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充时，曾用少林寺僧兵；更于武德九年(626)反对高祖意欲沙汰僧尼之举；但这些都属政治措施，并非信仰使之然。就政治立场全体而言，太宗绝对是以儒家正统治国，且视梁武、简文为反面教员，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再清楚不过：
「朕以无明于元首，期托德于股肱。思欲去伪归真，除浇反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鷇。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倾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旧唐书》】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
即使是从属于政治的宗教政策，他也因姓李而自称老子后裔，将佛教排在道教之后。其贞观十一年(636)诏曰：
「朕夙夜夤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讲论，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系之化，畅于九有，尊祖宗之风，贻诸万叶。」【《集今古佛道论衡》】
贞观十九年(645)春，玄奘大师载誉从印度归来，太宗虽是征辽前夜，但也从百忙中抽出空来接见，从卯时谈到酉时，意猷未尽，还令玄奘随驾同行－－然太宗的注意力，还是在政治(外交和了介西域印度的风土人情)；所以当玄奘「固辞疾苦，兼陈翻译」时，太宗顾左右而言他，推辞再三，最后因玄奘固请，拉不下面子，才答应于弘福寺置译场。
但当太宗征辽归来，自感力气不如往昔，老之将至，遂有忧生之虑，于是对佛教的态度渐渐转变，与玄奘的关系也日益密切，《金刚经》之翻译，就是即此因缘而成。
据玄奘弟子窥基大师述：
「贞观二十三年，三藏随驾玉华，先帝乖和，频崇功德。共藏译论，遍度五人，更问良因，藏令弘赞，遂制般若之序，名＜三藏圣教序＞。其时太子亦制显扬论序。当许杂翻经论，并赞幽灵，既有违和，不暇广制也。于时帝问藏云：『更有何善而可修耶？』藏报云：『可执笔以缀般若。』帝既许之，藏便译出，其夜五更三点翻译即了。帝索读之，即遣所司写一万本。既不重缀，词句遂疏，后欲重译，无由改采前布也。」【19】《金刚般若经赞述》
唐太宗已一改往昔，度僧译经、「频崇功德」，亲制＜圣教序＞之余，还请玄奘临时赶译《金刚经》，一夜而成，即写一万本弘布，真是因缘不可思议！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窥基所说的译本，乃是所谓「杜行顗广本」，而现在一般流传的玄奘译《金刚经》，则是从大师所译《大般若经》(第九会，第五百七十七卷)中辑出。但无论何本，其译出均与唐太宗有直接关系。
(六)则天帝之于义净译本
武则天之称帝，佛教乃是其一有力之外援、舆论工具(从《大云经》称则天是弥勒下生，到《宝雨经》辩「菩萨杀害父母」，耳熟能详，不再赘言)；故天后在位，大兴佛事，理所当然。至于则天帝于佛法流传，功焉过焉，史家自有论说；然义净三藏之译经，得天后大力护持，则是事实。
义净三藏，生于河南范阳(今涿州)，俗姓张，字文明。龆龀之年(十八岁，一说十五岁)，辞亲出家，史载其「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有志西游，未能谐愿。暨登具之后，誓期必往。」至咸享二年(671)，义净三十七岁，壮志始酬，自广州经水路到天竺，前后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于天后证圣元年(695)夏，携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金刚座真容一铺，并舍利三百粒，回到中国。洛阳缁素，备设幢幡，兼陈鼓乐，在前导引。武则天亲迎于上东门外，旋敕于佛授记寺安置所赉梵本，并令翻译。
初，义净三藏与于阗三藏实叉难陀共译华严经，久视年后，方自翻译自己带来的经典。从天后久视元年(700)，到睿宗景云二年(711)，十二年间，先后于福先寺、西明寺、荐福寺等处，译出经律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余卷。于是就有了《金刚经》第六种流通译本。
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帝国日渐式微；而后勿勿千年，或是外族入主(元、清)，或是理学当道(宋、明)，《金刚经》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译本。虽说因缘复杂，但除了没有国师级的译经大师之外，缺乏帝王之护持，不能不说是一原因。
禅入《金刚》
禅宗六祖慧能闻《金刚经》而赴黄梅见五祖弘忍，后作偈呈心，得传衣钵；弘忍为慧能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豁然大悟。于是乎，曹溪顿门，派流天下－－此故事见于《坛经》，妇孺皆知！
想当年，达摩老祖一苇渡江，于少林寺面壁九年；慧可大师立雪断臂，方得心传；一线单传，《楞伽》印心。三传至四祖道信，援《文殊般若》「一行三昧」入《楞伽》，立「念佛心是佛」之安心法门，禅宗宗风，为之一变。至五祖弘忍，即发挥《金刚般若》义旨，开「东山法门」，禅宗由此勃兴，以致则天帝金口宣示「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再经六祖慧能之集成，荷泽神会之奋斗，《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之精义，化为《坛经》「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之神魂－－《金刚经》之与禅宗，关系可谓深矣！
大足元年(701)弘忍弟子玉泉神秀应召入京，则天帝亲执弟子礼，恩隆无比，史称其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神秀殁后，北宗门下依然人才济济，所谓升堂者七十，昧道者三千，其中以义福(
-732)、普寂、景贤(660-723)、惠福四大弟子为首，北宗声势，恰如宗密《圆觉经大疏钞》所形容：「雄雄若是，谁敢当衡？」然而就是有人「不惜身命」，出头与北宗争峰，他就是慧能的弟子荷泽神会。神会打著南宗慧能「顿教」的旗帜，数番浮沉，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这实是一段复杂的故事，然其中很重要的一节，即是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亲注《金刚经》,「诏颁天下，普令宣讲」。神会及时紧跟皇上，荷泽宗中，不但广传《金刚般若》，还将禅宗中传统的衣钵传授，改为《坛经》传宗－－「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约……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子也。」翻看《坛经》，开卷便是六祖闻《金刚》开悟、得《金刚》印心！故《坛经》传宗即是《金刚》印心－－从此以后，从教理到制度，《金刚经》与禅宗，密不可分矣！
但自称「教外」之禅宗，严守「不立文字」之宗旨，故无论是曹溪传下之荷泽宗、洪州宗、石头宗，还是五代以后席卷天下的「五家七宗」，都没有禅师去为《金刚经》作注作疏。直到宋明以后，「文字禅」问世，充满禅味的《金刚经》注疏，方才出现。
署名慧能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口诀》，很难令人相信真是六祖的口述，此点，本书已有专章论证。但该书末有宋元丰七年(1084)六月十日天台罗适所撰「后序」，故最早之禅入《金刚》，当在宋代。
但完完全全以禅说《金刚》者，则始于明成祖之《金刚经百家集注大成》。该书号称《百家集注》，实除所引三数十家而已，然随手拈来：六祖、川禅师、庞居士、傅大士、黄檗禅师、临济禅师、永嘉玄觉、逍遥翁、佛鉴禅师、龙济和尚、晁太傅、径山杲一、大阳禅师、云门大师、圜悟禅师、慈受禅师、海觉元禅师、百丈禅师、庐山归宗、马祖道一……说是禅宗天下，实非虚言。
回头再看明成祖之「御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序」：
「是经也，发三乘之奥旨，启万法之玄微。论不空之空，见无相之相。指明虚妄，即梦幻泡影而可知；推极根原，于我人众寿而可见。诚诸佛传心之秘，大乘阐道之宗，而群生明心见性之机括也。」
「传心之秘」、「明心见性」，全书主旨，不言而明。
另有二书，一是明曾凤仪所著《金刚经宗通》，一是清徐发所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郢说》，单说书名，即可知作者是十足之禅徒，书是道地之禅书。
何为「宗通」？
前文曾提及，早期禅宗以《楞伽》印心，「宗通」二字，即出该经：
佛告大慧：一切声闻缘觉菩萨有二种通相，谓宗通说通。我谓二种通，宗通及言通。说者授童蒙，宗为修行者。
「说通」是言说的、初学的、启蒙的、非究竟的；「宗通」方是自证离文字的、真实的、修行者的、根本的。本来，区别「教法」(佛说大小三藏十二部教之声名句文)和「证法」(声闻、缘觉、佛三乘各各自证之道法)而以「自觉圣智」为目的，乃是一切佛法的通义。但达摩禅法「排小(乘)舍大(乘)、独建一家」，特别拈出「宗通」与「说通」的对立，强调「宗通」高于「说通」，颇有直指成佛究竟之气派。当然，就整体而言，达摩禅所持，还是「宗说俱通」之立场。
循此思路，后世禅宗则干脆以「宗通」排斥「说通」：不破「说通」，无有「宗通」；破尽「说通」，方有「宗通」－－这就是所谓的「顿悟」、「不立文字」。「宗通」二字，成为禅宗之究竟成佛的代名词，以之名书，何等醒目！
何为「郢说」？
慧能的三传弟子，马祖道一的学生章敬怀晖，有一名言：
「僧问：『心法双亡，指归何所？』师曰：『郢人无污，徒劳运斤。』」
这儿禅师用了一个典故，语出《庄子．徐无鬼》，所谓「匠石运斤」是也－－
「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
《庄子》原意是说匠石的技能固然高明，但更重要的是郢人与匠石之间的相互信赖，他们两心息息相通，方能完成此惊人之举。而怀晖禅师则反其意而用之－－郢人鼻上本没有白垩，哪里需要匠石挥动他的大斧？－－佛性本有，圆满具足，不须外求，不必拭拂，只要直下承当，即心即佛！这马上令我们想起六祖慧能的名言：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承此精神，即有禅宗之十六…
《64 《在电脑上读金刚经》(顾伟康)》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