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容亵渎的尊嚴 第叁節 學術研究的誤區(8)
當今社會中的佛教學術研究者,大多聲明自己僅持純學術態度。作爲一個現代文明人,他們當然懂得跟“陳舊的信仰”劃清界限的意義。然而,他們不曾料到,自己心中緊執不放的,恰恰是極其陳舊機械的世界觀、方法論和“研究成果”。這些僞科學的態度和觀念,決定了他們終其一生亦難窺佛教堂奧。
世間學術界的行情,其實也不是個秘密。特別是在彈性甚大的人文科學領域,出現些將錯就錯難得糊塗的現象,更不稀奇。就在當代日本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高等學府,還依然把佛教跟印度教擱一塊兒研究,每每相提並論。譬如,東京大學裏就有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室”,裏面的先生們也念得些梵文、巴利文,頗能唬住外行。可細勘之下,就不是那麼回事了。我們知道,讀日本的碩士爲期兩年,博士是叁年,在這五年之內要把梵文、巴利文等學精學通,是有相當難度的。大小顯密的佛教法義,浩如煙海的叁藏十二部,學不學呢?當然也需要下些功夫。叁學方面的問題更大,試問:所裏的先生有幾個持著清淨的居士戒、沙彌戒或近圓戒?有幾個有起碼的禅定經驗?有幾個真實斷除了少分煩惱障、所知障?沒了必要的戒學、定學根柢,沒了起碼的宗教信仰和感情,象牙塔裏斯文清雅的嘴皮功夫不淪爲幹慧、邪慧乃至狂慧才怪哩!所以到頭來,一個學生能在五年中粗通那幾門傷腦筋的外語,用來作點皮相上的經典比對工作,就可以慷慨地送他頂博士帽了。這樣流入社會的“佛學研究者”,要是站到那些數十年(甚至多生累劫)如一日地精進修學佛法,教、證功德巍巍的古德面前,怕是恨不能找條地縫鑽進去吧!
除了日本本國的學生,還有一些來自臺灣或大陸的年輕人在這些大學或所裏“深造”(或曰“鍍金”)。他們嗣後大多成了不同程度影響中國佛教界的“新鮮血液”。後人要拿到渴求的學位,就需要努力背誦東瀛教授從殖民地時代傳下的教科書。熬到自己走上講臺的那一天,照本宣科地維系得之不易的學術傳承的合法性,自然又成了確保本血統既得利益的要務。只有不想拿學位、不想臉上鍍金的人,才想得起對這套體現了工業社會嚴密周轉特性的循環體系提出異議;所以這種不受歡迎的聲音在學術界一般都不多。——有資格作報告、出專著的人士,多是這套有效運作機製的實際受惠者,以及更早時就開始犯錯誤的老一輩先生的乖學生。更何況,他們都是懂得安分守己的“良民”,就這樣悠悠地過小日子——大方向不動、細節上補充,難道不也是智者之風麼?大的學術氣候一旦定型,其特有的慣性運動自然神氣十足勢不可擋。荒誕的創業期定下的基調,就這樣被一代又一代的佛教學術研究者們奉爲了圭臬。
既然整個大乘佛法都被這些儀表堂堂衣冠楚楚的先生們認定爲“非佛說”,並以此爲前提而加以“研究”,那麼“密乘非佛說”、“密教興而佛教亡”等趁熱打鐵的論調冒出來,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突破口一旦打開,學術研究上順藤摸瓜、擴大戰果的傳統行爲方式,自然會爆發出巨大的能量。這一點,人們見慣不驚。較之于小乘教法,理解、承許大乘佛法顯然需要更大的信心和智慧。同樣,相對于顯宗,理解、承許密宗當然需要更高的素質。這對于缺乏宗教情懷並且習慣于鼓動想象翅膀的學術研究者來說,當然不是件容易事。于是,他們也就心安理得地去爲自己所不能理解的問題尋找自己所能理解的答案了。
如果整個大乘佛教都出了問題,那麼金剛密乘自難幸免;反過來,羞辱“大乘非佛說”的理由,大多也對成立密宗的清淨性同樣有效。例如,《大乘莊嚴經論成宗品》裏的多項正因,內道聖祖的無漏智慧和神通波羅蜜的現量觀照力,解凍了的現代時空觀,以及泛進化論史觀、粗劣的比對手法、人本主義思想、庸俗唯物論和庸俗唯理論的貧困等等,都是大乘顯密佛子共同歡喜之處。
于此不妨做一番簡要的勾勒:“密乘非佛說”源自“大乘非佛說”,“大乘非佛說”源自純學術性佛教研究,純學術性佛教研究源自對科學和理性的盲目崇拜,科學和理性的受寵又源自與順世外道同流的人本主義思潮的興起和泛濫。再從佛教學術研究的具體失誤進行分析:首先是在大乘教義、時間空間等問題上陷入迷宮,于是“想當然”地從所謂科學和理性的日常生活經驗與牛頓機械世界觀出發,將佛教的甚深教義和超常境界視爲異端並予歧視;在缺乏足夠敬重的氣候下,主觀臆斷、自負逞能的人性劣根性受到激勵,于是進一步以縱向的泛進化論史觀和橫向的機械類比爲主線,展開自由狂想,進行藝術加工……盡管門面上花枝招展,但就本質而言,事實就是這樣!
“大乘非佛說”、“密乘非佛說”、“密教興而佛教亡”等歪理邪說,反映了陳舊僵化的世界觀和思維模式,也反映了一個變蕩扭曲的時代。照明治時代標准看,泛進化論思想、牛頓機械時空觀以及比較宗教學等,也可算是相當“先進”的西洋學術觀念了。但不幸的是,它們卻在佛教面前栽了大跟頭,犯了大錯誤。
明治時期,正趕上西洋近代科學和物質文明的飛速發展,還沒有暴露出明顯的缺陷,這自然容易引發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把當時有限的學科知識和學術理念教條化、擴大化。同時,東方傳統文化亦隨之大爲“貶值”。于是,本應向佛教求取救贖的靈魂,竟然覺得被賦予了向佛教發號施令的權利。但事實證明,西方發散性的文化戰車如今已開進死胡同,西方人在自我異化的困境中,面臨著空前的價值失落和精神荒漠。所以,重估東西方文化的價值和地位,肅清血腥的殖民地時期留下的邪說流毒,應該是時候了!貌似前衛的反傳統的佛教學術研究,既然在本質上是極其腐朽落伍的精神垃圾和僞科學盲動,那麼,它也理所當然地該壽終正寢了!
麥克斯韋曾這樣回顧(到他爲止的)光的理論的發展:“關于光的本質有兩種學說,即微粒說及波動說。我們如今習于相信波動說了,那是因爲所有相信微粒說的人都已經死了。”
普朗克也發出過這樣的感慨:“一項重要的科學發明創造,很少是逐漸地爭取和轉變它的對手而獲得成功的:掃羅變成保羅的事是罕見的。而一般的情況是,對手們逐漸死去,成長中的一代從一開始就熟悉這種觀念。”
作爲虔誠的佛教徒,特別是虔誠的大乘佛教徒,我們當然時時祈願所有人都健康長壽、快樂幸福。然而這並不能保證,那些頑固地執持著腐朽僵化的思維模式和錯誤觀念的人,在真理面前,不會雖生猶死。
新時代呼喚一種開放型的文化心態,這種心態將體現出對未知世界的充分尊重,體現出對宇宙、生命奧秘的深深敬畏,同時,也體現出對自己良心和人格的珍惜。承認我們現在懂得太少太少,承認我們的思維分別的確存在嚴重局限,承認還有無限的奧秘和神奇等待誠懇而謙慎的心靈去感悟,這樣做,只會給人類帶來無盡的驚喜、安樂和尊嚴。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種狹隘的所謂批判性研究姿態。批判別人,就隱含著認可自己。那又從何而知自己絕對正確呢?他們會說:因爲我們現在所運用的觀念和方法,在現在是最先進的。故知,輕狂的批判傳統的風潮,實是源自對自身所處時代的優越感。可是,又憑什麼來保障你“現在”的“(學)術”的觀念和方法永不過時,總是絕對正確呢?不是根據你所信賴的進化史觀,社會和文化都在不斷更新、進步、積累和發散嗎?難道你“現在”引以爲豪的學科知識會成爲一個不和諧的例外,再沒有改寫的余地了嗎?
因此有必要提醒一聲,相對于古人的優越感以及看似沒跟上潮流的同代人的優越感,其實是帶有很大的曆史局限性的。曆史給你的這種暫時的美妙幻覺,遲早會由曆史親手收回,這期間若是過于失態,那麼,優越感變成恥辱感,僅一步之遙!
一見到與自己既有觀念相沖突的“反常”現象,就不假思索地下定論、搞批判,這種機械思維模式和不穩重心態與自在勝妙的精神世界發生碰撞時不出毛病,那才奇怪。因此,完全以凡夫實執分別心和人本主義思想爲出發點的純學術性佛教研究給如來聖教帶來的一切麻煩,我們都不妨看作是偉大的生命智慧在不正常的境遇下所應受到的正常對待。真金不怕火煉,最終被煉掉的只能是粗俗、淺薄和邪惡!
對心識所幻現的粗浮色法的擅長,是否就代表西方發散性文化在廣闊神秘得多的精神領域能同樣出色,擁有同樣的發言權?是否就代表它有資格對徹底超離十八界及二元對立的世俗層面的如來聖教指手劃腳?如果完全背離事物固有特性和規律的盲動,也能算是“科學”的話,那這世上還有什麼不能稱之爲“科學”的呢?探索“人如何能(在物質上)活得更好”,難道比探索“人爲什麼活著”,還要重要嗎?對于東西方文化的根本差異和特有價值,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萬勿削足適履喪本叛祖。否則,可就真的是“良心的大大的壞了”!
當然,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科學和理性就一無是處。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以及探索物質世界、相對層面的規律時,它們還是很有用的。乃至在聞思修學佛法的過程中,意識分別心也具有重要作用,通過如理作意反複熏習正知正見,是絕大多數修行人悟入真如的前提。但是,如果不對凡夫分別心以及科學、理性的根本缺陷獲得深刻認識,隨便將其作用和地位無限擴大化,那就很難讓人苟同了。
如果把科學和理性的根本精神理解成“實事求是”沒錯的話,那麼,無倒揭示了世俗和勝義實相的佛教,就不應當是科學和理性的對立面。或許是因爲在兩千多年前就冥契低熵價值觀、徹底破除了一切“頑固地堅持著的幻覺”、重估了人和世界的本末關系等等過于神奇,以致如來聖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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