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叁千五百人”(《元史·武宗本紀》)，參加營建施工的人數達一萬叁千九百人。可見當時工程規模之大。元代五臺山新建、重建寺院有萬聖國寺、大圓照寺、普恩寺、鐵瓦寺、壽甯寺、西壽甯寺、護國寺、金燈寺、望海寺、溫泉寺、石塔寺、清源寺等。元代興建的寺院，規定住僧叁百，住持由朝廷選派任命，朝廷並將大量土地賜與寺院。元代五臺山的寺院不僅擁有田産，還開采鐵礦，經商貿易，這就爲元代五臺山佛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過元代諸帝的崇建，蒙漢人民的信奉，五臺山在元代成爲兼弘漢地佛教和喇嘛教的聖地。
明清時代又是五臺山佛教興盛時期。出身于僧侶的明太祖朱元璋，十分看重佛教，以下諸帝也都崇信佛法，不斷地對五臺山遣使供養，建寺修刹。爲了籠絡蒙藏少數民族，特別重視喇嘛教，因此使五臺山自元代興始的喇嘛教，到了明清時期，發展到與漢地佛教等同的地位。永樂四年(1406)，明成祖派人到西藏迎請名僧哈裏麻到京，賜銮輿旌幢傘蓋之儀，遣使衛送于五臺山大顯通寺。永樂五年(1407)，命太監楊日升重修寺宇及舍利塔(即大白塔)，並首建塔院寺。第二年，敕五臺山十寺爲國祝厘，命五臺縣按月供給寺僧米糧，又將貝葉經及梵文經藏賜于大文殊寺(菩薩頂)。正統十年(1445)，明英宗敕造大藏經送普恩寺。萬曆二十八年(1600)，明神宗在五臺山設龍會，賜與五臺山僧人錫杖、衣缽一千二百付。明神宗李太後，亦舍錢于五臺山修建寺院。據明萬曆年間五臺山獅子窩寺鎮澄法師撰《清涼山志》記載，當時“臺內佛刹，凡六十八所”，“臺外佛刹，凡叁十六所”。萬曆十年(1582)，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在顯通寺講經時，百日之內，常住上牌一千衆，僧俗每日不下萬人，也可說明當時五臺山佛教之盛。
入關統治中原的清王朝，更是對佛教優加崇奉。從康熙開始，“國家綏柔蒙古，特興黃教。宏啓宗門，藉資控馭，由是中外刈安，邊民享日升平之福者逾二百祀。而清涼五頂以近鄰郊圻，歲或再至。懷柔最先，所以迓休祥而普樂利者，典尤巨焉”(《山西通志》)。國家非常重視利用黃教來加強中央政府和蒙古地區的聯系，史稱“以黃教綏柔蒙古”。從康熙年間至清末，朝廷將統轄內蒙古、青海佛教事務的大活佛章嘉呼圖克圖遷住五臺山鎮海寺，以鼓勵蒙古族佛教徒朝拜五臺山的辦法來融洽民族關系，穩定社會秩序。康熙皇帝曾赴臺山五次，敕建寺院五所。康熙二十二年(1683)將臺內十座漢廟(羅目候寺、壽甯寺、叁泉寺、玉花寺、七佛寺、金剛窟、善財洞、普庵寺、臺麓寺、湧泉寺)改爲黃廟(喇嘛寺)，和尚也一並改爲喇嘛。乾隆皇帝也赴臺山六次。由于朝廷對五臺山佛教的尊崇，因此五臺山佛教特別是喇嘛教極爲興盛。雍正時，五臺山已有規模宏大的黃廟26所，“黃衣僧恒千余人”(《五臺新志》)。嘉慶時，僅菩薩頂就有喇嘛561人，最多時達3，000余人。蒙藏佛教徒對五臺山崇仰達到了狂熱的程度，“內外蒙古進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絡繹不絕，檀施不絕”(同上)。“內外蒙古王公臺吉，驅駝馬牛羊數千裏，傾誠貢獻者，不絕于道”(袁希濤《遊五臺山記》)。在清代，五臺山佛教促進了漢、蒙、藏、滿各民族的團結，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安定。在五臺山黃教鼎盛的清代，漢地佛教也十分盛行。據光緒《山西通志》記載，清末，全山有青廟(漢地佛教寺廟)78所，僧侶人數亦在千人以上。
中華民國中期以後，由于社會動亂，許多人流離失所，人們把寺院當作避難之所。據有關資料統計，民國二十八年(1939)五臺山境內有寺院110所，僧尼2200人，其中喇嘛800余人。日軍侵占五臺山後，許多僧人不甘奴役，紛紛逃離，境內佛教急遽衰落，寺廟亦遭破壞。1946年，五臺縣解放，外逃僧人陸續返回。土地改革時，部分寺廟又遭破壞。建國初期，五臺山佛教仍堅持正常活動。“文革”十年，五臺山佛教亦受沖擊，寺廟多遭破壞。1978年以來，逐步落實宗教政策，國家撥款1000余萬元，修複寺廟30余座。五臺山現有自唐以來各個朝代寺廟50余座，常住僧200余人。夏季，遊方僧人很多，常有500至800人，目前，這些僧人過著正常的宗教生活。
2、五臺山佛教宗派及高僧
五臺山佛教，曆史悠久，幾經滄桑，本身就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縮影。在五臺山這個小舞臺上同樣演繹著中國佛教史的風雨興衰。自東晉十六國到現在的一千五百余年裏，五臺山佛教名僧輩出，僧才濟濟。各宗高僧來臺活動，都把五臺山作爲弘法傳宗的基地，使五臺山佛教呈現出顯密諸宗並弘，漢藏佛教共存的獨特風采。
華嚴宗《華嚴經》是大乘佛教重要典籍，是五臺山爲文殊道場的主要依據。從北魏時候起，五臺山一直是傳播、研習《華嚴經》的主體基地，華嚴學在五臺山興起最早。北魏太和初年，代京閹官劉謙之自慚形穢，入山修道，晝夜讀誦《華嚴經》，將此經傳入五臺山。後有懸甕山沙門靈辨于延昌四年(515)入五臺山清涼寺研習《華嚴》，至神龜叁年(520)，撰成《華嚴經論》100卷。隋時釋昙義及弟子昙訓，常居五臺山，每日諷誦《華嚴》一帙，以此爲恒，經年不息。佛光寺解脫大師及其弟子明曜，轉讀《華嚴》，曉夜無辍，還依《華嚴》作佛光觀。唐開元年間，著名華嚴學者李通玄曾至五臺山華嚴寺，研習華嚴經，後于五臺山南土垂方山著《華嚴經合論》120卷、《華嚴經大意》1卷、《華嚴決疑論》4卷。唐代著名高僧華嚴四祖澄觀也于大曆十一年(776)到五臺山華嚴寺修習華嚴學，後經四年寫出《華嚴經疏》60卷，有“華嚴疏主”之譽。在此書中，澄觀明確把清涼山定爲代州五臺山，使五臺山正式成爲文殊道場。澄觀開講新疏，影響日大，後爲進一步闡述自己的思想，又作《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抄》90卷。澄觀駐錫五臺山20年，講演《華嚴經》達50遍，使五臺山真正成爲當時華嚴學中心地之一，他自己因此功德被授以“清涼國師”的尊號，成爲五臺山佛教史上占有獨特地位的一代高僧。繼澄觀之後，華嚴五祖宗密亦于長慶元年(821)至五臺山弘傳華嚴教旨。此後五臺山僧人中弘傳華嚴宗的，還有後唐誠惠，後漢繼，北宋承遷及其弟子淨源。承遷著《華嚴經金師子章注》1卷，淨源著《華嚴經原人論發微錄》3卷、《華嚴經普賢行願修證儀》1卷、《華嚴經還源觀疏鈔補解》1卷，時稱“華嚴中興之祖。”元代真覺國師文才以及號爲“華嚴菩薩”的正順，都是五臺山研習《華嚴》的賢首大德。明代又有月川鎮澄法師、無盡慧定法師和契真道相法師弘傳華嚴。清代“闡教神師”達天通理亦是一代華嚴宗匠。
淨土宗北魏時，五臺山佛興寺高僧昙鸾是弘傳彌陀信仰的淨土祖師。他廣學內外經典，修持淨土法門，著有《往生論注》等，是五臺山淨土宗的先驅。唐大曆五年(770)，淨土宗四祖法照至五臺山華嚴寺，入念佛道場，弘傳淨土教義，創“五會念佛”，使學淨土者益衆。貞元十五年(779)，創立竹林寺，成爲唐代著名淨土道場。明代又有衤朱宏真可、憨山德清以及月潭倡導禅淨一致，歸心淨土。據民國年間統計，當時五臺的淨土教徒占全山僧尼人數的百分之九十。
律宗早在北魏太和末年(497)，法聰律師就在五臺山北臺(今碧山寺)爲衆開講《四分律》，這是中國佛教史上解律之始，弟子道覆曾錄爲《四分律疏》。隋代僧人惠龍精通律學，繼法聰律師以後，又在五臺山開講《四分律》。唐時，律宗創始人道宣律師曾至中臺宣講律學，使臺山律學轉變爲律宗，五臺山亦成爲中國北方著名的戒壇。唐代大和二年(828)，禁止諸州傳戒之時，天下數百戒壇，僅許五臺山、洛陽二處戒壇保留，足見五臺山戒壇在當時地位之高。以後，五臺山律宗延綿不絕，代不乏人，出了不少著名律師。如元代圓光法聞律師曾隱居臺山6年，研讀《大藏經》。至明代，雖然“談經者多，弘律者少”(《清涼山志》)，但五臺山律宗還相當盛行。宗林律師爲弘治年間登壇大戒主，曾任五臺山提督，對五臺山律宗有著很大的影響，他整頓綱紀，爲五臺山僧風的純正做了傑出的貢獻。被人稱爲“中興律祖”的古心如馨律師爲懇求戒法，叁逾寒暑，徒步跋涉來到五臺山，于此悟通大小乘律後，返回南京興建古林寺律宗道場。弟子寂光曾于萬曆年中在五臺山起皇壇傳戒，中興南山律宗。弟子遠清自幼出家五臺山，從如馨律師學律後，又返回五臺山，精研律部，傳戒授法，遂使五臺山法戒大盛。
禅宗早在隋時五臺山解脫和尚就習禅，作佛光觀。唐時五臺山有北宗神秀系的巨方禅師，荷澤神會系的神英禅師，南嶽懷讓、馬祖道一系的智通禅師、趙州從谂、木叉和尚、隱峰禅師，雪峰系的孚上座，沩仰宗的無著禅師等于此修習弘傳禅宗。五代時有五臺山真容院匡嗣禅師弘揚禅法。金代有鐵勤寺慧洪禅師精進不懈，勤修禅業。元時有臨濟一代宗師海雲印簡在五臺山弘法，清涼高僧真覺大師就曾從印簡咨決心要，印簡爲五臺山禅學的延續作了巨大貢獻，時人稱爲中興臨濟名匠。元明清時期，禅宗在五臺山居于主要地位，明時有碧峰禅師，明太祖曾爲他在五臺山敕建了普光寺；孤月禅師在成化年間在五臺山華嚴谷建普濟寺，後終于本寺，且有《清涼語錄》行世，另外還有大巍、寶印、無邊諸禅師在五臺山參究禅機，弘揚佛法。禅宗自創宗以來，一直是五臺山佛教中的一大派系，據1956年統計，全山445名僧人中，有禅僧163人。1983年統計，全山116名僧尼中，有禅宗僧人74人。
密宗五臺山密宗始興于唐。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印度僧人佛陀波利把他譯的《佛頂尊聖陀羅尼經》置于臺山諸寺，標志著密宗開始傳入。大曆五年(770)，密宗大師不空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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