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纷说：文殊菩萨接受了贡唐仓大活佛的哈达。

　　上述传奇，举不胜举。广泛流传于草原。这些奇事，在传扬过程中又被敬仰大师高行大德的信民们，自然而然地赋予了神秘的色彩。这些故事无一不是贡唐仓大师在群众中崇高威望的真实反映。令人敬佩的是，大师虚怀若谷，从不以这些神奇之事炫耀自己。

　　班禅大师的“一家人”

　　第六世贡唐仓大师丹贝旺旭作为在中国藏区及国外佛教徒中均享有崇高威望的大活佛，他以其先辈曾是甘丹大赤巴的历史渊源和自身博大精深的佛经造诣，深受九世、十世班禅大师的尊重和厚爱，尤其是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和深厚友谊，被班禅大师一直亲切地称为“一家人”。

　　看到十岁的贡唐仓活佛，九世班禅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喇嘛”。大师希望贡唐仓活佛一生为大众多灌顶，举行六七次或七八次时轮大讲经

　　1936年，第九世班禅大师曲吉尼玛接受以拉卜楞寺藏兵司令、五世嘉木样之兄黄正清作代表的拉卜楞寺的多次邀请，从青海塔尔寺启程前往拉卜楞寺。

　　这年农历4月25日，五世嘉木样率领拉卜楞寺各大活佛及僧俗信众，专程在今甘肃省夏河县甘加乡的赛钦滩草原设帐，隆重迎接九世班禅大师。10岁的六世贡唐仓活佛作为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之首，自然也前往迎接。

　　6月15日，班禅大师到达甘加草原，欢迎场面盛况空前：除远道前来的数万名藏蒙群众和拉卜楞寺各大活佛、数千喇嘛外，还有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诚允及行辕全体成员，由拉萨刚到拉卜楞寺的哲蚌寺前任堪布阿旺堪却，色拉寺前任堪布罗桑根却，甘丹寺前任格贵顿珠嘉措，以及由印度回来的班禅驻印度办事处处长福安康等。

　　1993年10月，贡唐仓大师向笔者回忆当时与九世班禅见面的情景：

　　“班禅是坐由八个人抬的轿子来的，这顶前世班禅传下来的黄轿，是清朝乾隆皇帝御赐的。走在我前面的是德瓦仓活佛，他当时任拉卜楞寺总法台。双方在草原上见面后，班禅负责接待的官员先来询问了大家的身份，然后拉卜楞寺方面依次上前敬献哈达。等到我上去献哈达时，站在班禅身边的堪布介绍说：这是贡唐仓五世的转世。班禅听后显出很高兴的样子，我给他磕头时，班禅又做出要行礼的姿势。接着，班禅又要我和他行碰头礼，这种礼过去只有达赖、班禅相见，或达赖、班禅与其老师相见时才行。九世班禅不仅与我行了碰头礼而且还十分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喇嘛。以后我每次去见他，他都要起来相见，给了我很高的礼遇。

　　在藏语中，喇嘛的原意是“上师”之意，如在“达赖喇嘛”这一尊号中，“达赖”是蒙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即“上师、上人”。全意为“象大海一样伟大的上师”。九世班禅称贡唐仓活佛为“我的喇嘛”，意即“我的老师”，不仅是基于一世贡唐仓当年在西藏政教界的威望和影响，更直接的是来自五世贡唐仓丹贝尼玛曾给九世班禅灌顶，密传真言，是九世班禅真正意义上的传法教师。

　　当天在草原上，还有一件事让贡唐仓大师终生难忘。见面结束后，班禅大师给大家摸顶。按照惯例，一般喇嘛班禅用一只手摸，活佛、高僧用双手，一般俗人则用一根特制的教版，教版用银子包裹，顶端悬垂包了经文的穗子。摩顶时，班禅大师手拿教版，用穗子在被摸者头上轻轻一触，以示尊重。后来来了几十个麻疯病人，其他人纷纷躲避，唯恐传染。班禅大师却放下教版，一个个亲自用手摸，摸完后还把双手放在自己的头上摸了摸，以示去掉了病菌，然后继续给后面的信众用教版摩顶。10岁的贡唐仓活佛当时就站在班禅大师的身旁，目睹此情此景，十分感动。

　　7月4日，九世班禅大师在拉卜楞寺举行第九次时轮金刚法会，这是大师不得不流亡内地以来，举行的最后一次时轮金刚法会，也是他一生中举行的最后一次金刚法会，6万多名蒙藏僧俗信众有幸聆听了大师的弘法。

　　九世班禅法名曲吉尼玛，生于公元1883年(清光绪九年)，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经金瓶掣签，从3名幼童中被认定为八世班禅的转世。

　　众所周知，自从格鲁派取得西藏的政教大权后，达赖与班禅作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两名传世弟子，一个驻前藏拉萨布达拉宫，一个驻后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分别在自己的辖区行使政教大权。藏族民谚就说：“天上的太阳、月亮，人间的达赖、班禅”。班禅在后藏地区拥有大量的土地、信民和寺院，在清代，达赖和班禅在宗教、政治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都归清朝皇帝直接领导。班禅的行辕和达赖的噶厦政府同样处于平等地位，同归清朝驻西藏大臣直接监督。清末民初，正是英帝国主义者侵略西藏的时期，对于外敌的入侵，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态度明确，领导各自所属的僧俗人民，坚决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点，连英国侵略者统帅荣赫鹏所写的《印度与西藏》一书也有明确记载。

　　那么，九世班禅又为什么逃出西藏呢？

　　据藏学专家牙含章先生编著《班禅额尔德尼传》记载：1915年(民国四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日喀则设立了基宗(相当于内地的行政专员公署)，任命一名僧官，一名俗官为基宗。基宗的职权很大，他们除管辖达赖在后藏的所有宗 之外，也管辖班禅所属的4个宗和所有庄园，这就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这是班禅方面绝对不能接受的。而且设立基宗以后，噶厦政府即向班禅所属的百姓征收、摊派军粮税款与乌拉，特别是噶厦要班禅辖区的百姓承担25%(即四分之一)的军粮，这四分之一的军粮按西藏旧时计量单位为一万克，约合28万市斤，当时班禅辖区的僧俗人民根本承担不了。这两件事导致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

　　据九世班禅传记记载，促成班禅出走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11月，达赖命令札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这几个官员到拉萨后，未经审问，就被噶厦投入监狱。他们的侍从立即逃回札什伦布寺，如实禀报给九世班禅。九世班禅感到这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如不逃走，必将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立即做了决定，向内地出走。为防日喀则基宗发现，他做了必要的安排。

　　刘家驹所著《班禅大师全集》这样记载：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率领侍从15人，向北出走。按一般的行程，由日喀则前往青海，应走东北方向，经过那曲，翻越唐古拉山，这是正道。而九世班禅却没有走正道，由日喀则向正北方向前进，昼夜兼程，仅用7天7夜就走了平常商人需走一月的路程。班禅出走三日之后，他的各大堪布、医生、马官、厨师及侍从100多人才乘月色逃出，追赶班禅，疾行五日五夜，才会合到一起。班禅率领亲随避开大路，跋山涉水，穿过藏北羌塘无人区，直达青海境内。

　　班禅一行出走数日后，噶厦派驻日喀则的基宗才发现，因当时日喀则与拉萨不通电话与电报，基宗立即派人星夜前往江孜，通过英国人办的邮电局，向噶厦报告了班禅出走的情况。十三世达赖立即派遣骑兵1000人，向北追捕班禅。但由于追兵走的是正道，而班禅一行走的是羌塘无人区，因而追兵一直追到唐古拉山也未见踪影，加之又遇大雪封山，只好无功而返。其间有一个小插曲，班禅同他随后赶来的人马会合后，如果按原来方向再走三日，便可到达大路，班禅却突然改道向北，众人跟随。过后才知若不改道，正好与追兵相遇，大家无不赞叹大师的神异。

　　九世班禅一行由西藏逃入青海境内后，虽然摆脱了被追捕回去的险境，却又陷入粮食缺乏，将被饿死的绝境。因为大师一行仓促出走，只带了足够的金银以做路费，却无法带充足的食粮。他们进入的青海之境又是一个无人区，没有牧民，买不到任何东西，金银毫无用处。广袤的草原上虽有不少野牛、野马和野羊，但见人就逃，很难捕捉。而喇嘛们又受了沙弥戒与比丘戒，禁止杀生，所以大家都不会打猎。要走出青海无人区，大约需一个月时间。食粮不够，捕到的野物又很少，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于是大家只好宰马充饥，而没有马，在草原上又难以行走。

　　正在绝望之时，忽然在子聪草坝遇到清朝大国师之一的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佛师孝珠堪布一行。原来他们从西藏返回外蒙，正巧路过这里。他们有大批的骆驼，载着充足的食物。与班禅大师相遇，十分惊喜。大师一行的食物自然由他们供给。这一巧遇使班禅一行免除了全部饿死的绝境。正如刘家驹在《班禅大师全集》中所说：“得借明驼千里足，送佛莅中原”。

　　班禅逃走以后，噶厦政府乘机掌管了札什伦布寺的政教事务。班禅所属的各宗宗本，各奚卡的奚本，也全部换成了噶厦派去的官员，班禅辖区从此由噶厦直接统治。

　　1924年3月20日，班禅一行到达甘肃省最西部的安西县，从扎什伦布寺到安西县，共走了四个月零五天。当时的北洋政府得到九世班禅到达甘肃的消息后，决定按清朝乾隆皇帝接待六世班禅的前例和规格，隆重欢迎班禅到京。因黄寺年久失修，不能居住，决定中南海瀛台为班禅的行辕。大师先被迎接到兰州，经过被围困的西安(当时国民军的杨虎城与李虎臣两部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队围困在西安城内)，又在太原停留了一段时间，1925年到达北京。从此，班禅大师在内地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流亡生活。大师先后赴杭州、朝五台山，在蒙古各地举行宏大的时轮金刚法会......但他念念不忘的返藏问题，却由于当时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很不正常，英帝国主义及西藏的亲英分离势力提出的种种苛刻条件的阻挠，屡屡难以如愿。

　　1935年3月19日，班禅致函国民党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再次提出他的回藏计划。国民党政府也决定拔出80万元旅费，20万元预备费，派遣500名卫队官兵，护送班禅回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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