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容亵渎的尊嚴 第二節 莫謗大藏經
爲了成立密法的純正性，《破除邪說論》講道：“再者說來，密宗傳入漢地約在中國唐朝時期，當時大乘各宗都已完整齊備，明眼善知識更是數不勝數，被先生推崇的玄奘法師所弘揚的唯識宗也正方興未艾。這麼多高人異士對當時的“開元叁大士”——善無畏、不空、金剛智所弘揚的《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都沒有提出過異議，是不是他們的智慧都不夠，以致要等到一千多年以後，真正的大善知識出現之時才有能力揭穿這些“僞經”的真面目？而且從宋朝開始，曆元、明、清叁朝都在組織編輯《大藏經》，每一次都是發動起全國的佛教精英、耗費巨大的人力財力精心整理，但無論哪次審定、彙集，都毫無例外地收入了密續部，是否這些密續典籍千百年來都成功地欺騙住了曆朝曆代的高僧大德，以致回回都能騙人天耳目而登堂入室？”
令人不無吃驚地，爲了推行“密宗非佛教”邪說，蕭張師徒竟索性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公開批判起《大藏經》來：“關于大藏經的質疑，各朝代《大藏經》的編輯者，往往是由皇帝指派寵信的人員所專職專任，而這些編輯人員往往不具有般若的證量，唯能做事相上的收集編輯工作，無有能力稍加分辨真僞佛經。複因爲古時候印刷術並不發達，至宋代畢升發明活字板後，才稍稍能印大量經書，而且經費也極爲龐大；是故，大規模的印經事業，非國家不能爲之，一般的寺院團體根本就做不來。又，證悟的祖師爲廣度衆生，爲接引徒衆而忙碌不休，沒有時間從事此項工作，複加上古來證悟的祖師大多數不具有道種智，若想整理《大藏經》也做不來，是故不敢輕易爲之。最後一個原因則是自元代以後，朝廷多信奉喇嘛教(即是現在的西藏密教)，多保存密續經典，複又加上明、清兩代皇帝實行“文字獄”，嚴格控製民間社會的宗教思想，怕人民假借宗教名義造反(其實，朱元璋自己就是假借明教造反)，犯者輕則抄家，重則夷九族、夷十一族，所以要想整編印行《大藏經》，即使經費能負擔，皇帝也絕不會允許。
索達吉堪布妄想說：“宋朝開始，曆元、明、清叁朝都在組織編輯《大藏經》，每一次都是發動起全國的佛教精英、耗費巨大的人力財力精心整理，但無論哪次審定、彙集，都毫無例外地收入了密續部，是否這些密續典籍千百年來都成功地欺騙住了曆朝曆代的高僧大德，以致回回都能騙人天耳目而登堂入室？”說這樣的話，未免太自以爲是，真是頭腦簡單的無知見解。至于《丹珠爾》西藏大藏經的編輯，天高皇帝遠，誰也管不著；加上密教既然具有誇大不實、好高鹜遠、急謀速成、廣行貪淫、竄改佛意的因子在，複加上不信佛語、無有證量的祖師參與編輯，這樣的《甘珠爾》焉有水准之可言？焉有般若之可學？不讀也不會有什麼損失，不看也罷！反而少病、少煩惱。”(《真假邪說》P377～378)
《狂密與真密》亦對《大藏經》非議不少：“而諸編輯藏經之人不知不證般若，但觀密宗後來之聲勢浩大，已取佛教正統而代之，便以爲密宗即是佛教，遂將密宗祖師所造密續收入藏經之中，遺害後人萬年；如是之行，豈唯無功？複更共成破壞正法之大惡業。而彼編輯藏經諸人，死前何嘗知之？死後方知，已無所能爲也。”
“如是依于自意妄想而創造之荒謬說法，竟能成立，而且被未具慧眼法眼之後人編入大藏經中，正式承認其在佛法中之地位，正法開始被公然破壞——滲透入佛教中、從內部轉易佛教法義。如是之行，陰險毒辣，令佛教界不能驚覺提防，而漸漸被密教化。”
剝掉光鮮的外衣，上述文字骨子裏說的是：佛門大藏經不足信！
這話如果由身份明朗的外道或魔衆以直接的方式說出口，肯定會引起所有內道佛子的高度警覺，並嗤之以鼻。但經過一番精心包裝，人們對它的接受力，似乎就變得不一樣了。——這正是蕭平實師徒夙寐以求的事。
通過道貌岸然的仿正義辱罵，令讀者轉移視線堆積錯覺，從而技術性地掩飾自己非正義的原始目的，在這方面，小人們具有豐富的傳統經驗。當一個又一個對佛教有害的論點在精巧的僞飾下花枝招展地放出來，並且它們單個出現時竟不讓普通學人感覺特別刺眼的時候(多少有些迷惑或混亂就夠了)，一種可怕的綜合殺傷力已在無形中悄然彙成。一波又一波的人爲性混亂，以其潛移默化的特殊效力，將對佛教徒的知見、信心和意志造成最惡毒的傷害。
“熵定律”(熱力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一個系統自發地就要損失掉能量和秩序，向著混亂和無序的狀態滑變。而想遏製此種趨勢，從無序返回有序，就相當困難了。(此與佛教無常、行苦的教義有些相似。)聯系到社會和文化方面，廣義的熵定律決定了搞負面的破壞、批判、陷害，比起積極的建設、維護和發展要省勁得多。正因如此，古今中外的曆史似乎都甩不掉一句無奈的歎息：“——小人得志！”
的確，小人不怕混亂，怕的正是不混亂，一般來說，他們還都是製造人爲混亂的行家裏手。高效地製造混亂和歡暢地利用混亂，一直是不同膚色和情趣的小人們的拿手好戲。
表面上，“熵定律”似乎站到了適應混亂、企盼混亂的小人一邊，但好在不可戰勝的真理和正義，總是源源不竭地爲人類輸送著精神負熵。同時，一切邪說謬論本身就是極其脆弱虛假的不穩定系統，過度活躍必定使其熵情劇增，到頭來，它對外界播灑的混亂也將隨著自身的迅速毀滅而消散。
挑釁《大藏經》，無疑就是蕭氏邪說自不量力的一次自殺性沖鋒。蕅益大師在《閱藏知津》序文中講道：“昔世尊示入涅槃，初祖大迦葉即白衆雲：“如來舍利非我等事，今者宜先結集叁藏，勿令佛法速滅。”嗟嗟！倘叁藏果不足傳佛心，則初祖何以結集爲急務耶？……夫叁藏之不可棄，猶飲食之不可廢也，明矣。不調飲食，則病患必生；不閱叁藏，則智眼必昧。”大師于《祖堂幽棲禅寺藏經閣記》中複雲：“今藏閣雖未告成，實予心所最急者。蓋佛祖慧命，全賴叁藏始傳。緬惟宋朝藏板有十馀部，今僅存南北二藏，頗模糊。嘉興書本藏經，猶未全足，真九鼎一絲之懼。且鼠即鳥空輩，視經典如怨家，倘不力爲護持，將有不忍言者。湛公之急急以此爲務，其如來所使，行如來事者邪？”
《憨山老人夢遊集》中“刻方冊藏經序”亦雲：“是以世尊利物，妙在隨順機宜，應以何身何法而得度者，即隨所應而度脫之。故順之則依，逆之則違，此常情耳。今夫斯藏所诠，乃佛真法身，一切衆生自性也。……是知斯藏之役，將計日獻捷；斯刻之功，將浩劫而不窮。直使人人因之而見佛，物物以之而明心，睹法界于毫端，觐毗盧于當下。斯可謂人天共仰真俗交歸，隨順方便之最上第一義谛廣大威德法門也！”
爲保全如此重要的《大藏經》以利益後世學人，古時祖師甚至不辭艱辛地將其勒石封洞，費盡心血妥爲貯藏。憨山大師《複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中就記載了這樣一段感人事迹：“昔嘗閱藏教，睹南嶽思大師願文，願色身常住，奉持佛法，以待慈氏，斯已甚爲希有矣。及觀光上國，遊目小西天，見石經何其偉哉！蓋有隋大業中，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尊者，恐叁災壞劫，慮大法湮沒，欲令佛種不斷，乃創刻石藏經板，封于涿州之西白帶山。山有七洞，洞洞皆滿，由大業至唐貞觀十二年，願未終而化。門人導儀暹法四公，相繼五世，而經亦未完。曆唐及宋，代不乏人。至有元至正間，高麗沙門慧月大師，尚未卒業。其事顛末，具載雲居各樹碑幢間，惟我明無聞焉。何哉？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佛種從緣起，其是之謂乎？初達觀可大師，于萬曆丙戌秋，訪清于那羅延窟，北遊雲居，至琬公塔，一見則淚墮如雨，若亡子見父母廬墓也，抱幢痛哭，徘徊久之而去。……達師命清記其事。顧清何人，唯唯而作是言曰：“盡大地爲常住法身，唯至人能知；一微塵有大千經卷，唯智眼能見，以如是身，說如是經，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信之豈易易哉！是以吾佛世尊，于曠大劫，觀十方界，無芥子許，不是舍身命爲衆生故而求此法處。剛求而得之，即于一毛端頭現寶王刹，一微塵裏轉大****。是則所說叁藏十二部，言言字字皆吾佛骨血心髓也。故曰：此經在處，皆應起塔供養，不須複安舍利，以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故。是以能持法者，則爲報佛深恩矣。””
德高望重的淨宗十叁祖印光大師在《普勸施資助刻大藏疏》中，也給予了《大藏經》高度評價：“夫大藏者，乃般若之叢林，真如之府庫，一切世出世間諸法之淵海也。舉凡如來究竟親證之道，衆生即心本具之法，及十方世界之廣，叁世因果之微，與夫日用倫常孝悌慈善之道，悉皆顯闡贊導，了無佚遺。以故宏法大士，莫不以流通大藏，爲宏法利生之急務焉。”
……
是否真如蕭張師徒所言：大藏經不能“廣度衆生”？曆代聖祖皆于《大藏經》的編輯工作漠不關心？《大藏經》無有純正性、權威性和尊貴性可言？……上述教言擦亮了佛教徒的眼睛。
既然“宏法大士，莫不以流通大藏，爲宏法利生之急務”，那麼反過來，壞法小人也肯定深谙诋毀《大藏經》將會帶給他們的好處。蕭平實師徒對《大藏經》的不尋常態度，由此找到了合理的解釋。
具體分析時，《大藏經》的集成與翻譯事業和編目工作密切相關。名垂青史的四大譯師爲鸠摩羅什、真谛、玄奘和不空叁藏，他們非僅學識淵博，而且修持精湛道風高超，足堪信賴。譯經事業最爲興盛的時期當數有唐一代，其間繼往開來，成績斐然。從太宗貞觀叁年(629)開始，組織譯場，曆朝相沿，直到憲宗元和六年(811)才告停。前後湧現出著名大譯師二十六人，如玄奘法師(譯經年代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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