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充時，曾用少林寺僧兵；更于武德九年(626)反對高祖意欲沙汰僧尼之舉；但這些都屬政治措施，並非信仰使之然。就政治立場全體而言，太宗絕對是以儒家正統治國，且視梁武、簡文爲反面教員，這一點，他自己說得再清楚不過：
「朕以無明于元首，期托德于股肱。思欲去僞歸真，除澆反樸。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至若梁武窮心于釋氏，簡文銳意于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廟。及乎叁淮沸浪，五嶺騰煙，假余息于熊蹯，引殘魂于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傾而爲墟。報施之征，何其謬也。」【《舊唐書》】
「朕今所好者，惟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爲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政要》】
即使是從屬于政治的宗教政策，他也因姓李而自稱老子後裔，將佛教排在道教之後。其貞觀十一年(636)诏曰：
「朕夙夜夤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況朕之本系，出自柱下……自今以後，齋供行立至于講論，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系之化，暢于九有，尊祖宗之風，贻諸萬葉。」【《集今古佛道論衡》】
貞觀十九年(645)春，玄奘大師載譽從印度歸來，太宗雖是征遼前夜，但也從百忙中抽出空來接見，從卯時談到酉時，意猷未盡，還令玄奘隨駕同行－－然太宗的注意力，還是在政治(外交和了介西域印度的風土人情)；所以當玄奘「固辭疾苦，兼陳翻譯」時，太宗顧左右而言他，推辭再叁，最後因玄奘固請，拉不下面子，才答應于弘福寺置譯場。
但當太宗征遼歸來，自感力氣不如往昔，老之將至，遂有憂生之慮，于是對佛教的態度漸漸轉變，與玄奘的關系也日益密切，《金剛經》之翻譯，就是即此因緣而成。
據玄奘弟子窺基大師述：
「貞觀二十叁年，叁藏隨駕玉華，先帝乖和，頻崇功德。共藏譯論，遍度五人，更問良因，藏令弘贊，遂製般若之序，名＜叁藏聖教序＞。其時太子亦製顯揚論序。當許雜翻經論，並贊幽靈，既有違和，不暇廣製也。于時帝問藏雲：『更有何善而可修耶？』藏報雲：『可執筆以綴般若。』帝既許之，藏便譯出，其夜五更叁點翻譯即了。帝索讀之，即遣所司寫一萬本。既不重綴，詞句遂疏，後欲重譯，無由改采前布也。」【19】《金剛般若經贊述》
唐太宗已一改往昔，度僧譯經、「頻崇功德」，親製＜聖教序＞之余，還請玄奘臨時趕譯《金剛經》，一夜而成，即寫一萬本弘布，真是因緣不可思議！
需要說明的是，上面窺基所說的譯本，乃是所謂「杜行顗廣本」，而現在一般流傳的玄奘譯《金剛經》，則是從大師所譯《大般若經》(第九會，第五百七十七卷)中輯出。但無論何本，其譯出均與唐太宗有直接關系。
(六)則天帝之于義淨譯本
武則天之稱帝，佛教乃是其一有力之外援、輿論工具(從《大雲經》稱則天是彌勒下生，到《寶雨經》辯「菩薩殺害父母」，耳熟能詳，不再贅言)；故天後在位，大興佛事，理所當然。至于則天帝于佛法流傳，功焉過焉，史家自有論說；然義淨叁藏之譯經，得天後大力護持，則是事實。
義淨叁藏，生于河南範陽(今涿州)，俗姓張，字文明。龆龀之年(十八歲，一說十五歲)，辭親出家，史載其「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有志西遊，未能諧願。暨登具之後，誓期必往。」至鹹享二年(671)，義淨叁十七歲，壯志始酬，自廣州經水路到天竺，前後二十五年，曆叁十余國。于天後證聖元年(695)夏，攜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金剛座真容一鋪，並舍利叁百粒，回到中國。洛陽缁素，備設幢幡，兼陳鼓樂，在前導引。武則天親迎于上東門外，旋敕于佛授記寺安置所赉梵本，並令翻譯。
初，義淨叁藏與于阗叁藏實叉難陀共譯華嚴經，久視年後，方自翻譯自己帶來的經典。從天後久視元年(700)，到睿宗景雲二年(711)，十二年間，先後于福先寺、西明寺、薦福寺等處，譯出經律論五十六部，二百叁十余卷。于是就有了《金剛經》第六種流通譯本。
安史之亂之後，大唐帝國日漸式微；而後勿勿千年，或是外族入主(元、清)，或是理學當道(宋、明)，《金剛經》再也沒有出現過新的譯本。雖說因緣複雜，但除了沒有國師級的譯經大師之外，缺乏帝王之護持，不能不說是一原因。
禅入《金剛》
禅宗六祖慧能聞《金剛經》而赴黃梅見五祖弘忍，後作偈呈心，得傳衣缽；弘忍爲慧能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豁然大悟。于是乎，曹溪頓門，派流天下－－此故事見于《壇經》，婦孺皆知！
想當年，達摩老祖一葦渡江，于少林寺面壁九年；慧可大師立雪斷臂，方得心傳；一線單傳，《楞伽》印心。叁傳至四祖道信，援《文殊般若》「一行叁昧」入《楞伽》，立「念佛心是佛」之安心法門，禅宗宗風，爲之一變。至五祖弘忍，即發揮《金剛般若》義旨，開「東山法門」，禅宗由此勃興，以致則天帝金口宣示「若論修道，更不過東山法門」。再經六祖慧能之集成，荷澤神會之奮鬥，《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之精義，化爲《壇經》「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之神魂－－《金剛經》之與禅宗，關系可謂深矣！
大足元年(701)弘忍弟子玉泉神秀應召入京，則天帝親執弟子禮，恩隆無比，史稱其爲「兩京法主，叁帝門師」。神秀殁後，北宗門下依然人才濟濟，所謂升堂者七十，昧道者叁千，其中以義福(
-732)、普寂、景賢(660-723)、惠福四大弟子爲首，北宗聲勢，恰如宗密《圓覺經大疏鈔》所形容：「雄雄若是，誰敢當衡？」然而就是有人「不惜身命」，出頭與北宗爭峰，他就是慧能的弟子荷澤神會。神會打著南宗慧能「頓教」的旗幟，數番浮沈，最後終于如願以償。這實是一段複雜的故事，然其中很重要的一節，即是開元二十叁年(735)，唐玄宗親注《金剛經》,「诏頒天下，普令宣講」。神會及時緊跟皇上，荷澤宗中，不但廣傳《金剛般若》，還將禅宗中傳統的衣缽傳授，改爲《壇經》傳宗－－「若論宗旨，傳授《壇經》，以此爲依約……無《壇經》禀承，非南宗弟子也。」翻看《壇經》，開卷便是六祖聞《金剛》開悟、得《金剛》印心！故《壇經》傳宗即是《金剛》印心－－從此以後，從教理到製度，《金剛經》與禅宗，密不可分矣！
但自稱「教外」之禅宗，嚴守「不立文字」之宗旨，故無論是曹溪傳下之荷澤宗、洪州宗、石頭宗，還是五代以後席卷天下的「五家七宗」，都沒有禅師去爲《金剛經》作注作疏。直到宋明以後，「文字禅」問世，充滿禅味的《金剛經》注疏，方才出現。
署名慧能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口訣》，很難令人相信真是六祖的口述，此點，本書已有專章論證。但該書末有宋元豐七年(1084)六月十日天臺羅適所撰「後序」，故最早之禅入《金剛》，當在宋代。
但完完全全以禅說《金剛》者，則始于明成祖之《金剛經百家集注大成》。該書號稱《百家集注》，實除所引叁數十家而已，然隨手拈來：六祖、川禅師、龐居士、傅大士、黃檗禅師、臨濟禅師、永嘉玄覺、逍遙翁、佛鑒禅師、龍濟和尚、晁太傅、徑山杲一、大陽禅師、雲門大師、圜悟禅師、慈受禅師、海覺元禅師、百丈禅師、廬山歸宗、馬祖道一……說是禅宗天下，實非虛言。
回頭再看明成祖之「禦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集注序」：
「是經也，發叁乘之奧旨，啓萬法之玄微。論不空之空，見無相之相。指明虛妄，即夢幻泡影而可知；推極根原，于我人衆壽而可見。誠諸佛傳心之秘，大乘闡道之宗，而群生明心見性之機括也。」
「傳心之秘」、「明心見性」，全書主旨，不言而明。
另有二書，一是明曾鳳儀所著《金剛經宗通》，一是清徐發所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郢說》，單說書名，即可知作者是十足之禅徒，書是道地之禅書。
何爲「宗通」？
前文曾提及，早期禅宗以《楞伽》印心，「宗通」二字，即出該經：
佛告大慧：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謂宗通說通。我謂二種通，宗通及言通。說者授童蒙，宗爲修行者。
「說通」是言說的、初學的、啓蒙的、非究竟的；「宗通」方是自證離文字的、真實的、修行者的、根本的。本來，區別「教法」(佛說大小叁藏十二部教之聲名句文)和「證法」(聲聞、緣覺、佛叁乘各各自證之道法)而以「自覺聖智」爲目的，乃是一切佛法的通義。但達摩禅法「排小(乘)舍大(乘)、獨建一家」，特別拈出「宗通」與「說通」的對立，強調「宗通」高于「說通」，頗有直指成佛究竟之氣派。當然，就整體而言，達摩禅所持，還是「宗說俱通」之立場。
循此思路，後世禅宗則幹脆以「宗通」排斥「說通」：不破「說通」，無有「宗通」；破盡「說通」，方有「宗通」－－這就是所謂的「頓悟」、「不立文字」。「宗通」二字，成爲禅宗之究竟成佛的代名詞，以之名書，何等醒目！
何爲「郢說」？
慧能的叁傳弟子，馬祖道一的學生章敬懷晖，有一名言：
「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汙，徒勞運斤。』」
這兒禅師用了一個典故，語出《莊子．徐無鬼》，所謂「匠石運斤」是也－－
「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斫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盡垩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莊子》原意是說匠石的技能固然高明，但更重要的是郢人與匠石之間的相互信賴，他們兩心息息相通，方能完成此驚人之舉。而懷晖禅師則反其意而用之－－郢人鼻上本沒有白垩，哪裏需要匠石揮動他的大斧？－－佛性本有，圓滿具足，不須外求，不必拭拂，只要直下承當，即心即佛！這馬上令我們想起六祖慧能的名言：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承此精神，即有禅宗之十六…
《64 《在電腦上讀金剛經》(顧偉康)》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