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容亵渎的尊严 第三节 学术研究的误区(8)
当今社会中的佛教学术研究者，大多声明自己仅持纯学术态度。作为一个现代文明人，他们当然懂得跟“陈旧的信仰”划清界限的意义。然而，他们不曾料到，自己心中紧执不放的，恰恰是极其陈旧机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研究成果”。这些伪科学的态度和观念，决定了他们终其一生亦难窥佛教堂奥。
世间学术界的行情，其实也不是个秘密。特别是在弹性甚大的人文科学领域，出现些将错就错难得糊涂的现象，更不稀奇。就在当代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高等学府，还依然把佛教跟印度教搁一块儿研究，每每相提并论。譬如，东京大学里就有个“印度学佛教学研究室”，里面的先生们也念得些梵文、巴利文，颇能唬住外行。可细勘之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知道，读日本的硕士为期两年，博士是三年，在这五年之内要把梵文、巴利文等学精学通，是有相当难度的。大小显密的佛教法义，浩如烟海的三藏十二部，学不学呢？当然也需要下些功夫。三学方面的问题更大，试问：所里的先生有几个持着清净的居士戒、沙弥戒或近圆戒？有几个有起码的禅定经验？有几个真实断除了少分烦恼障、所知障？没了必要的戒学、定学根柢，没了起码的宗教信仰和感情，象牙塔里斯文清雅的嘴皮功夫不沦为干慧、邪慧乃至狂慧才怪哩！所以到头来，一个学生能在五年中粗通那几门伤脑筋的外语，用来作点皮相上的经典比对工作，就可以慷慨地送他顶博士帽了。这样流入社会的“佛学研究者”，要是站到那些数十年(甚至多生累劫)如一日地精进修学佛法，教、证功德巍巍的古德面前，怕是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吧！
除了日本本国的学生，还有一些来自台湾或大陆的年轻人在这些大学或所里“深造”(或曰“镀金”)。他们嗣后大多成了不同程度影响中国佛教界的“新鲜血液”。后人要拿到渴求的学位，就需要努力背诵东瀛教授从殖民地时代传下的教科书。熬到自己走上讲台的那一天，照本宣科地维系得之不易的学术传承的合法性，自然又成了确保本血统既得利益的要务。只有不想拿学位、不想脸上镀金的人，才想得起对这套体现了工业社会严密周转特性的循环体系提出异议；所以这种不受欢迎的声音在学术界一般都不多。——有资格作报告、出专著的人士，多是这套有效运作机制的实际受惠者，以及更早时就开始犯错误的老一辈先生的乖学生。更何况，他们都是懂得安分守己的“良民”，就这样悠悠地过小日子——大方向不动、细节上补充，难道不也是智者之风么？大的学术气候一旦定型，其特有的惯性运动自然神气十足势不可挡。荒诞的创业期定下的基调，就这样被一代又一代的佛教学术研究者们奉为了圭臬。
既然整个大乘佛法都被这些仪表堂堂衣冠楚楚的先生们认定为“非佛说”，并以此为前提而加以“研究”，那么“密乘非佛说”、“密教兴而佛教亡”等趁热打铁的论调冒出来，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突破口一旦打开，学术研究上顺藤摸瓜、扩大战果的传统行为方式，自然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这一点，人们见惯不惊。较之于小乘教法，理解、承许大乘佛法显然需要更大的信心和智慧。同样，相对于显宗，理解、承许密宗当然需要更高的素质。这对于缺乏宗教情怀并且习惯于鼓动想象翅膀的学术研究者来说，当然不是件容易事。于是，他们也就心安理得地去为自己所不能理解的问题寻找自己所能理解的答案了。
如果整个大乘佛教都出了问题，那么金刚密乘自难幸免；反过来，羞辱“大乘非佛说”的理由，大多也对成立密宗的清净性同样有效。例如，《大乘庄严经论成宗品》里的多项正因，内道圣祖的无漏智慧和神通波罗蜜的现量观照力，解冻了的现代时空观，以及泛进化论史观、粗劣的比对手法、人本主义思想、庸俗唯物论和庸俗唯理论的贫困等等，都是大乘显密佛子共同欢喜之处。
于此不妨做一番简要的勾勒：“密乘非佛说”源自“大乘非佛说”，“大乘非佛说”源自纯学术性佛教研究，纯学术性佛教研究源自对科学和理性的盲目崇拜，科学和理性的受宠又源自与顺世外道同流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泛滥。再从佛教学术研究的具体失误进行分析：首先是在大乘教义、时间空间等问题上陷入迷宫，于是“想当然”地从所谓科学和理性的日常生活经验与牛顿机械世界观出发，将佛教的甚深教义和超常境界视为异端并予歧视；在缺乏足够敬重的气候下，主观臆断、自负逞能的人性劣根性受到激励，于是进一步以纵向的泛进化论史观和横向的机械类比为主线，展开自由狂想，进行艺术加工……尽管门面上花枝招展，但就本质而言，事实就是这样！
“大乘非佛说”、“密乘非佛说”、“密教兴而佛教亡”等歪理邪说，反映了陈旧僵化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也反映了一个变荡扭曲的时代。照明治时代标准看，泛进化论思想、牛顿机械时空观以及比较宗教学等，也可算是相当“先进”的西洋学术观念了。但不幸的是，它们却在佛教面前栽了大跟头，犯了大错误。
明治时期，正赶上西洋近代科学和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还没有暴露出明显的缺陷，这自然容易引发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把当时有限的学科知识和学术理念教条化、扩大化。同时，东方传统文化亦随之大为“贬值”。于是，本应向佛教求取救赎的灵魂，竟然觉得被赋予了向佛教发号施令的权利。但事实证明，西方发散性的文化战车如今已开进死胡同，西方人在自我异化的困境中，面临着空前的价值失落和精神荒漠。所以，重估东西方文化的价值和地位，肃清血腥的殖民地时期留下的邪说流毒，应该是时候了！貌似前卫的反传统的佛教学术研究，既然在本质上是极其腐朽落伍的精神垃圾和伪科学盲动，那么，它也理所当然地该寿终正寝了！
麦克斯韦曾这样回顾(到他为止的)光的理论的发展：“关于光的本质有两种学说，即微粒说及波动说。我们如今习于相信波动说了，那是因为所有相信微粒说的人都已经死了。”
普朗克也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一项重要的科学发明创造，很少是逐渐地争取和转变它的对手而获得成功的：扫罗变成保罗的事是罕见的。而一般的情况是，对手们逐渐死去，成长中的一代从一开始就熟悉这种观念。”
作为虔诚的佛教徒，特别是虔诚的大乘佛教徒，我们当然时时祈愿所有人都健康长寿、快乐幸福。然而这并不能保证，那些顽固地执持着腐朽僵化的思维模式和错误观念的人，在真理面前，不会虽生犹死。
新时代呼唤一种开放型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将体现出对未知世界的充分尊重，体现出对宇宙、生命奥秘的深深敬畏，同时，也体现出对自己良心和人格的珍惜。承认我们现在懂得太少太少，承认我们的思维分别的确存在严重局限，承认还有无限的奥秘和神奇等待诚恳而谦慎的心灵去感悟，这样做，只会给人类带来无尽的惊喜、安乐和尊严。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狭隘的所谓批判性研究姿态。批判别人，就隐含着认可自己。那又从何而知自己绝对正确呢？他们会说：因为我们现在所运用的观念和方法，在现在是最先进的。故知，轻狂的批判传统的风潮，实是源自对自身所处时代的优越感。可是，又凭什么来保障你“现在”的“(学)术”的观念和方法永不过时，总是绝对正确呢？不是根据你所信赖的进化史观，社会和文化都在不断更新、进步、积累和发散吗？难道你“现在”引以为豪的学科知识会成为一个不和谐的例外，再没有改写的余地了吗？
因此有必要提醒一声，相对于古人的优越感以及看似没跟上潮流的同代人的优越感，其实是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的。历史给你的这种暂时的美妙幻觉，迟早会由历史亲手收回，这期间若是过于失态，那么，优越感变成耻辱感，仅一步之遥！
一见到与自己既有观念相冲突的“反常”现象，就不假思索地下定论、搞批判，这种机械思维模式和不稳重心态与自在胜妙的精神世界发生碰撞时不出毛病，那才奇怪。因此，完全以凡夫实执分别心和人本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纯学术性佛教研究给如来圣教带来的一切麻烦，我们都不妨看作是伟大的生命智慧在不正常的境遇下所应受到的正常对待。真金不怕火炼，最终被炼掉的只能是粗俗、浅薄和邪恶！
对心识所幻现的粗浮色法的擅长，是否就代表西方发散性文化在广阔神秘得多的精神领域能同样出色，拥有同样的发言权？是否就代表它有资格对彻底超离十八界及二元对立的世俗层面的如来圣教指手划脚？如果完全背离事物固有特性和规律的盲动，也能算是“科学”的话，那这世上还有什么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呢？探索“人如何能(在物质上)活得更好”，难道比探索“人为什么活着”，还要重要吗？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和特有价值，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万勿削足适履丧本叛祖。否则，可就真的是“良心的大大的坏了”！
当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科学和理性就一无是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及探索物质世界、相对层面的规律时，它们还是很有用的。乃至在闻思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意识分别心也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如理作意反复熏习正知正见，是绝大多数修行人悟入真如的前提。但是，如果不对凡夫分别心以及科学、理性的根本缺陷获得深刻认识，随便将其作用和地位无限扩大化，那就很难让人苟同了。
如果把科学和理性的根本精神理解成“实事求是”没错的话，那么，无倒揭示了世俗和胜义实相的佛教，就不应当是科学和理性的对立面。或许是因为在两千多年前就冥契低熵价值观、彻底破除了一切“顽固地坚持着的幻觉”、重估了人和世界的本末关系等等过于神奇，以致如来圣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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