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正理门论》六题
一、著者陈那小传
陈那(Ｄignāga，亦称作大域龙、域龙、方象，约400-480年间人)生于南印度新叶国(Pallava)邻近首都香至(Kāňci)的星伽薄多城(Simhavaktra意译师子口)，属婆罗门种姓。据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说，他初从小乘犊子部的象授出家，但后来他对犊子部关于补特迦罗(Pudgala，意译人我)的教义产生疑惑，因为犊子部认为补特迦罗与五蕴的关系是不即不离的，即既与五蕴不完全相同，又并非与五蕴相异，很难给它下一个定义，所以犊子部称补特迦罗为“不可说”。犊子部的这一主张，就是在事实上承认补特迦罗是实有的，是轮回转世的主体。于是陈那向老师乞求教诫，大概象授的解答未能使陈那释疑，于是陈那又通过自身的观察来寻求答案。他白天打开所有的窗子，夜晚在四方点灯，赤身裸体，双目眨动，看遍内外，却不见补特迦罗的影子。老师问他为何如此修行，他说，我理解迟钝、智慧低劣，老师说的补特迦罗是什么我没有看到，怕是被什么障碍遮蔽住了，所以这样内外观察。陈那的这番回答暗含着对老师的破斥，故象授以其违自教而将他逐出宗门。陈那本想据理反驳，但又怕违背礼仪，只得叩辞。后来陈那改从世亲受业，学习了大小乘所有经典和因明。据说他最终能背诵五百部经典。
陈那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南印度羯陵伽(Kali
gs，今奥里萨邦)的树林深处的山崖洞窟里度过。据《大唐西域记》卷十说，其间他曾在案达罗国(
ndhra)瓶耆罗城西南一座孤山上的石窣堵波处住过一段时间，并于此作《因明正理门论》[1]。这是印度逻辑史上值得永远铭志的一件大事。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说，这期间那烂陀寺还发生与外道的大论争，能言善辩的婆罗门哲学家苏突阇耶也来挑战，那烂陀寺的僧众受到严重的理论威胁，因而召请陈那前来相助。陈那果然不负众望，三次击败苏突罗阇耶，并逐一驳斥外道的诸种难诘，使之归服。他在这所佛教最高学府住了较长一段时间，给僧众讲了许多经，并广说《阿毗达磨俱舍论》，还写了许多关于唯识和辩论的小论，据说有一百部之多。后来他又回到羯陵伽丛林里的山洞里潜修，并在这里完成了以《正理门论》为理论主干、汇集自己以前所撰的关于知识论和逻辑论的诸种散论加以扩充而成的煌煌巨著——《集量论》。传说陈那造《集量论》时先用石笔在岩壁上写了四句归敬颂：
归敬为量利诸趣，示现善逝救护者。
释成量故集自论，于此总摄诸散义。
其时有一位名杰那波的婆罗门教徒乘陈那外出化缘时偷偷擦去颂文；于是陈那又写了第二遍，结果又被擦去。陈那第三次写颂文时附言道：“如果出于嬉论而擦去，则请勿再擦；如认为意义有误，则请出来辩论！”杰那波又来偷擦时看好再擦，等陈那返回后即与辩论，但辩输了三次。陈那便按惯例要他归顺，那人却仍不服输，纵火烧毁了陈那的一些资具，逃逸而去。为此陈那曾一度悲观，传说他受到文殊教诲，才发愿造成《集量论》。他先写了颂文，然后又作了自注。此论共分六品：现量品、为自比量品、为他比量品、观喻似喻品、观遮诠品、观过类品。每一品均分两部分：先立自宗、后破异执，即破外道如《论轨》、正理论、胜论、数论、观行等邪见异说。后来他又到南方各地周游，与许多外道辩论，一一制伏，从而获得“辩论牛王”之称。陈那的门徒遍布四方，而无一随身侍从。最后他仍然回到羯陵伽的丛林深处，终了一生。
二、新因明的奠基之作
陈那在印度逻辑史上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创立了新因明的逻辑系统，故被世人誉为印度中古逻辑之父。
陈那的著述甚多，然梵本散佚殆尽，幸在汉译和藏译论藏中尚存有他的多部论著，其中与因明有关的汉译论著有七种，即《因明正理门论》、《无想思尘论》、《观所缘缘论》、《观总相论颂》、《取因假设论》、《掌中论》(又译解拳论)和《集量论》。另外，在《西藏大藏经》里也收有陈那的因明论著多种。如《集量论》、《观所缘缘论》、《观三时》、《因明抉择》等。在上述论著中，以《正理门论》和《集量论》最为重要，《正理门论》是陈那早年创立新因明的奠基之作，《集量论》则是陈那晚年总结知识论和因明论的巨著。
然而由于玄奘先期译出《因明正理门论》而未译《集量论》，而义净虽译出《集量论》而未能流传下来，故在汉传因明中还是奉《因明正理门论》为圭臬。
《因明正理门论》虽然仅为一卷，但内容富赡，条理井然。全文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真能立(论证)和似能立(错误的论证)，以及现量(感觉量)与比量(推理量)。分四方面论述：一、论宗与似宗。其中先总说能立即是由宗、因、喻三支组成的论式，再说立宗的准则(随自意乐)，然后说五种宗过，又对古师所说的“宗因相违”作了剖析，认为这不是宗的过失，而是因的过失。二、论因与似因。先说宗法即因，因须共许极成才能成立。又说因的十四种过失，计有四种不成因，六种不定因和四种相违因，并对同品和异品，以及九句因作了论析。三、论喻与似喻。先说同法喻和异法喻，指出喻须由喻体(普遍命题)和喻依(喻例)两部分组成，再说十种喻的过失，还论述了因三相以及因、喻之间的关系，最后对能立与似能立功在悟他的性质作了论述。四、论现量与比量。先说四种现量和量果以及六种虚假的现量，然后说比量和比量智，指出比量智由两种因引生。
第二部分论述能破(反驳)与似能破(错误的反驳)，以及堕负的问题。分三方面论述：一、论能破，主要提出能破的界说。二、论似能破。陈那指出似能破分两类：一类是无过妄斥，这种似能破亦称“过类”；另一类是斥非其处，这类似破不属于“过类”。然后陈那将过类审订为十四类二十一种，分别论说。三、论负处，陈那不立负处，并提出略去负处的理由。
《正理门论》全面地阐述了陈那早期以论证和反破为核心的逻辑思想，在这里，获取知识的方法即现量与比量只是作为立量的必要条件加以阐说的。这与他晚年的做法不同，在《集量论》里，他一反以立破为核心的格局，而是先说现量和比量(为自比量)，再说能立(为他比量)和能破的，这样的论述格局，显然是将逻辑纳入知识论的范畴，侧重点有所不同。
三、梵文题名和汉译书名
《因明正理门论》的梵名据《至元录》说是“弥牙压·涂瓦啰·怛啰迦·沙悉特啰”(Nyāya-dvāra-tarka-
āstra)，《至元录》所录存的这一梵名应当是对照蕃本(即藏文本)所录书名而来，不甚正确。其中“弥牙压·涂瓦啰”(Nyāya-dvāra)意即“正理门”，“怛啰迦·沙悉特啰(tarka-
āstra)”意即“因明论”，合在一起即是《正理门因明论》。然“因明”一词的梵语在窥基的《大疏》里却写为“醯都费陀”(Hetu-vidyā)，与蕃本及《至元录》不同，故蕃本和《至元录》以“怛啰迦”(tarka)为“因明”一词的原语当系误传。其实此书的原语当为“弥牙压·涂瓦啰”(Nyāya-dvāra)即《正理门》，而无“因明”等字。如陈那在《集量论》中曾说到“根据所有的自论”(Svanibandhavr
dalah)和“《正理门》”(Rigs-Pahi-Sgo=Nyāya-dvāra)写成《集量论》的话，这里所提及的即为《正理门》[2]。
《正理门论》有两个汉译本，一是玄奘于贞观二十三年所译的《因明正理门论本》，一是义净所译的《因明正理门论》。这两个译本都冠以“因明”二字，显然，这是玄奘首先加上去的，以标举其方法论的性质，义净只是套用其名而已。不仅如此，义净的译本除了开头部分加译了一段释文(计338字)外，其余译文均录自玄奘的译本。而且义净所加译的这段释文并非陈那的自释，然义净却在这段释文前冠以“论曰”二字，有与《正理门论》本文混淆之嫌。如果将这部分剔除不计的话，义净的译本就与玄奘所译别无二致了，只是多加了几个“颂曰”“论曰”而已。
再说一下玄奘译题中的“本”字。玄奘和义净的译本大概原来是同名的，后来玄奘的译题中多了一个“本”字，恐系后人所加，意在突显以玄奘所译为本。事实亦是如此，后世均以玄奘所译的《因明正理门论本》为经典，而很少提及义净的译本，而且常常省称玄奘的译本为《因明正理门论》。
四、关于《因明正理门论本》的译年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云：
(永徽)六年五月庚午，法师以正译之余又译《理门论》。又先于弘福寺译《因明论》。此二论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轨，现、比量门，译寮僧伍竟造文疏。时译经僧棲玄将其论示尚药奉御吕才，才遂更张衢术，指其长短，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3]。
从这段记载里可以了知三点：第一，玄奘于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夏五月庚午日(初一)译出《理门论》一卷。第二，加上先前译出的《因明论》，亦即于贞观二十一年(647)译出的《因明入正理论》一卷，令译寮僧伍产生研习二论的兴趣，并竞造文疏。第三，其时译场中的缀文大德棲玄法师将“其论”抄示其幼少之旧吕才，吕才研习后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
不过棲玄抄示吕才的“其论”究系指何而言，是指玄奘新译的《正理门论》，还是连同其前已译的《入正理论》一起在内？[4]而且据《慈恩传》说，从玄奘译出《理门论》到吕才写出《立破注解》，期间只有二个月的时间，这也是难以置信的。如《慈恩传》引吕才《立破注解序》云：
(棲玄)法师……是以先写一通，故将见遗……其论即近至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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