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识，大体也被视为唯识系经典，然其中亦含如来藏系思想，而《金光明经》则是体系化的总合。

　　 此一时期，除了将初期经典加以增广、汇集之外，并成立颇多含陀罗尼(例如显示地藏信仰原始形态的《地藏十轮经》)的经典。

　　 ［后期大乘经典］在中期时，犹如相应于《般若经》的《中论》、相应于如来藏系经典的《宝性论》、相应于唯识系经典的《瑜伽师地论》，从中可看出经典与论书已有平行的现象。其后，由于着重论书，大乘佛教遂倾向闭锁于僧院中。另一方面，在家者经常与印度咒术性的民间信仰接触，举行以陀罗尼、特殊印契、曼荼罗为中心的仪式，采用《华严经》等大乘教理，因而逐渐完成密教的体系。《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中的原始部分，六世纪时业已成立，从中可以看出密教性的杂多信仰形态；七世纪成立的密教两大经典《大日经》与《金刚顶经》，系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确立象征佛之慈悲与智慧的胎、金两界曼荼罗之构想，并详述成佛的过程及其仪轨。在修行上，与佛之法身成为一体的瑜伽，颇受重视。《秘密集会》一书，即详述此中之方法。

　　 ［参考资料］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の研究》；静谷正雄《初期大乘佛教の成立过程》。”

　　 就是这个平川彰，还在《大乘佛教とは何か》一书中说：“小乘佛教中，佛陀是“导师”，是说法的佛。由于重视被说的“法”，因此，对于能说者的“佛”之研究，并没有特别发展。而大乘佛教的佛陀，由于被要求是一位救渡者，因此产生其救渡的能力及如何救渡等疑问，其“救渡力”被强调，从而以之为超人的理论根据亦被研究。初期大乘佛典中，已有非常进步的佛陀观出现。例如谓阿閦佛建立净土一事，在成立极早的《道行般若经》中已可见及。《道行般若经》没有言及阿弥陀佛，但在同是成立颇早的《般舟三昧经》中曾提及，而讲述阿弥陀佛建立净土及救渡众生的《大阿弥陀经》其成立也早。其次，在《法华经》中说久远实成的释迦，《华严经》说遍满世界的毗卢舍那佛。这些佛的能力皆远超胜于印度的释尊，具有无限光明与无限的寿命及不可思议的神通力，是真理之人格化。其后，佛陀的本质及威力的根据被更深入的探究，乃至有法身、报身、应身等佛身论产生。(参见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希有的佛功德，慈悲的菩萨大行，是部派佛教所共传共信的。这些传说，与现实人间的佛──释尊，有些不协调，因而引出了理想的佛陀观，现在十方有佛与十方净土说。”等等。这些都是很露骨的诽谤佛宝的言论。——引者注)进而与法身有关的法性、法界、真如等思想也发展开来。

　　 像这样，研究佛陀的本质，发展出种种佛身论，这是大乘的特色。”

　　 日本著名的《望月佛教大辞典》云：“在大乘经之教义方面，《维摩》、《法华》、《涅槃》等系分别生、法二身；《楞伽》、《金光明》、《无上依》等诸经立法、报、化三身之别；《般若》、《法华》等经单举六识；《深密》、《楞伽》、《佛地》、《密严》等经说阿赖耶等八识，亦足以表示经典成立之前后顺序。”

　　 写《楞严百伪》的那个吕澄，也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凑热闹：“关于大乘学说思想的来源，各国学者的研究尚未得到明确的结论。对大乘学说的形成，佛教各个部派都曾给予一定的影响，但一般认为大乘与大众部的关系，更密切些。……关于大乘思想的起源，现在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早年日本曾动员十几名学者专门研究，发表了《大乘佛教的成立史的研究》一书，但是受到资料限制，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西洋人的研究就更差了，他们占有的资料更不完备。……大乘学说的源流，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历史根源方面，二是社会根源方面。历史根源方面，可从保存下来的文献里去探究。从现存资料看，大乘学说是从部派佛学发展来的，各部派对它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中大众系的几派，对它的影响尤深。大众系各派的思想，后来渐趋大乘化，逐渐发展，终于有了独立的大乘的一派。当然这并非说部派后来转化成了大乘，而是说大乘吸收了各部派的特长独立发展的。从大众系保留下的许多学说中，有些就很接近大乘思想，如前面所说的方广部就是。不仅如此，后来的大乘学者们自己也有此看法。汉译资料中有真谛译的《部执异论》，据他在译记里说，大众系内部分裂，即因对内部流行的大乘经有信有不信引起的。他还说，多闻部的分出，是由于有位在雪山修行的人(多闻部主)出来宣扬一种深奥思想。所谓“深”，就是超出小乘的大乘思想。后来玄奘去印时，还有这样的传统看法︰原在南方的大众系，以后发展出案达部，再后有方广部，它们以斯里兰卡的无畏山寺为根据地，那里本来是流行上座系的，这时方广与上座取得调和，同时并存。玄奘认为无畏山的上座已非纯粹的上座，应名为“大乘上座”。据此，玄奘似乎也把方广看得与大乘差不多了。

　　 从上述事实看，大乘思想与大众系的关系，完全可以肯定。但是，大乘思想，还与其他部派有关。以法藏部说，它发展了本生说，编成为一类“菩萨藏”，这是很特殊的。其他部派只把本生放在杂藏内，或分散于各经籍中，并不独立为一藏。大乘扩大菩萨在成佛以前的修行方法，把与之相关的种种行事分为六类(六度、六波罗蜜)而都可以得到解脱，这一思想，就与法藏部的重视本生有关。其次，正量部关于业力的说法，六道(有阿修罗道)的说法，五类法(即三世、无为、不可说法)的说法，也都为大乘所吸收。

　　 再从大乘思想发生的社会条件看，它产生并流行于案达罗和笈多两王朝，也不是偶然的。当时两王朝在政治上已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局面，而佛教内部呢，仍日趋分歧，各行其是，实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这就迫使佛教不得不向统一的方向努力。但是，小乘各部，因循守旧，是不大讲通融的，只有新兴的大乘，既超然于各部之上，又能吸取诸部之长，有资格担负组织新说适应统一形势的重任。再说，案达罗和笈多两王朝对佛教都不大支持，这就迫使大乘向下层发展以求得群众的支持。关于这点，大众部与正量部都是有基础的，南方大众系案达部，是向平民群众宣传的，正量部主要受到商人的崇信，大乘就是在两部已有的群众基础上兴起的，所以在学说中，就反映了这些阶层的思想意识。平民群众从事体力生产，有自发的创造思想，商人追求实际利益，也有些创发倾向，因而大乘思想里就多少表现出创新的倾向了。另外，商人为了谋利，常与统治者发生矛盾，希望政治有所改良，大乘经中有一部分讲到治理国家的问题，这当然只是从维护商人立场出发的，不能说即符合平民的要求。从这些背景看，可以认识到大乘学说产生的社会基础。”

　　 ……

　　 满以为春风得意的佛教学术研究者们有多么高妙之见，可从上面引述的文字中，有智慧、有信仰的佛教徒一眼就能看穿：依旧是凡夫戏论分别心的悬想计度，依旧是喋喋不休的硬性比对、浪漫联想、大胆跳跃、自由推测、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主观臆造、先入之见……

　　 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是始自达尔文时代的流行观念。因而，从小乘发展出大乘，从显宗发展出密宗，从现实中的悉达多太子、作为历史人物的佛陀“发展出种种佛身论”……，此等染上浓重“泛进化论”色彩的惯性思维模式，在精于模仿、比对的日本学者脑海中迅速搭建起来，就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一百多年来，生物进化论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前它正受到史前文明、分子生物学等新知识的一定挑战)，但是，在无缝印合终极真理并于虚幻不实的现象界得大自在的佛法面前，还要死搬硬套地奏响“进化论狂想曲”舞上一通，那就明显有些失态了！

　　 明治初年引入西洋学术理念的佛教人士，其本意大概是想给佛教涂上些科学和理性的光环，借以软化新旧敌对势力的攻击，为佛教谋条生路。若是见到嗣后的混乱、失控状态，他们会不会噬脐莫及呢？

　　 日本佛教的悲剧，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教训，强烈提示我们：如果不首先进行全盘规划，从宏观上掌控战略全局，就手忙脚乱地投入变革或引进，那是很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日人的战略性失策，不曾想却阴差阳错地给了中国的印顺等人莫大的鼓舞和启迪。于是，这个“天文爱好者”同时又以“生物爱好者”、“激进跟风者”、“哈日先锋”等多重身份出现，美滋滋地把日人的谬误捡起来当作宝贝，揩了又揩。仿佛不这样，便无以表达自己的前卫和新潮。

　　 一些人物，一套观念，总要受到特定的社会背景的影响。除了“大日本文化皇军”的赫赫威势，清末民初进化论风靡中国的盛况，也应该对印顺等人很有激励。当时，国人对洋气十足的进化论的狂热，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这可借用一位文化名人钱某的一句惊人之语来说明，那句话是——

　　 “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枪毙！”

　　 这句能让不少上点年纪的人晕过去的话，诉说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时代悲哀，诉说的是一段辛酸、变态的文化史。

　　 事情闹得连鲁迅先生都看不下去了，因此在钱某一过不惑之年后，先生便赶紧写诗讽喻道：“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所以印顺法师是应当感谢鲁迅先生的，因为正是先生的仗义直言，才让(活了一百岁的)他失去了被自己的进化论同党拉出去枪毙掉两次半的机会。

　　 一场虚惊！

　　 就算是没有瑕疵的优秀科学理论，在那个近乎痴狂的年代中，不出问题，也是怪事！

　　 关于那股风潮，《太虚大师年谱》里有述及：“民国九年，一九二０(己未～庚申)，大师三十二岁。时应用进化论之历史考证法，…

《第四章 不容亵渎的尊严 第三节 学术研究的误区(3)》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