦恼痛苦皆可熄灭。这种思想肯定会对人们去除过多贪欲起到促进作用,梁启超是能够感受到思想的巨大作用的,因此他欲借助佛教以涤荡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性的种种贪执之处,使社会回复到一种相对简单、单纯的状态。
可惜梁启超大多数时候都是把佛教当成一种纯学术,这种学术化的佛教又能有多少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书斋中的佛法发展到极至也只能流于佛法的末稍,它往往就会成为文人口中的清谈,或者闲士茶余饭后的精致点缀,毕竟"能所两忘"、"物我俱遣"的境界,还是很能供他们大谈特谈的。
书斋中的佛法什么时候才能落实到社会中去呢?这恐怕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化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我的建议是:可否先从自己做起,把佛学与学佛结合起来?口头上的巨人终究抵挡不了生死的严峻考验。
让我们把叙述重点再转回到老舍身上。
在《四世同堂》中,他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刚正不阿的明月和尚。明月和尚在沦陷后的北平坚持抗日活动,影响并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其中就有钱默吟。老舍借钱默吟之口说道:"虽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地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战报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的活着,我想,人也会得到永生!”
在这里,我们已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老舍对佛法同体大悲…
《仅有借鉴与研究是不够的——几位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佛教情结初探》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