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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學(龜川教信著 印海法師譯)▪P9

  ..續本文上一頁華嚴初講之祖、新羅之審詳亦親近其座下禀受大教。但是慧苑著有《刊定記》十五卷,雖曾表露英才之尖鋒。將一經分科、判教之方式,或教學中心,于十玄緣起組織等,想建立獨自的教學,與其師完全不同是另一種見解,是故後代認爲是一種異端之說而不依用。蓋後爲澄觀極力擯斥認爲是背師違立之徒。⑿(注釋:慧苑之優秀才能,由他所著《刊定記》,強力影響後代中可以看出,在日本最古之華嚴學者,奈良初期壽靈所著《五教章指事記》中,引用《刊定記》時,無所批判一點上可以看出。近代原始華嚴傳統,以智俨—法藏—慧苑叁祖並列(鈴木宗忠氏之「原始華嚴哲學之研究」)。)

  幾乎與法藏同時代之後輩李通玄(西元六叁五—七叁○年),著述有《新華嚴經論》四十卷、《決疑論》四卷、《略釋》一卷及其他數部。有關著述在本經結構上,不同于傳統所說。又解說經典前後全以實踐過程而組成,其整個教學的立場著重于行門實踐,此一傾向暗默中給與後來澄觀、宗密教學思想的影響力很大。其所說有過分的獨創性,與傳統的教學立場之間,隔了一層洪溝,因此一般將其論書,不過作爲參考而已。

  第四祖澄觀(西元七叁八—八叁九年),尊稱爲清涼大師。⒀(注釋:其傳記是《宋高僧傳》卷第五(大正五十·頁七叁七上),《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大正四十九·頁二九叁中下)等。但其生存年代稍有異說,若以《宋高僧傳》元和元年卒,春秋七十余,則彼生年是西元七叁八以前,西元八○年是彼去世之年。)出生于法藏殁後二十七年,是一未晤師面之弟子,與天臺學複興有功續之湛然同一時代。又當禅宗勃興時代,故其教學也受到彼等影響甚多。但他承繼法藏,已是華嚴一宗大成以後。當時法相宗勢力亦稍衰頹,所以性、相決判之態度頗爲突出。教學立場多根據于唐譯《華嚴經》,先後宣講《華嚴》五十余遍,因此其特色與法藏根據晉譯《華嚴》有所不同;然而,僅是依據翻譯二種經本之基礎上有異,但在教學上並無任何異見。又,當般若翻譯四十卷《華嚴經》(西元七九五—七九八年)時,曾參加其譯場。

  他的著作極多,《華嚴經疏》六十卷、《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九十卷、《華嚴略策》一卷等,是《華嚴經》之注解及綱要。特別是所編《華嚴經疏鈔玄談》九卷,爲後代最廣泛的研用。又有《叁聖圓融觀門》、《法界玄鏡》各一卷等。由于種種著述,推知他是一位具有廣博才能者。蓋因華嚴正宗是由慧苑弟子法诜所承傳,其他這受學,承受先人的影響甚多,故以澄觀教學包含有極多內容,特別如前所述,因他暗默中受到李通玄教學實踐的理解,據此,以建立爲他有用的立場是相當了然的。就中,從其觀門書中可以看出這一特點。例如《叁聖圓融觀門》一卷中說:先師法藏《探玄記》卷第十八⒁(注釋:大正藏第叁十五冊頁四五七中)中,〈入法界品〉關于文殊、普賢二聖之立場,最後相融于舍那法界,此二聖與舍那佛是因、果、理、智不可分,力唱因果融通,理智不二,在舍那風光中立腳于事事無礙立場,主要不是以義學對象來處理的。如澄觀在其《華嚴經演義鈔》卷第八十五卷⒂(注釋:大正藏第叁十六冊頁六六叁上。)中也觸及此問題,就叁聖圓融說,法藏所謂果分爲理門,因分爲事門,安立于理事(無礙)融通立場,由于事事無礙之緣起觀,毋甯是理觀,強調以即心成佛之性起觀爲特色。諸如此種意義,于《叁聖圓融觀門》直接的指示,很明顯的不得不說是受了李通玄甚多影響。

  從李通玄《新華嚴經論》所見⒃(注釋:卷第叁(大正叁十六·頁七叁八上)、卷第四(同上·頁七四五上)、卷第七(同上·頁七六一中)其他。),到處以叁聖之表法爲一經始終之手法,是以觀行來處理一切。然以澄于新譯《唐經》整理注釋時說,不應該說未曾看過李通玄之經注,因此,澄觀亦不能未注意到有關李通玄之叁聖圓融思想問題。⒄(注釋:參考作者之「叁聖圓融思想體系」(日本佛教學協會年報第十四年號二一二)。)唯澄觀在其著述中承受李通玄思想未有明白表示,因爲他始終特別重視傳統說。由于此,他對法藏直系弟子慧苑之非議,試以極力駁論。就經典解釋上,與法藏有差異的李通玄也從華嚴傳統中默殺出去,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而澄觀以學者良心,當時承受李通玄之事亦有所說明,例如《新華嚴經論》卷第二十⒅(注釋:大正藏第叁十六冊頁八五八上。),以上回向解說十度,正是繼承其說。如他記述說:「以上向配十度,即北京李長者之釋意。」⒆(注釋:《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第四十七(大正叁十六·頁叁六七下)。)蓋澄觀限守于行門爲本之立場,相同于李通玄之立場,對李長者內心敬意,不難想像。以此推定爲正確,再精查澄觀著述,則受李通玄影響在思想上有了反應,據所知,實不止此二、叁處。

  可是,無論怎麼說,後來由淨源上奏宋朝天子而有五祖相承說,決定澄觀相承上叁祖。同時,他自認與法藏爲師資關系,其教學傳統得自法藏而明了,故專誠尊敬法藏爲華嚴教學之大成者,善巧體得其深旨。縱使因時勢影響以及許多方面的學問,雖然禀承自他方之感化力,但徹底究明法藏極力強調的事事無礙即是事理無礙說,在四種法界體系上加強新的組織,于事事無礙上見事無礙,又由事理無礙立證事事無礙。同時對法藏安立緣起建立,毋甯說是著重于性起趣入。因爲教義之因果門更偏重固守行門爲本之立場,所以能見其教、禅融合之鋒芒。以華嚴之一心,體同于荷澤禅之靈知不昧之一心。又以如來不斷性惡,闡提不斷性善,染淨之緣起,其體不異一點上看來,是出發于天如性惡說,或者有所接觸,才有如此觀點。後代日本鳳潭、普寂妄評此爲異端,當示有幾分此種傾向是不可否定之事實。然而彼既已批評慧苑,由自己傳承法藏教學之方法,經仔細檢討,若有抵觸其教學根本,則足以表示他才能之鋒銳罷了。然而,認爲脫離了華嚴學傳統,也是不妥當的。

  其門下傳法者一百人,學徒一千人,爲人師者叁十八人,其中以宗密、僧睿爲最知名的受法俊才。

  第五祖宗密(西元七八○—八四一年),稱爲主鋒禅師,又尊稱爲定慧禅師。⒇(注釋:傳記是《宋高僧傳》卷第六(大正五十·而七四一下—),《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大正四十九·頁二九叁下),《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叁(大正五十一·頁叁○五下—)等。)初隨道圓學菏澤之南宗禅,後見澄觀《華嚴經疏》有感,成爲澄觀弟子,執師資禮,其往複書件今日沿可得見21(注釋:《圓覺經略疏注》卷下二(大正叁十九·頁五七六下—)〈主鋒定慧禅師遙禀清涼國師書〉。)。其中澄觀說:「如汝所解,猶如我心也。」事師最初二年中,晝夜不離身旁,接受指導。著書有二百余種之多,流傳于世。其中《圓覺經小疏》十二卷、《大疏鈔》二十六卷、《略疏》四卷等。《禅源諸诠集教序》四卷是《禅源諸诠集》(《主鋒蘭若禅藏》)一百卷中之殘帙而已,但很完善地傳下宗密教學之面目。其他所知其教學的有《注法界觀門》一卷、《普賢行願別行疏鈔》六卷、《行願疏科》一卷等,從這些著疏中知道他教學的一切。另外有《原人論》一卷,泛論儒、道,由二教說起而究明佛教的源奧。

  他的特色是教、禅一致,很明顯是傳承五教之判釋。有時認爲終、頓相同,又說頓、圓相通。其性起趣入說,以行門爲本之立場,完全同于澄觀。門下有傳奧、主鋒溫、太恭、太錫等人,未見有特殊華嚴優秀學者。

  3五祖以外之講學

  傳統五祖相承以後,在中國華嚴教學之消長榮衰,至此先予貼上終止符,將教學移入于日本,可說是一種追尋探索形式,此後在中國亦非全然無講學之實質。由宋代至元、明、清,其間隆替轉移,逐漸地見其教學之衰亡迄今。

  首先,澄觀、宗密去世後不久,繼承唐文宗後帝位之唐武宗,于會昌五年(西元八四五年)勅毀佛寺四千六百間,逼迫僧尼二十六萬人還俗,破潰佛像、鍾磬而鑄造銅錢、農具等暴政,所謂會昌法難出現①(注釋:《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大正四十九·頁叁八五下),《佛祖曆代通開載》卷第十六(同上·頁六叁七上)等,加上會昌叁年之法難。)。蓋因依道士赴歸真等進言,世稱叁武一宗之厄,爲第叁次教難。對于寺院佛像蒙受之害甚重,經典論書幾乎全部被廢毀,教學頓刻衰滅。不多時武宗崩,宣宗即位,雖再萌複興佛法之機運,但除禅宗以外,再無可看之經書。而且其後,五代末,後周世宗于顯德二年(西元九五五年)發勅限禁私度僧尼,勅限額外之寺院廢除,就是叁千叁百余所。又毀佛像、鍾磬,鑄造周通錢幣。因此佛教廢頹至極!佛教典籍幾乎散逸不存,華嚴教學完全被消失于無影無蹤!

  然而至赴宋興起,輔助佛教昌隆,高僧碩學輩出,眼見到宋朝佛教隆盛。關于華嚴,子瓊(西元九六五—一○叁八年)應是首屈一指之學者。著書有數種,《起信論筆削記》六卷、《科文》一卷,主要傳承宗密之學風。其師雖不明,但似受宗密弟子傳奧著述影響頗深。

  又,子瓊弟子淨源(西元一○一一—一○八八年),承受五臺承遷之華嚴學,有《原人論發微錄》叁卷、《妄盡還源觀鈔補解》一卷、《金師子章雲間類解》一卷很多著述,世稱爲華嚴中興之祖。當時由高麗入宋之義天,執弟子禮,事師于彼,在中國所散失華嚴典籍,多數由義天攜來,助成淨源講學及研究,想來功勞甚大。另外高麗之義天(西元一○○九—一一○一年)也有《圓宗文類》二十二卷、《新編諸宗教總錄》二卷之著作。歸國後,贈呈②(注釋:《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大正四十九·頁二九四上),《佛祖曆代通載》卷第十九(同上·頁六七二中。)淨源金書《華嚴經》叁種譯本一百八十卷,其功勞不可輕視。

  其次,在宋朝,對《五教章》有四大注釋家不得不提及。道亭之《五教章義苑》十卷、觀複之《五教章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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