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紛說：文殊菩薩接受了貢唐倉大活佛的哈達。

　　上述傳奇，舉不勝舉。廣泛流傳于草原。這些奇事，在傳揚過程中又被敬仰大師高行大德的信民們，自然而然地賦予了神秘的色彩。這些故事無一不是貢唐倉大師在群衆中崇高威望的真實反映。令人敬佩的是，大師虛懷若谷，從不以這些神奇之事炫耀自己。

　　班禅大師的“一家人”

　　第六世貢唐倉大師丹貝旺旭作爲在中國藏區及國外佛教徒中均享有崇高威望的大活佛，他以其先輩曾是甘丹大赤巴的曆史淵源和自身博大精深的佛經造詣，深受九世、十世班禅大師的尊重和厚愛，尤其是與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第十世班禅額爾德尼·卻吉堅贊大師建立了非同尋常的親密關系和深厚友誼，被班禅大師一直親切地稱爲“一家人”。

　　看到十歲的貢唐倉活佛，九世班禅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喇嘛”。大師希望貢唐倉活佛一生爲大衆多灌頂，舉行六七次或七八次時輪大講經

　　1936年，第九世班禅大師曲吉尼瑪接受以拉蔔楞寺藏兵司令、五世嘉木樣之兄黃正清作代表的拉蔔楞寺的多次邀請，從青海塔爾寺啓程前往拉蔔楞寺。

　　這年農曆4月25日，五世嘉木樣率領拉蔔楞寺各大活佛及僧俗信衆，專程在今甘肅省夏河縣甘加鄉的賽欽灘草原設帳，隆重迎接九世班禅大師。10歲的六世貢唐倉活佛作爲拉蔔楞寺四大賽赤之首，自然也前往迎接。

　　6月15日，班禅大師到達甘加草原，歡迎場面盛況空前：除遠道前來的數萬名藏蒙群衆和拉蔔楞寺各大活佛、數千喇嘛外，還有國民黨政府任命的護送班禅回藏專使誠允及行轅全體成員，由拉薩剛到拉蔔楞寺的哲蚌寺前任堪布阿旺堪卻，色拉寺前任堪布羅桑根卻，甘丹寺前任格貴頓珠嘉措，以及由印度回來的班禅駐印度辦事處處長福安康等。

　　1993年10月，貢唐倉大師向筆者回憶當時與九世班禅見面的情景：

　　“班禅是坐由八個人擡的轎子來的，這頂前世班禅傳下來的黃轎，是清朝乾隆皇帝禦賜的。走在我前面的是德瓦倉活佛，他當時任拉蔔楞寺總法臺。雙方在草原上見面後，班禅負責接待的官員先來詢問了大家的身份，然後拉蔔楞寺方面依次上前敬獻哈達。等到我上去獻哈達時，站在班禅身邊的堪布介紹說：這是貢唐倉五世的轉世。班禅聽後顯出很高興的樣子，我給他磕頭時，班禅又做出要行禮的姿勢。接著，班禅又要我和他行碰頭禮，這種禮過去只有達賴、班禅相見，或達賴、班禅與其老師相見時才行。九世班禅不僅與我行了碰頭禮而且還十分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喇嘛。以後我每次去見他，他都要起來相見，給了我很高的禮遇。

　　在藏語中，喇嘛的原意是“上師”之意，如在“達賴喇嘛”這一尊號中，“達賴”是蒙語，意爲“大海”；“喇嘛”是藏語，即“上師、上人”。全意爲“象大海一樣偉大的上師”。九世班禅稱貢唐倉活佛爲“我的喇嘛”，意即“我的老師”，不僅是基于一世貢唐倉當年在西藏政教界的威望和影響，更直接的是來自五世貢唐倉丹貝尼瑪曾給九世班禅灌頂，密傳真言，是九世班禅真正意義上的傳法教師。

　　當天在草原上，還有一件事讓貢唐倉大師終生難忘。見面結束後，班禅大師給大家摸頂。按照慣例，一般喇嘛班禅用一只手摸，活佛、高僧用雙手，一般俗人則用一根特製的教版，教版用銀子包裹，頂端懸垂包了經文的穗子。摩頂時，班禅大師手拿教版，用穗子在被摸者頭上輕輕一觸，以示尊重。後來來了幾十個麻瘋病人，其他人紛紛躲避，唯恐傳染。班禅大師卻放下教版，一個個親自用手摸，摸完後還把雙手放在自己的頭上摸了摸，以示去掉了病菌，然後繼續給後面的信衆用教版摩頂。10歲的貢唐倉活佛當時就站在班禅大師的身旁，目睹此情此景，十分感動。

　　7月4日，九世班禅大師在拉蔔楞寺舉行第九次時輪金剛法會，這是大師不得不流亡內地以來，舉行的最後一次時輪金剛法會，也是他一生中舉行的最後一次金剛法會，6萬多名蒙藏僧俗信衆有幸聆聽了大師的弘法。

　　九世班禅法名曲吉尼瑪，生于公元1883年(清光緒九年)，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經金瓶掣簽，從3名幼童中被認定爲八世班禅的轉世。

　　衆所周知，自從格魯派取得西藏的政教大權後，達賴與班禅作爲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兩名傳世弟子，一個駐前藏拉薩布達拉宮，一個駐後藏日喀則劄什倫布寺，分別在自己的轄區行使政教大權。藏族民諺就說：“天上的太陽、月亮，人間的達賴、班禅”。班禅在後藏地區擁有大量的土地、信民和寺院，在清代，達賴和班禅在宗教、政治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歸清朝皇帝直接領導。班禅的行轅和達賴的噶廈政府同樣處于平等地位，同歸清朝駐西藏大臣直接監督。清末民初，正是英帝國主義者侵略西藏的時期，對于外敵的入侵，九世班禅曲吉尼瑪與十叁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態度明確，領導各自所屬的僧俗人民，堅決抵抗英帝國主義的侵略。這一點，連英國侵略者統帥榮赫鵬所寫的《印度與西藏》一書也有明確記載。

　　那麼，九世班禅又爲什麼逃出西藏呢？

　　據藏學專家牙含章先生編著《班禅額爾德尼傳》記載：1915年(民國四年)，十叁世達賴喇嘛在日喀則設立了基宗(相當于內地的行政專員公署)，任命一名僧官，一名俗官爲基宗。基宗的職權很大，他們除管轄達賴在後藏的所有宗 之外，也管轄班禅所屬的4個宗和所有莊園，這就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職權，這是班禅方面絕對不能接受的。而且設立基宗以後，噶廈政府即向班禅所屬的百姓征收、攤派軍糧稅款與烏拉，特別是噶廈要班禅轄區的百姓承擔25%(即四分之一)的軍糧，這四分之一的軍糧按西藏舊時計量單位爲一萬克，約合28萬市斤，當時班禅轄區的僧俗人民根本承擔不了。這兩件事導致班禅與達賴之間的關系迅速惡化。

　　據九世班禅傳記記載，促成班禅出走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11月，達賴命令劄什倫布寺的幾個負責官員前往拉薩。這幾個官員到拉薩後，未經審問，就被噶廈投入監獄。他們的侍從立即逃回劄什倫布寺，如實禀報給九世班禅。九世班禅感到這是大禍臨頭的先兆，如不逃走，必將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立即做了決定，向內地出走。爲防日喀則基宗發現，他做了必要的安排。

　　劉家駒所著《班禅大師全集》這樣記載：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率領侍從15人，向北出走。按一般的行程，由日喀則前往青海，應走東北方向，經過那曲，翻越唐古拉山，這是正道。而九世班禅卻沒有走正道，由日喀則向正北方向前進，晝夜兼程，僅用7天7夜就走了平常商人需走一月的路程。班禅出走叁日之後，他的各大堪布、醫生、馬官、廚師及侍從100多人才乘月色逃出，追趕班禅，疾行五日五夜，才會合到一起。班禅率領親隨避開大路，跋山涉水，穿過藏北羌塘無人區，直達青海境內。

　　班禅一行出走數日後，噶廈派駐日喀則的基宗才發現，因當時日喀則與拉薩不通電話與電報，基宗立即派人星夜前往江孜，通過英國人辦的郵電局，向噶廈報告了班禅出走的情況。十叁世達賴立即派遣騎兵1000人，向北追捕班禅。但由于追兵走的是正道，而班禅一行走的是羌塘無人區，因而追兵一直追到唐古拉山也未見蹤影，加之又遇大雪封山，只好無功而返。其間有一個小插曲，班禅同他隨後趕來的人馬會合後，如果按原來方向再走叁日，便可到達大路，班禅卻突然改道向北，衆人跟隨。過後才知若不改道，正好與追兵相遇，大家無不贊歎大師的神異。

　　九世班禅一行由西藏逃入青海境內後，雖然擺脫了被追捕回去的險境，卻又陷入糧食缺乏，將被餓死的絕境。因爲大師一行倉促出走，只帶了足夠的金銀以做路費，卻無法帶充足的食糧。他們進入的青海之境又是一個無人區，沒有牧民，買不到任何東西，金銀毫無用處。廣袤的草原上雖有不少野牛、野馬和野羊，但見人就逃，很難捕捉。而喇嘛們又受了沙彌戒與比丘戒，禁止殺生，所以大家都不會打獵。要走出青海無人區，大約需一個月時間。食糧不夠，捕到的野物又很少，解決不了多大問題。于是大家只好宰馬充饑，而沒有馬，在草原上又難以行走。

　　正在絕望之時，忽然在子聰草壩遇到清朝大國師之一的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佛師孝珠堪布一行。原來他們從西藏返回外蒙，正巧路過這裏。他們有大批的駱駝，載著充足的食物。與班禅大師相遇，十分驚喜。大師一行的食物自然由他們供給。這一巧遇使班禅一行免除了全部餓死的絕境。正如劉家駒在《班禅大師全集》中所說：“得借明駝千裏足，送佛莅中原”。

　　班禅逃走以後，噶廈政府乘機掌管了劄什倫布寺的政教事務。班禅所屬的各宗宗本，各奚卡的奚本，也全部換成了噶廈派去的官員，班禅轄區從此由噶廈直接統治。

　　1924年3月20日，班禅一行到達甘肅省最西部的安西縣，從紮什倫布寺到安西縣，共走了四個月零五天。當時的北洋政府得到九世班禅到達甘肅的消息後，決定按清朝乾隆皇帝接待六世班禅的前例和規格，隆重歡迎班禅到京。因黃寺年久失修，不能居住，決定中南海瀛臺爲班禅的行轅。大師先被迎接到蘭州，經過被圍困的西安(當時國民軍的楊虎城與李虎臣兩部被吳佩孚的劉鎮華部隊圍困在西安城內)，又在太原停留了一段時間，1925年到達北京。從此，班禅大師在內地開始了長達10多年的流亡生活。大師先後赴杭州、朝五臺山，在蒙古各地舉行宏大的時輪金剛法會......但他念念不忘的返藏問題，卻由于當時西藏地方與祖國的關系很不正常，英帝國主義及西藏的親英分離勢力提出的種種苛刻條件的阻撓，屢屢難以如願。

　　1935年3月19日，班禅致函國民黨政府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黃慕松，再次提出他的回藏計劃。國民黨政府也決定拔出80萬元旅費，20萬元預備費，派遣500名衛隊官兵，護送班禅回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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