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许多佛学家，专以「居士佛教」这名词，号称在家集体学佛之精神，是一种新理念的学佛思维，以为学佛有所成者，即是「居士」。居士学佛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生，以人成佛成的理念学佛，这便是中国佛教学佛人的新思想。居士一词梵语称为Kulapati，意思即是「在家学佛者」，也称为「在家志于佛道者」。慧远大师在《维摩诘经疏》中说，居士有二义，(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二)在家学道，居家道士。
从广义上说，「居士佛教」一词，所称之「居士」是思想议题，它不仅是在家学佛，更进一步为弘扬佛法者。所以说，居士佛教除学佛外，亦包含佛法宣扬，也是佛教的护持者，藉居士身投入社会慈济工作，发扬佛家大乘思想之慈悲精神，喜舍的志愿。
居士学佛，历代不乏有人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理惑论》的作者牟子，和严佛调共译《法镜经》的安玄。依慧远在庐山结社念佛的刘遗民、雷次宗等皆堪称为大师级之佛教居士。另有白居易、裴休、苏东坡、张商英、袁了凡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居士。
清代居士佛教而论，杨仁山之前有，彭绍升、龚自珍、林则徐、罗有高、汪缙、戴震、魏源。杨仁山之后者有：谭嗣同、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欧阳渐、梅光羲、夏僧佑、吴雁舟、苏曼殊等。不过杨居士之前的居士学佛，是个别行动的，独立而间断的。杨居士之后的居士佛教，是集体性有组织的，也是连贯性居士团体，诸如居士林、念佛会、弘法会、精舍、莲社、觉社、佛学社、佛学研究会等等，皆是居士为佛教的继续生存，努力而设立的组织。
「居士佛教」在近代社会，是一种时尚现象的机缘，也是时事大势所趋的社会现实。居士组织皆为佛教的发展，佛法的发扬，努力而作出贡献。诚如梁启超在书中说，「居士学佛即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则依附以为名高者出矣」。这就是风气形成的原因，当时的士大夫阶级，为佛学风气所及，竞相投入佛法研究的行列，以修行实践的经验，教导信众了解佛法，并以佛学研究的成果，发表在文章论著中，流通世界各国各地，对当今佛教及教义的发扬，中华文化的发展，积极做出了贡献，亦促成以后的复兴汉传佛教，起了积极的领航作用，也是「居士佛教」在现代学术界中，从佛教居士的理念，发展起来的新思维，而在民间开展推动的机缘，因为居士团体的组织中，来自各行各业，除了工农商兵，乃至文化教育界、学术政治界等，在世界潮流之新政治环境中，兴起一股宏大的力量，影响深远，所以倍受各界关注和推崇。
纵观近代中国佛教史，杨仁山居士之后的中国佛教，因为佛书经典的汇集，鼓励学习佛法和研究，因而有了林立的佛学院，加以对寺院现代化的管理，提倡戒律，栽培佛教人材，尤其在家众坚持护持。教育和学术界人士的参与，佛法的学习，修行之积极，成为普遍现象，让社会人士重新认识佛教。因为佛教文化的振兴，佛教寺院形象的提升，出家众威仪庄严，并以修行为重点，在家众对佛法的提升，也有一些寺院在居士的参与下，积极推动佛教教育工作，设立佛学院，以佛法的教导使出家众得以入流，也有在家众，自筹办理佛教会组织和佛教学校，除了世学还有佛学教导，进而使大众对佛法的修行更为积极。
近代汉传佛教盛行，始于杨居士对当时佛教的改革成功。根据《当代中国佛教大师文集》总序文中说，伟大的宗教心灵，是社会最后的良心，也是生命意义最终的指归。在文中选取杨仁山居士为首，民国以来佛教十大师即：杨仁山、太虚大师、欧阳竞无、虚云老和尚、弘一大师、印光大师、圆英法师、吕澄居士、法尊法师、慈航大师，作为指标，这十位大师对当代佛教有其重要的贡献。
传承上，民国以来的佛教界，有两大系统，最受海内外重视，对当今佛教产生重大影响者：其一是以太虚大师为中心的出家学僧。其二为欧阳渐(竞无)为中心的在家佛教学者。两大师对振兴当今中国佛教，对宣扬佛法是积极而且影响深远。
太虚大师与欧阳大师皆师出杨仁山居士，尤其太虚就学于金陵祗洹精舍。欧阳继承杨居士遗志，处理刻经处，及祗洹精舍的事务，并自设有「支那内学院」，从事佛学研究，并培养佛学高等人材。他在北京大学发表一篇论文「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轰动一时。以后还有欧阳居士的首座弟子吕澄，续承欧阳之法相唯识学研究，并管理金陵刻经处。吕澄精通英、日、法、梵、藏语，当代佛学学力无出其右之佛学大师。王恩洋礼吕澄为师，王为北京大学教授，对佛学有所贡献，他着有《人生学》一书。太虚大师倡办武昌佛学院。其两位弟子：法尊、慈航，以大师之志为己志，沟通汉藏文化，提倡显密双修。
当代佛法大师，印顺导师是太虚大师的追随者，他一生对太虚尊敬和崇拜，但在学术上亦对太虚的「人生佛教」提出不同论点，所以提出「人间佛教」的理论来对治。导师在「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一文中指出，复兴中国佛教应有的思想，为防佛法衰退，唯有把佛教知识化、年青化、在家化。导师认为，如果中国佛教老是局限于衰老的，知识水平不足的，出家的，那么佛教的光明，将永远不会到来。
哈佛大学教授，哈维尔 Holmes Welch 说，杨仁山居士，被誉为「现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开创当代佛教，推动佛学研究的划时代大师。根据欧阳渐撰写之《杨仁山居士传》书中有说，惟居士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瑞甫善三论；而法相唯识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亦合伙矣。
居士佛教的时代使命
当今佛教组织，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寺院组织(二)教会组织。
寺院以出家人为主体，在家人为护法；教会则以在家人为主政，出家人为导师。这种僧俗合作的方式，在汉传佛教中由来已久，而且是成功的模式。原始佛教时期的优婆塞，优婆夷就是佛陀的护法者。护持正法，供养僧众，是佛陀对居士众的嘱咐，付予居士护法的任务。法会中居士也随僧众一起听法、一起学佛和修行，这便是佛陀时期，佛教组织的形式，也是居士学佛一向的规则和方法。
诸如佛经上说，维摩诘居士，胜曼夫人为佛法的正统性，协助佛陀教导修行众，得以如法修行，弃小归大，这便是居士为法的供养。还有王舍城之迦兰陀迦长者和频毗婆罗王，合资为佛陀承建第一座具规模之道场「竹园精舍」Venuvana。提供精舍，佛陀就有了住所及弘法道场，结束了佛陀住无定所，弘法没道场的难题，也改变了古印度沙门修行的方式。另外还有憍萨罗国之须达多长者，也为佛陀修建一座，佛教史上最著名的「祗树给孤园」Jatavana Tapindaka Vana，佛陀在这里宣讲般若经及法华经等，这也是居士为布施的供养。以后还有阿育王，迦腻色迦王通过政治的影响，把佛教普传印度全境，周边国家，并使之国际化，这便是－无畏施供养。
后记
秦汉年间佛教逐步传来，到了东汉才正式通过官方邀请，印度佛教大师，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把佛经大量输入，经过官方设立译场，长期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经典，到了隋唐翻译事业还不间断，鸠罗摩什、支谶、法显、玄奘、义净等大师的努力，逐渐完整了汉文系的佛教经藏。并通过官院及寺院的传播和学习，因而西来之佛法，在东方的中国盛行。佛教文化在中国经过漫长的传承，深入民间，对社会影响深远，而逐渐成为中国人信仰的宗教。因为佛家和儒家思想融汇贯通，形成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
中国佛教二千年传承的过程，丛林是出家人居住和修行之处，在家人为香客对丛林之护持和供养。丛林的制度各分宗派，宗脉对立，各自为政，戒律分明，制度严谨，修行弘法是丛林一贯的规范，尤其对教育的重视，佛教文化源远流长，这段时期佛法流通，经诵念佛，声响不绝，*轮长转。
朝代轮替，战火绵绵，局势多变，佛教文化教育的中断，影响佛法的传承，中国佛教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清朝，寺院乃至丛林，基本上已沦落为香火庙，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壮观雄伟的丛林，仅仅是佛教的外表形象，佛像之高大，香火的鼎盛，仅是一种外表象征。因为失去文化内涵，佛法就难以存在，一部大藏经深锁在书柜内，那仅是门面装饰。僧众信众都对佛法的不了解，加上禅宗所谓「不立文字」，净土宗「一句弥陀」的误解，使佛法失去其光茫，致佛教沦丧。
当佛教进入了衰退期，奄奄一息之际，激起了「居士佛教」的新意识而催生，文化界一批新青年，群起研究佛学，学习佛法，为保护佛教，使寺产得以保存，兴起一股政治力量，聚集人材资源，群策群力，设立佛学院，组织教团教会，刻经板，印佛书流通，推动佛学，学习佛法，为佛教文化源远流长而努力。在短短的一段时期内，居士组织之教会，遍布社会各阶层，各宗分庭，各派林立，也有三乘共扬之居士林，唯正信佛教之发展，让信众自选修行方向，并深入社会的文化教育、慈善福利事业推动，为发扬人间佛教的慈悲喜舍精神。现时代的佛教，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有了竞争，也有了合作，更显著佛教文化的精彩，这是现实时代，佛教事业发展的新趋势。
结语
居士学佛和僧众是一样的，以佛法为学，以戒为修。不同之处，居士应加以布施供养，以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为社会做福利众生的工作，同时对僧众之护持，负起居士为佛教的责任。布施供养也是居士学佛、修行的助缘功德。佛教一向主张由智慧得正见，而不是由盲信而生信仰，居士也应有如是知见的学佛。
佛陀制戒，僧俗各有不同，因为居士学佛非全职修行者，而是社会的生产者，因而要负起布施供养，护持正法的任务。所以佛陀以五戒、八戒，乃至十善法，付予居士修行所依。然而僧众的修行以戒为先，设有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则有三百五十戒，这些戒律对修行人来说，是为清净道业，以求早日开悟，以报答众生恩乃至佛恩。
从佛法上说，修行是为了清净道业，道业清净是为了开悟。开悟是为成佛，成佛就是修行的目的，也是为了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居士学佛也应该以涅槃境界为止境。
谨以祖师语和大家共勉。六祖惠能大师曰：见闻转诵是小乘，悟解法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缘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最后真诚的祝愿，佛菩萨保佑，各位福慧双全，身心安泰，事业有成。
《居士佛教的使命(蔡明田)》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