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佛教的使命
第一四七期, 在线慧讯 居士佛学讲座
蔡明田
前 言
佛陀在世间成道立教说法，以佛法善导众生弃愚生智，启发般若智慧，进而入般若婆罗密多的境界。以戒定慧修行的教导，使众生了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宇宙万法生灭现象。万法空相的了解，也是解脱世间苦厄的要点。从佛法上说，无常无我的认知，是修行解脱的重点，也是解除苦厄的方法，所以佛教强调，应以般若婆罗密多的行深，才是究竟圆满修行之途径。
「人具佛性，皆可成佛」，是大乘佛法，法相「唯识学」之重大的主张，但认为佛性也是空性，空的因缘法中，因为有了一念「无明」，而产生了意识，轮回为人，所以又有了生死，也有了苦厄，这便是「缘起性空」、「因缘和合」的宇宙万法现象。佛陀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生灭是世间现象的常态，世间之一切事物，皆是缘聚而有，缘散而灭。既然是和合的东西，必然会有分散，所以说，有合成必会有分离，有聚集必定会有分散，这是世间法的定律，所以世间万法皆被认为是「无常、无我」现象。
《般若婆罗密多心经》上说；修行之深入「智慧度」之「般若婆罗密多」(从世间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时候，便可观察到「五蕴」之色受想行识，皆是因为由空性而产生的，所以说，万法的内涵皆是空相的。经上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万法的实相，没有，生灭，垢净，增减。当对实相空性的认知，即可了解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现象，便可放下而度过一切苦厄，了解到诸法是空相，便可放下万缘执着，而达到心识的无挂碍，就没有恐怖，就可以远离颠倒梦想，进入究竟寂灭的涅槃境界。惟唯识学认为，涅槃也是空相。这便是佛法微妙之处。
金刚经上，佛陀告诉我们，过去之三世诸佛，就是依这种智慧的修行方法，进入无上正等正觉的证悟境界，所以佛陀要我们参照过去三世诸佛的修行经验，以般若智慧，从此岸度到彼岸的方法，达致觉悟成道的究竟涅槃境界。经上云：修行必须深入般若智加上布施供养的助缘，是居士学佛修行，由迷的此岸达到觉悟的彼岸的主要因缘。经上，世尊告诉须菩提，恒河有很多支流，何况诸恒河中之沙，如果有人以所有沙数，像充满于三千大千世界一样多的七宝，用以布施还比不上了解金刚经之四偈句，并为他人解说的功德。所以说，法供养超越布施供养的功德。对居士学佛来说，佛法的修行是最重要的。佛教常说：「广度众生是福行，自断烦恼是慧行，福慧双修菩萨行，福慧圆满即佛道。」
佛教的发展
鹿野苑度五比丘得以开悟，佛陀之后就有了僧团 Sangha 之成立。普度外道、婆罗门、沙门乃至在家信众接受感化，也有不少在家弟子，深受感动而出家随佛陀修行。在阿难的请求下，佛陀特以「八敬法」来接受女众得以出家修行，因而僧团迅速扩大。
僧团是出家众的组织，领导修行人以佛法为学，以戒为监，来达到修行之清净，以禅的修习来达到定的效果，而产生慧性的般若智，提升人性之圆满，这便是修行人学佛追求的目标。佛法上说，迷是众生，悟才是菩提，所以说，不圆满才是人生。
僧团也称为僧伽(Sangha，简称为僧)即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学法女)，这便是出家五众，加上在家两众(优婆塞、优婆夷)这七众弟子组合的佛教教团Vana，也因而圆满组成。佛陀在世间弘法四十五年，教团不离不弃和佛陀一道，迈向世间行，八十岁进入涅槃后，教团还不间断，循着佛陀的脚印，继续走下去，到永久永久，为世人之安乐，提示佛陀的关怀。
佛陀为世间一切法的提示，都是为了众生的离苦得乐，了脱生死为最终目的。以法的滋润布施世间的一切，这是佛法的精神。佛陀弟子众多，其中常随弟子有一千二百五十人，陪伴着佛陀左右，还有不计其数的修行者，以及无数在家众的护持，这个非常庞大的教团组织，影响到当时全印度宗教思想的改变，以及周边国家的宗教信仰，佛教远传至中亚、东亚、西亚，乃至东南亚、中国，遍布世界各地区。
佛教之传入中国
佛陀创立佛教于中印度(现在之尼泊尔地区)，迄今已有二千五百年。由朝庭之礼荐而传入中国，在二千年间，经历了汉、魏、两晋时期，佛经的翻译，南北朝佛法的传播，隋唐时期持续翻译经典，佛教文化的盛行，这段时期，印度的僧人及优婆塞陆续来到中土传法，中国僧人往印度取经学法，佛教因此盛传于中土，佛教在中国展开十大宗派的次第建立，大乘教理宗义灿烂了中华文化，同时也丰富了佛教文化。三百年间佛儒文化交流融汇，奠定了佛教在中国发展基业，渐渐形成为中国人信仰的宗教，即所谓「中国佛教」。
唐武宗会昌法难之后，佛教由极盛而衰退，经过一年多艰辛的挣扎，后因武宗会昌之驾崩，佛法在创伤中很快又恢复了。武宗之死宣宗即位，佛教逐渐又回复正常。可是到了五代五十余年间王朝交迭，战事频乃，社会纷乱，民不聊生，佛教的发展，也受到时局影响，而逐渐走下坡，佛教教育的缺乏，佛法的宣扬也因而停滞不前。
宋代太祖建国，为持续民族文化教育，同时也为振兴佛教，为佛法的发展，经过一切努力，但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艰巨时局拖累，所幸佛教的社会基础坚固，虽有平稳的发展，可是成效并不大。至徽宗时期因为信奉道教而抑止佛教，佛法的宣扬也受到阻力。
元朝金人入主，对文化教育的淡漠，加上崇信喇嘛教(藏传密教的俗称)，对汉传佛教的推动不很积极，在政治上压制汉民，信仰以密为宗，汉传佛教又失去支持，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因而造成中土佛教，高僧大德渐稀，佛教后继无人，佛法的推动乏力，佛教文化未能发挥作用，而一蹶不振。
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期间，佛教略有发展，但当时中国南北方各地，延续宋元期间之吃菜事魔，妖妄惑众，民情复杂所趋，妖民事故作乱，加以信仰杂乱无章，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继宋代之弥勒道之风，以宗教之名行邪教之实，邪风大盛，社会不安，当局对邪教徒之镇压，严格限制了宗教活动，佛教也受到影响。
明末虽有佛教四大师，推动和护持佛教，意图振兴佛法，带动社会安宁，融合儒佛思想，丰富中华文化，亦复兴佛教。这段时期的佛法，略有作为，但为时不久，因为朝代之更迭，满人入关，建立满清王朝。
清代继元朝之宗教政策，为了平稳边疆政治而信奉喇嘛教。秘密教派之藏传佛教对统治者的偏向，所以藏密的教法，仅限于朝庭官宦之传。此时中土传统的汉传佛教宣扬无力，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文化也无所作为，佛法因而失去传承，而造成明末清初佛教的衰微。
清代两百六十七年间，由于不注重佛教的教育，佛经散失，丛林教育无所发挥，宏法人材几乎断层，大师级的人材寥寥无几，弘法更无人能承担，只有抱残守缺的出家人，苟延残喘，蹲守寺院，维持生计，寺院落入穷困，无法谋生，至此中国佛教之沦落，佛法失去了昔日之光辉，此时西洋宗教随着西方强权政治来到中国，造成社会重大影响，尤其是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伦理礼仪之思想改变，宗教上的混乱，甚至秘密结社的邪教之危害，引起社会秩序失控，诸如川陕楚三省之教匪之乱、天理教之争，尤其受西方宗教扶持之「太平天国」叛乱，教匪兵连祸结，所到之十余县凡遇佛寺、道观、孔庙、祖祠，即烧，遇像即毁，佛教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这是三武一宗法难之外又一次的浩劫。
中国佛教的衰微
朝时期因为文化教育的缺失，弘法工作无从展开，正信佛法无法正扬，和民俗信仰混杂合流，只有烧香祈求，庸俗信仰，致使佛教沦落为迷信。佛像和民俗神祗混合信仰流行，造成神佛分辨不清，一般认为拜神和拜佛是一样的，所以神佛信仰共奠，礼仪繁杂，殿堂上神像布满，佛菩萨像则站在一边，这种情况佛教已不像佛教了。
正当佛教文化受到民间习俗冲击，佛法无法发挥功能之际，社会有识之士，不愿看到中国佛教沦丧，挺身而出为振兴佛教而努力，强调要振兴中华文化，必先振兴佛教的口号。诸如梁启超于《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指出，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与思想无关系。但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戴震、龚自珍、魏源，以文学家身份兼治佛学。杨仁山少年时佐政曾国藩为幕府，复随曾纪泽出使英国和法国，夙栖心内典，学问渊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办学为事业。这便是清末时期，佛教从凄凉情景中，一步一步走向复兴之途。
清代中期以后，佛教不绝如缕，几濒灭顶之境地，山穷水尽之际，「居士佛教」新思潮的涌现，兴起了居士学佛的新方式，给予佛教新活力，中国佛教有了复兴的契机。当时知识分子乃至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对佛学的研究投入心血，对佛法的修行提出新方法，把佛教的改革视为己任。恢复如早期，佛法鼎盛时期对文化教育、慈善福利工作的奉献，提供居士为佛教对社会的时代使命。
居士佛教的兴起
清朝末年，正当佛教在中国遇上最艰辛的时期，知识界即出现一位善知识，「杨仁山居士」弃官职而服务佛教事业，号召学术界，新文化青年，参与佛教之振兴工作，杨居士以身作则，为佛教的复兴而献身，专志结集失散的经书，刻经、流通、弘法，设立金陵刻经处，倡办佛教新学堂(祗洹精舍)，以现代教学方式教导佛学，善导佛教文化的发展，培养佛教知识青年，成为弘法人材，为振兴佛教发扬佛法做好准备，以大无畏精神，救国护教为誓愿。当时知识界人士响应杨居士之号召，投身佛学研究，佛法学习，修行以正确方向推动，佛教新一轮的发展开始了，奠定了佛法新时代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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