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正理門論》六題
一、著者陳那小傳
陳那(Ｄignāga，亦稱作大域龍、域龍、方象，約400-480年間人)生于南印度新葉國(Pallava)鄰近首都香至(Kāňci)的星伽薄多城(Simhavaktra意譯師子口)，屬婆羅門種姓。據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說，他初從小乘犢子部的象授出家，但後來他對犢子部關于補特迦羅(Pudgala，意譯人我)的教義産生疑惑，因爲犢子部認爲補特迦羅與五蘊的關系是不即不離的，即既與五蘊不完全相同，又並非與五蘊相異，很難給它下一個定義，所以犢子部稱補特迦羅爲“不可說”。犢子部的這一主張，就是在事實上承認補特迦羅是實有的，是輪回轉世的主體。于是陳那向老師乞求教誡，大概象授的解答未能使陳那釋疑，于是陳那又通過自身的觀察來尋求答案。他白天打開所有的窗子，夜晚在四方點燈，赤身裸體，雙目眨動，看遍內外，卻不見補特迦羅的影子。老師問他爲何如此修行，他說，我理解遲鈍、智慧低劣，老師說的補特迦羅是什麼我沒有看到，怕是被什麼障礙遮蔽住了，所以這樣內外觀察。陳那的這番回答暗含著對老師的破斥，故象授以其違自教而將他逐出宗門。陳那本想據理反駁，但又怕違背禮儀，只得叩辭。後來陳那改從世親受業，學習了大小乘所有經典和因明。據說他最終能背誦五百部經典。
陳那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在南印度羯陵伽(Kali
gs，今奧裏薩邦)的樹林深處的山崖洞窟裏度過。據《大唐西域記》卷十說，其間他曾在案達羅國(
ndhra)瓶耆羅城西南一座孤山上的石窣堵波處住過一段時間，並于此作《因明正理門論》[1]。這是印度邏輯史上值得永遠銘志的一件大事。據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說，這期間那爛陀寺還發生與外道的大論爭，能言善辯的婆羅門哲學家蘇突阇耶也來挑戰，那爛陀寺的僧衆受到嚴重的理論威脅，因而召請陳那前來相助。陳那果然不負衆望，叁次擊敗蘇突羅阇耶，並逐一駁斥外道的諸種難诘，使之歸服。他在這所佛教最高學府住了較長一段時間，給僧衆講了許多經，並廣說《阿毗達磨俱舍論》，還寫了許多關于唯識和辯論的小論，據說有一百部之多。後來他又回到羯陵伽叢林裏的山洞裏潛修，並在這裏完成了以《正理門論》爲理論主幹、彙集自己以前所撰的關于知識論和邏輯論的諸種散論加以擴充而成的煌煌巨著——《集量論》。傳說陳那造《集量論》時先用石筆在岩壁上寫了四句歸敬頌：
歸敬爲量利諸趣，示現善逝救護者。
釋成量故集自論，于此總攝諸散義。
其時有一位名傑那波的婆羅門教徒乘陳那外出化緣時偷偷擦去頌文；于是陳那又寫了第二遍，結果又被擦去。陳那第叁次寫頌文時附言道：“如果出于嬉論而擦去，則請勿再擦；如認爲意義有誤，則請出來辯論！”傑那波又來偷擦時看好再擦，等陳那返回後即與辯論，但辯輸了叁次。陳那便按慣例要他歸順，那人卻仍不服輸，縱火燒毀了陳那的一些資具，逃逸而去。爲此陳那曾一度悲觀，傳說他受到文殊教誨，才發願造成《集量論》。他先寫了頌文，然後又作了自注。此論共分六品：現量品、爲自比量品、爲他比量品、觀喻似喻品、觀遮诠品、觀過類品。每一品均分兩部分：先立自宗、後破異執，即破外道如《論軌》、正理論、勝論、數論、觀行等邪見異說。後來他又到南方各地周遊，與許多外道辯論，一一製伏，從而獲得“辯論牛王”之稱。陳那的門徒遍布四方，而無一隨身侍從。最後他仍然回到羯陵伽的叢林深處，終了一生。
二、新因明的奠基之作
陳那在印度邏輯史上是一位裏程碑式的人物，他創立了新因明的邏輯系統，故被世人譽爲印度中古邏輯之父。
陳那的著述甚多，然梵本散佚殆盡，幸在漢譯和藏譯論藏中尚存有他的多部論著，其中與因明有關的漢譯論著有七種，即《因明正理門論》、《無想思塵論》、《觀所緣緣論》、《觀總相論頌》、《取因假設論》、《掌中論》(又譯解拳論)和《集量論》。另外，在《西藏大藏經》裏也收有陳那的因明論著多種。如《集量論》、《觀所緣緣論》、《觀叁時》、《因明抉擇》等。在上述論著中，以《正理門論》和《集量論》最爲重要，《正理門論》是陳那早年創立新因明的奠基之作，《集量論》則是陳那晚年總結知識論和因明論的巨著。
然而由于玄奘先期譯出《因明正理門論》而未譯《集量論》，而義淨雖譯出《集量論》而未能流傳下來，故在漢傳因明中還是奉《因明正理門論》爲圭臬。
《因明正理門論》雖然僅爲一卷，但內容富贍，條理井然。全文分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論述真能立(論證)和似能立(錯誤的論證)，以及現量(感覺量)與比量(推理量)。分四方面論述：一、論宗與似宗。其中先總說能立即是由宗、因、喻叁支組成的論式，再說立宗的准則(隨自意樂)，然後說五種宗過，又對古師所說的“宗因相違”作了剖析，認爲這不是宗的過失，而是因的過失。二、論因與似因。先說宗法即因，因須共許極成才能成立。又說因的十四種過失，計有四種不成因，六種不定因和四種相違因，並對同品和異品，以及九句因作了論析。叁、論喻與似喻。先說同法喻和異法喻，指出喻須由喻體(普遍命題)和喻依(喻例)兩部分組成，再說十種喻的過失，還論述了因叁相以及因、喻之間的關系，最後對能立與似能立功在悟他的性質作了論述。四、論現量與比量。先說四種現量和量果以及六種虛假的現量，然後說比量和比量智，指出比量智由兩種因引生。
第二部分論述能破(反駁)與似能破(錯誤的反駁)，以及墮負的問題。分叁方面論述：一、論能破，主要提出能破的界說。二、論似能破。陳那指出似能破分兩類：一類是無過妄斥，這種似能破亦稱“過類”；另一類是斥非其處，這類似破不屬于“過類”。然後陳那將過類審訂爲十四類二十一種，分別論說。叁、論負處，陳那不立負處，並提出略去負處的理由。
《正理門論》全面地闡述了陳那早期以論證和反破爲核心的邏輯思想，在這裏，獲取知識的方法即現量與比量只是作爲立量的必要條件加以闡說的。這與他晚年的做法不同，在《集量論》裏，他一反以立破爲核心的格局，而是先說現量和比量(爲自比量)，再說能立(爲他比量)和能破的，這樣的論述格局，顯然是將邏輯納入知識論的範疇，側重點有所不同。
叁、梵文題名和漢譯書名
《因明正理門論》的梵名據《至元錄》說是“彌牙壓·塗瓦啰·怛啰迦·沙悉特啰”(Nyāya-dvāra-tarka-
āstra)，《至元錄》所錄存的這一梵名應當是對照蕃本(即藏文本)所錄書名而來，不甚正確。其中“彌牙壓·塗瓦啰”(Nyāya-dvāra)意即“正理門”，“怛啰迦·沙悉特啰(tarka-
āstra)”意即“因明論”，合在一起即是《正理門因明論》。然“因明”一詞的梵語在窺基的《大疏》裏卻寫爲“醯都費陀”(Hetu-vidyā)，與蕃本及《至元錄》不同，故蕃本和《至元錄》以“怛啰迦”(tarka)爲“因明”一詞的原語當系誤傳。其實此書的原語當爲“彌牙壓·塗瓦啰”(Nyāya-dvāra)即《正理門》，而無“因明”等字。如陳那在《集量論》中曾說到“根據所有的自論”(Svanibandhavr
dalah)和“《正理門》”(Rigs-Pahi-Sgo=Nyāya-dvāra)寫成《集量論》的話，這裏所提及的即爲《正理門》[2]。
《正理門論》有兩個漢譯本，一是玄奘于貞觀二十叁年所譯的《因明正理門論本》，一是義淨所譯的《因明正理門論》。這兩個譯本都冠以“因明”二字，顯然，這是玄奘首先加上去的，以標舉其方法論的性質，義淨只是套用其名而已。不僅如此，義淨的譯本除了開頭部分加譯了一段釋文(計338字)外，其余譯文均錄自玄奘的譯本。而且義淨所加譯的這段釋文並非陳那的自釋，然義淨卻在這段釋文前冠以“論曰”二字，有與《正理門論》本文混淆之嫌。如果將這部分剔除不計的話，義淨的譯本就與玄奘所譯別無二致了，只是多加了幾個“頌曰”“論曰”而已。
再說一下玄奘譯題中的“本”字。玄奘和義淨的譯本大概原來是同名的，後來玄奘的譯題中多了一個“本”字，恐系後人所加，意在突顯以玄奘所譯爲本。事實亦是如此，後世均以玄奘所譯的《因明正理門論本》爲經典，而很少提及義淨的譯本，而且常常省稱玄奘的譯本爲《因明正理門論》。
四、關于《因明正理門論本》的譯年
《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八雲：
(永徽)六年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余又譯《理門論》。又先于弘福寺譯《因明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比量門，譯寮僧伍竟造文疏。時譯經僧棲玄將其論示尚藥奉禦呂才，才遂更張衢術，指其長短，作《因明注解立破義圖》[3]。
從這段記載裏可以了知叁點：第一，玄奘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夏五月庚午日(初一)譯出《理門論》一卷。第二，加上先前譯出的《因明論》，亦即于貞觀二十一年(647)譯出的《因明入正理論》一卷，令譯寮僧伍産生研習二論的興趣，並競造文疏。第叁，其時譯場中的綴文大德棲玄法師將“其論”抄示其幼少之舊呂才，呂才研習後作《因明注解立破義圖》。
不過棲玄抄示呂才的“其論”究系指何而言，是指玄奘新譯的《正理門論》，還是連同其前已譯的《入正理論》一起在內？[4]而且據《慈恩傳》說，從玄奘譯出《理門論》到呂才寫出《立破注解》，期間只有二個月的時間，這也是難以置信的。如《慈恩傳》引呂才《立破注解序》雲：
(棲玄)法師……是以先寫一通，故將見遺……其論即近至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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