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識，大體也被視爲唯識系經典，然其中亦含如來藏系思想，而《金光明經》則是體系化的總合。

　　 此一時期，除了將初期經典加以增廣、彙集之外，並成立頗多含陀羅尼(例如顯示地藏信仰原始形態的《地藏十輪經》)的經典。

　　 ［後期大乘經典］在中期時，猶如相應于《般若經》的《中論》、相應于如來藏系經典的《寶性論》、相應于唯識系經典的《瑜伽師地論》，從中可看出經典與論書已有平行的現象。其後，由于著重論書，大乘佛教遂傾向閉鎖于僧院中。另一方面，在家者經常與印度咒術性的民間信仰接觸，舉行以陀羅尼、特殊印契、曼荼羅爲中心的儀式，采用《華嚴經》等大乘教理，因而逐漸完成密教的體系。《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中的原始部分，六世紀時業已成立，從中可以看出密教性的雜多信仰形態；七世紀成立的密教兩大經典《大日經》與《金剛頂經》，系以大日如來爲中心，確立象征佛之慈悲與智慧的胎、金兩界曼荼羅之構想，並詳述成佛的過程及其儀軌。在修行上，與佛之法身成爲一體的瑜伽，頗受重視。《秘密集會》一書，即詳述此中之方法。

　　 ［參考資料］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の研究》；靜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の成立過程》。”

　　 就是這個平川彰，還在《大乘佛教とは何か》一書中說：“小乘佛教中，佛陀是“導師”，是說法的佛。由于重視被說的“法”，因此，對于能說者的“佛”之研究，並沒有特別發展。而大乘佛教的佛陀，由于被要求是一位救渡者，因此産生其救渡的能力及如何救渡等疑問，其“救渡力”被強調，從而以之爲超人的理論根據亦被研究。初期大乘佛典中，已有非常進步的佛陀觀出現。例如謂阿閦佛建立淨土一事，在成立極早的《道行般若經》中已可見及。《道行般若經》沒有言及阿彌陀佛，但在同是成立頗早的《般舟叁昧經》中曾提及，而講述阿彌陀佛建立淨土及救渡衆生的《大阿彌陀經》其成立也早。其次，在《法華經》中說久遠實成的釋迦，《華嚴經》說遍滿世界的毗盧舍那佛。這些佛的能力皆遠超勝于印度的釋尊，具有無限光明與無限的壽命及不可思議的神通力，是真理之人格化。其後，佛陀的本質及威力的根據被更深入的探究，乃至有法身、報身、應身等佛身論産生。(參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希有的佛功德，慈悲的菩薩大行，是部派佛教所共傳共信的。這些傳說，與現實人間的佛──釋尊，有些不協調，因而引出了理想的佛陀觀，現在十方有佛與十方淨土說。”等等。這些都是很露骨的誹謗佛寶的言論。——引者注)進而與法身有關的法性、法界、真如等思想也發展開來。

　　 像這樣，研究佛陀的本質，發展出種種佛身論，這是大乘的特色。”

　　 日本著名的《望月佛教大辭典》雲：“在大乘經之教義方面，《維摩》、《法華》、《涅槃》等系分別生、法二身；《楞伽》、《金光明》、《無上依》等諸經立法、報、化叁身之別；《般若》、《法華》等經單舉六識；《深密》、《楞伽》、《佛地》、《密嚴》等經說阿賴耶等八識，亦足以表示經典成立之前後順序。”

　　 寫《楞嚴百僞》的那個呂澄，也在《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中湊熱鬧：“關于大乘學說思想的來源，各國學者的研究尚未得到明確的結論。對大乘學說的形成，佛教各個部派都曾給予一定的影響，但一般認爲大乘與大衆部的關系，更密切些。……關于大乘思想的起源，現在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績，但還沒有完全解決。早年日本曾動員十幾名學者專門研究，發表了《大乘佛教的成立史的研究》一書，但是受到資料限製，也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西洋人的研究就更差了，他們占有的資料更不完備。……大乘學說的源流，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曆史根源方面，二是社會根源方面。曆史根源方面，可從保存下來的文獻裏去探究。從現存資料看，大乘學說是從部派佛學發展來的，各部派對它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其中大衆系的幾派，對它的影響尤深。大衆系各派的思想，後來漸趨大乘化，逐漸發展，終于有了獨立的大乘的一派。當然這並非說部派後來轉化成了大乘，而是說大乘吸收了各部派的特長獨立發展的。從大衆系保留下的許多學說中，有些就很接近大乘思想，如前面所說的方廣部就是。不僅如此，後來的大乘學者們自己也有此看法。漢譯資料中有真谛譯的《部執異論》，據他在譯記裏說，大衆系內部分裂，即因對內部流行的大乘經有信有不信引起的。他還說，多聞部的分出，是由于有位在雪山修行的人(多聞部主)出來宣揚一種深奧思想。所謂“深”，就是超出小乘的大乘思想。後來玄奘去印時，還有這樣的傳統看法︰原在南方的大衆系，以後發展出案達部，再後有方廣部，它們以斯裏蘭卡的無畏山寺爲根據地，那裏本來是流行上座系的，這時方廣與上座取得調和，同時並存。玄奘認爲無畏山的上座已非純粹的上座，應名爲“大乘上座”。據此，玄奘似乎也把方廣看得與大乘差不多了。

　　 從上述事實看，大乘思想與大衆系的關系，完全可以肯定。但是，大乘思想，還與其他部派有關。以法藏部說，它發展了本生說，編成爲一類“菩薩藏”，這是很特殊的。其他部派只把本生放在雜藏內，或分散于各經籍中，並不獨立爲一藏。大乘擴大菩薩在成佛以前的修行方法，把與之相關的種種行事分爲六類(六度、六波羅蜜)而都可以得到解脫，這一思想，就與法藏部的重視本生有關。其次，正量部關于業力的說法，六道(有阿修羅道)的說法，五類法(即叁世、無爲、不可說法)的說法，也都爲大乘所吸收。

　　 再從大乘思想發生的社會條件看，它産生並流行于案達羅和笈多兩王朝，也不是偶然的。當時兩王朝在政治上已出現了一個統一的局面，而佛教內部呢，仍日趨分歧，各行其是，實難以適應形勢的發展，這就迫使佛教不得不向統一的方向努力。但是，小乘各部，因循守舊，是不大講通融的，只有新興的大乘，既超然于各部之上，又能吸取諸部之長，有資格擔負組織新說適應統一形勢的重任。再說，案達羅和笈多兩王朝對佛教都不大支持，這就迫使大乘向下層發展以求得群衆的支持。關于這點，大衆部與正量部都是有基礎的，南方大衆系案達部，是向平民群衆宣傳的，正量部主要受到商人的崇信，大乘就是在兩部已有的群衆基礎上興起的，所以在學說中，就反映了這些階層的思想意識。平民群衆從事體力生産，有自發的創造思想，商人追求實際利益，也有些創發傾向，因而大乘思想裏就多少表現出創新的傾向了。另外，商人爲了謀利，常與統治者發生矛盾，希望政治有所改良，大乘經中有一部分講到治理國家的問題，這當然只是從維護商人立場出發的，不能說即符合平民的要求。從這些背景看，可以認識到大乘學說産生的社會基礎。”

　　 ……

　　 滿以爲春風得意的佛教學術研究者們有多麼高妙之見，可從上面引述的文字中，有智慧、有信仰的佛教徒一眼就能看穿：依舊是凡夫戲論分別心的懸想計度，依舊是喋喋不休的硬性比對、浪漫聯想、大膽跳躍、自由推測、捕風捉影、牽強附會、主觀臆造、先入之見……

　　 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是始自達爾文時代的流行觀念。因而，從小乘發展出大乘，從顯宗發展出密宗，從現實中的悉達多太子、作爲曆史人物的佛陀“發展出種種佛身論”……，此等染上濃重“泛進化論”色彩的慣性思維模式，在精于模仿、比對的日本學者腦海中迅速搭建起來，就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一百多年來，生物進化論確實産生了很大影響(當前它正受到史前文明、分子生物學等新知識的一定挑戰)，但是，在無縫印合終極真理並于虛幻不實的現象界得大自在的佛法面前，還要死搬硬套地奏響“進化論狂想曲”舞上一通，那就明顯有些失態了！

　　 明治初年引入西洋學術理念的佛教人士，其本意大概是想給佛教塗上些科學和理性的光環，借以軟化新舊敵對勢力的攻擊，爲佛教謀條生路。若是見到嗣後的混亂、失控狀態，他們會不會噬臍莫及呢？

　　 日本佛教的悲劇，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教訓，強烈提示我們：如果不首先進行全盤規劃，從宏觀上掌控戰略全局，就手忙腳亂地投入變革或引進，那是很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的！

　　 日人的戰略性失策，不曾想卻陰差陽錯地給了中國的印順等人莫大的鼓舞和啓迪。于是，這個“天文愛好者”同時又以“生物愛好者”、“激進跟風者”、“哈日先鋒”等多重身份出現，美滋滋地把日人的謬誤撿起來當作寶貝，揩了又揩。仿佛不這樣，便無以表達自己的前衛和新潮。

　　 一些人物，一套觀念，總要受到特定的社會背景的影響。除了“大日本文化皇軍”的赫赫威勢，清末民初進化論風靡中國的盛況，也應該對印順等人很有激勵。當時，國人對洋氣十足的進化論的狂熱，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呢？這可借用一位文化名人錢某的一句驚人之語來說明，那句話是——

　　 “四十歲以上的人都可以槍斃！”

　　 這句能讓不少上點年紀的人暈過去的話，訴說的是一個古老民族的時代悲哀，訴說的是一段辛酸、變態的文化史。

　　 事情鬧得連魯迅先生都看不下去了，因此在錢某一過不惑之年後，先生便趕緊寫詩諷喻道：“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

　　 所以印順法師是應當感謝魯迅先生的，因爲正是先生的仗義直言，才讓(活了一百歲的)他失去了被自己的進化論同黨拉出去槍斃掉兩次半的機會。

　　 一場虛驚！

　　 就算是沒有瑕疵的優秀科學理論，在那個近乎癡狂的年代中，不出問題，也是怪事！

　　 關于那股風潮，《太虛大師年譜》裏有述及：“民國九年，一九二０(己未～庚申)，大師叁十二歲。時應用進化論之曆史考證法，…

《第四章 不容亵渎的尊嚴 第叁節 學術研究的誤區(3)》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