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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佛教的使命(蔡明田)

  居士佛教的使命

  第一四七期, 在線慧訊 居士佛學講座

  蔡明田

  前 言

  佛陀在世間成道立教說法,以佛法善導衆生棄愚生智,啓發般若智慧,進而入般若婆羅密多的境界。以戒定慧修行的教導,使衆生了知「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宇宙萬法生滅現象。萬法空相的了解,也是解脫世間苦厄的要點。從佛法上說,無常無我的認知,是修行解脫的重點,也是解除苦厄的方法,所以佛教強調,應以般若婆羅密多的行深,才是究竟圓滿修行之途徑。

  「人具佛性,皆可成佛」,是大乘佛法,法相「唯識學」之重大的主張,但認爲佛性也是空性,空的因緣法中,因爲有了一念「無明」,而産生了意識,輪回爲人,所以又有了生死,也有了苦厄,這便是「緣起性空」、「因緣和合」的宇宙萬法現象。佛陀說,「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生滅是世間現象的常態,世間之一切事物,皆是緣聚而有,緣散而滅。既然是和合的東西,必然會有分散,所以說,有合成必會有分離,有聚集必定會有分散,這是世間法的定律,所以世間萬法皆被認爲是「無常、無我」現象。

  《般若婆羅密多心經》上說;修行之深入「智慧度」之「般若婆羅密多」(從世間此岸到達涅槃彼岸)的時候,便可觀察到「五蘊」之色受想行識,皆是因爲由空性而産生的,所以說,萬法的內涵皆是空相的。經上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萬法的實相,沒有,生滅,垢淨,增減。當對實相空性的認知,即可了解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現象,便可放下而度過一切苦厄,了解到諸法是空相,便可放下萬緣執著,而達到心識的無挂礙,就沒有恐怖,就可以遠離顛倒夢想,進入究竟寂滅的涅槃境界。惟唯識學認爲,涅槃也是空相。這便是佛法微妙之處。

  金剛經上,佛陀告訴我們,過去之叁世諸佛,就是依這種智慧的修行方法,進入無上正等正覺的證悟境界,所以佛陀要我們參照過去叁世諸佛的修行經驗,以般若智慧,從此岸度到彼岸的方法,達致覺悟成道的究竟涅槃境界。經上雲:修行必須深入般若智加上布施供養的助緣,是居士學佛修行,由迷的此岸達到覺悟的彼岸的主要因緣。經上,世尊告訴須菩提,恒河有很多支流,何況諸恒河中之沙,如果有人以所有沙數,像充滿于叁千大千世界一樣多的七寶,用以布施還比不上了解金剛經之四偈句,並爲他人解說的功德。所以說,法供養超越布施供養的功德。對居士學佛來說,佛法的修行是最重要的。佛教常說:「廣度衆生是福行,自斷煩惱是慧行,福慧雙修菩薩行,福慧圓滿即佛道。」

  佛教的發展

  鹿野苑度五比丘得以開悟,佛陀之後就有了僧團 Sangha 之成立。普度外道、婆羅門、沙門乃至在家信衆接受感化,也有不少在家弟子,深受感動而出家隨佛陀修行。在阿難的請求下,佛陀特以「八敬法」來接受女衆得以出家修行,因而僧團迅速擴大。

  僧團是出家衆的組織,領導修行人以佛法爲學,以戒爲監,來達到修行之清淨,以禅的修習來達到定的效果,而産生慧性的般若智,提升人性之圓滿,這便是修行人學佛追求的目標。佛法上說,迷是衆生,悟才是菩提,所以說,不圓滿才是人生。

  僧團也稱爲僧伽(Sangha,簡稱爲僧)即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學法女),這便是出家五衆,加上在家兩衆(優婆塞、優婆夷)這七衆弟子組合的佛教教團Vana,也因而圓滿組成。佛陀在世間弘法四十五年,教團不離不棄和佛陀一道,邁向世間行,八十歲進入涅槃後,教團還不間斷,循著佛陀的腳印,繼續走下去,到永久永久,爲世人之安樂,提示佛陀的關懷。

  佛陀爲世間一切法的提示,都是爲了衆生的離苦得樂,了脫生死爲最終目的。以法的滋潤布施世間的一切,這是佛法的精神。佛陀弟子衆多,其中常隨弟子有一千二百五十人,陪伴著佛陀左右,還有不計其數的修行者,以及無數在家衆的護持,這個非常龐大的教團組織,影響到當時全印度宗教思想的改變,以及周邊國家的宗教信仰,佛教遠傳至中亞、東亞、西亞,乃至東南亞、中國,遍布世界各地區。

  佛教之傳入中國

  佛陀創立佛教于中印度(現在之尼泊爾地區),迄今已有二千五百年。由朝庭之禮薦而傳入中國,在二千年間,經曆了漢、魏、兩晉時期,佛經的翻譯,南北朝佛法的傳播,隋唐時期持續翻譯經典,佛教文化的盛行,這段時期,印度的僧人及優婆塞陸續來到中土傳法,中國僧人往印度取經學法,佛教因此盛傳于中土,佛教在中國展開十大宗派的次第建立,大乘教理宗義燦爛了中華文化,同時也豐富了佛教文化。叁百年間佛儒文化交流融彙,奠定了佛教在中國發展基業,漸漸形成爲中國人信仰的宗教,即所謂「中國佛教」。

  唐武宗會昌法難之後,佛教由極盛而衰退,經過一年多艱辛的掙紮,後因武宗會昌之駕崩,佛法在創傷中很快又恢複了。武宗之死宣宗即位,佛教逐漸又回複正常。可是到了五代五十余年間王朝交疊,戰事頻乃,社會紛亂,民不聊生,佛教的發展,也受到時局影響,而逐漸走下坡,佛教教育的缺乏,佛法的宣揚也因而停滯不前。

  宋代太祖建國,爲持續民族文化教育,同時也爲振興佛教,爲佛法的發展,經過一切努力,但百廢待興,千頭萬緒,艱巨時局拖累,所幸佛教的社會基礎堅固,雖有平穩的發展,可是成效並不大。至徽宗時期因爲信奉道教而抑止佛教,佛法的宣揚也受到阻力。

  元朝金人入主,對文化教育的淡漠,加上崇信喇嘛教(藏傳密教的俗稱),對漢傳佛教的推動不很積極,在政治上壓製漢民,信仰以密爲宗,漢傳佛教又失去支持,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因而造成中土佛教,高僧大德漸稀,佛教後繼無人,佛法的推動乏力,佛教文化未能發揮作用,而一蹶不振。

  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期間,佛教略有發展,但當時中國南北方各地,延續宋元期間之吃菜事魔,妖妄惑衆,民情複雜所趨,妖民事故作亂,加以信仰雜亂無章,民間秘密結社,「白蓮教」繼宋代之彌勒道之風,以宗教之名行邪教之實,邪風大盛,社會不安,當局對邪教徒之鎮壓,嚴格限製了宗教活動,佛教也受到影響。

  明末雖有佛教四大師,推動和護持佛教,意圖振興佛法,帶動社會安甯,融合儒佛思想,豐富中華文化,亦複興佛教。這段時期的佛法,略有作爲,但爲時不久,因爲朝代之更疊,滿人入關,建立滿清王朝。

  清代繼元朝之宗教政策,爲了平穩邊疆政治而信奉喇嘛教。秘密教派之藏傳佛教對統治者的偏向,所以藏密的教法,僅限于朝庭官宦之傳。此時中土傳統的漢傳佛教宣揚無力,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文化也無所作爲,佛法因而失去傳承,而造成明末清初佛教的衰微。

  清代兩百六十七年間,由于不注重佛教的教育,佛經散失,叢林教育無所發揮,宏法人材幾乎斷層,大師級的人材寥寥無幾,弘法更無人能承擔,只有抱殘守缺的出家人,苟延殘喘,蹲守寺院,維持生計,寺院落入窮困,無法謀生,至此中國佛教之淪落,佛法失去了昔日之光輝,此時西洋宗教隨著西方強權政治來到中國,造成社會重大影響,尤其是西方文化對中華文化的沖擊,倫理禮儀之思想改變,宗教上的混亂,甚至秘密結社的邪教之危害,引起社會秩序失控,諸如川陝楚叁省之教匪之亂、天理教之爭,尤其受西方宗教扶持之「太平天國」叛亂,教匪兵連禍結,所到之十余縣凡遇佛寺、道觀、孔廟、祖祠,即燒,遇像即毀,佛教也因此受到嚴重摧殘,這是叁武一宗法難之外又一次的浩劫。

  中國佛教的衰微

  朝時期因爲文化教育的缺失,弘法工作無從展開,正信佛法無法正揚,和民俗信仰混雜合流,只有燒香祈求,庸俗信仰,致使佛教淪落爲迷信。佛像和民俗神祗混合信仰流行,造成神佛分辨不清,一般認爲拜神和拜佛是一樣的,所以神佛信仰共奠,禮儀繁雜,殿堂上神像布滿,佛菩薩像則站在一邊,這種情況佛教已不像佛教了。

  正當佛教文化受到民間習俗沖擊,佛法無法發揮功能之際,社會有識之士,不願看到中國佛教淪喪,挺身而出爲振興佛教而努力,強調要振興中華文化,必先振興佛教的口號。諸如梁啓超于《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指出,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學」。前清佛學極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與思想無關系。但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頗治相宗,乾隆時則有彭紹升、羅有高,笃志信仰。戴震、龔自珍、魏源,以文學家身份兼治佛學。楊仁山少年時佐政曾國藩爲幕府,複隨曾紀澤出使英國和法國,夙棲心內典,學問淵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專以刻經弘法辦學爲事業。這便是清末時期,佛教從淒涼情景中,一步一步走向複興之途。

  清代中期以後,佛教不絕如縷,幾瀕滅頂之境地,山窮水盡之際,「居士佛教」新思潮的湧現,興起了居士學佛的新方式,給予佛教新活力,中國佛教有了複興的契機。當時知識分子乃至文學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對佛學的研究投入心血,對佛法的修行提出新方法,把佛教的改革視爲己任。恢複如早期,佛法鼎盛時期對文化教育、慈善福利工作的奉獻,提供居士爲佛教對社會的時代使命。

  居士佛教的興起

  清朝末年,正當佛教在中國遇上最艱辛的時期,知識界即出現一位善知識,「楊仁山居士」棄官職而服務佛教事業,號召學術界,新文化青年,參與佛教之振興工作,楊居士以身作則,爲佛教的複興而獻身,專志結集失散的經書,刻經、流通、弘法,設立金陵刻經處,倡辦佛教新學堂(祗洹精舍),以現代教學方式教導佛學,善導佛教文化的發展,培養佛教知識青年,成爲弘法人材,爲振興佛教發揚佛法做好准備,以大無畏精神,救國護教爲誓願。當時知識界人士響應楊居士之號召,投身佛學研究,佛法學習,修行以正確方向推動,佛教新一輪的發展開始了,奠定了佛法新時代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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